華西協和大學曾是中國高等教育史上13所著名教會大學之一，也是20世紀初葉在中國西部地區所建立的第一所現代化意義的大學，校址位於四川成都華西壩。
抗日戰爭時期，成都華西壩和華西協和大學，以其寬廣的胸懷和滿腔的熱情，收留了從淪陷區西遷的中央大學醫學院、金陵大學、金陵女子文理學院、齊魯大學醫學院、東吳大學生物系和燕京大學，在這裡不分主客共同辦學，因此華西壩也成為當時保存和延續中國高等教育命脈的聖地之一。
華西協和大學創建於1910年3月11日，由英國、美國、加拿大三國基督教會的5個差會選址成都華西壩創辦，因此故名華西協和大學，而當時成都民眾也都戲稱為“五洋學堂”。
華西協和大學校門
這是一所全盤西化的大學，仿照牛津大學和劍橋大學的教學體制，初設文、理和教育三科，開設哲學、英文、中文、歷史、經濟學、物理、化學、生物、解剖學、教育學等課程，師資也大都來自牛津大學、劍橋大學、哈佛大學、耶魯大學、多倫多大學等歐美名校。
華西協和大學主要創始人和第一任校長畢啟（Joseph Beech）是一個出生在英國的美國人，1899年受基督教會差遣隻身來到中國，先後創建了“重慶求精中學”、“成都華美中學”和“成都華英中學”。
畢啟自1905年起開始籌建華西協和大學之日起，在中國創辦教育40餘載，直到1946年73歲時，才返回美國頤養天年。
1926年，張凌高以副校長身份主持華西協和大學校務，1931年，華西協和大學在國民政府教育部正式立案註冊，張凌高也正式出任華西協和大學校長，他也是首任華裔校長，張凌高苦心經營了20餘載，將華西協和大學建設和發展成為一所享譽中國且聞名世界的高等學府。
張凌高
張凌高（1890—1955）四川璧山人，1890年2月21日出生於四川省璧山縣一個銀匠之家，祖父、父親都是當地小有名氣的銀匠，在璧山縣城北街開了“雲泰號”銀匠鋪，以打製銀飾品為生。
1895年，張凌高被家人送入私塾讀書，由同鄉秀才教授四書五經和唐詩宋詞等古代典籍，少年時期的張凌高就顯露出過人的才華，不但學習勤奮聰穎睿智，而且有膽有識且能言善辯。
1904年，當地一個美國傳教士十分賞識張凌高的睿智，遂推薦其到美國人畢啟創辦的“重慶求精學堂”讀書，張凌高隻身一人前往重慶讀書。
張凌高十分珍惜求學機會，學習刻苦且成績優異，深得學校老師的器重，但後來其父病故，張凌高失去資助，面臨輟學的危險，幸得校長幫助，給了張凌高半工半讀的機會，才得以完成學業，張凌高深受教會思想的影響，不但加入了基督教，而且還與西方教會建立起密切的關係。
1909年，張凌高從“重慶求精學堂”畢業，被派遣至四川省永川縣城“福音堂小學”擔任校長，並投身於教會事務之中。1910年，張凌高又應邀返回母校“重慶求精學堂”擔任教員，開始其教書生涯。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義”爆發，當辛亥革命浪潮席捲山城重慶時，已經接受西方思想影響多年的張凌高欣喜若狂，帶頭剪掉了自己頭上的辮子。
1914年8月，張凌高考入華西協和大學文科，他在這所剛創辦不久的大學裡，接觸和閱讀了大量西方著作，學習成績也始終名列前茅，由於為人正派且富有正義感，深得教師與同學的信任。
當“五四運動”消息傳到成都後，華西協和大學積極響應“北京學生聯合會”號召，欲在全校罷課並上街遊行，遭到校方的阻撓，張凌高被公推為學生代表與校方進行交涉，在校長畢啟和部分外籍教師面前，張凌高侃侃而談，慷慨陳詞，將中國學生的愛國運動與美國獨立戰爭進行類比，終於說服校方同意，使參加遊行的學生隊伍走上街頭，張凌高流利的英語、良好的口才和卓越的表現力，給校長畢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畢啟先生
1919年7月，張凌高從華西協和大學畢業並獲文學學士學位，成為為數不多的文科畢業生之一，當年11月就被派往四川省資中縣“美以美會”擔任代理牧師。
1920年，張凌高前往美國芝加哥，入西北大學研究院攻讀碩士研究生，期間曾作為中國代表出席了“美以美會”世界大會，1922年9月，張凌高獲得西北大學文學碩士學位和神學學士學位。
1922年秋，張凌高學成歸國，繼續在資中縣“美以美會”擔任牧師，張凌高深受西方教會思想浸染，儘管其學識淵博，卻從不擺架子，能夠深入到普通民眾之中宣講基督教義，每當輪到他到教堂做禮拜時，教堂內總是座無虛席，他的宣講總是極富文采，並富有很強的感染力和號召力
張凌高信奉自由、平等、博愛思想，並且非常注重教育，頗具“教育救國”思想，他在赴美留學之前，就曾在資中縣創辦了學校或補習班，留學歸來之後，張凌高更強烈地認識到教育對一個國家的重要性，親自出任資中縣“進德女中”校長，還在“華美男中”兼任英語教師，經常募集辦學經費，並時常幫助學生解決一些實際困難。
1926年9月5日，英國軍艦肆意炮轟四川萬縣縣城，造成城內居民死亡604人，受傷398人，被炸燬民房千餘間，財產損失約2000萬元，史稱“萬縣慘案”。
“萬縣慘案”發生後，四川全省一片譁然，華西協和大學學生髮表宣言並上街遊行，聲討英帝國主義罪行，不但學生罷課，教職員工也罷工罷課，聲援學生的愛國之舉。
後來經過調停，學生同意復課，但前提條件之一就是“華大校務應有華人參與管理”，正是在這一背景之下，張凌高經華西協和大學同學會推薦，被華西協和大學理事部聘為副校長，參與學校管理，併兼任社會學和心理學教授。
張凌高儘管出身於華西協和大學，但出任副校長之職，也只是校方的權宜之計，對張凌高並不重視，實際上也僅是有名無實，張凌高對此也是心灰意冷，曾於1928年提出辭呈，但華西協和大學考慮到學校聲譽和學生日趨減少的實際狀況，張凌高還是於1930年被華西協和大學理事部推舉為代理校長，開始主導學校事務，而原任校長畢啟則改任教務長。
張凌高校長
張凌高積極申請和推動華西協和大學在國民政府教育部註冊立案，並指派專人負責主持申請註冊事務，旨在使華西協和大學在中國地位進一步合法化，經過多方運作，華西協和大學於1932年獲准註冊立案。
1932年3月，張凌高再度赴美，入位於新澤西州麥迪遜市的德魯大學研究生院攻讀博士學位，德魯大學是一所私立大學，以文科著稱全美，一年以後，張凌高以《採納美國福利方法用於華西》的博士論文，通過論文答辯並獲得哲學博士學位。
1933年9月，張凌高正式出任華西協和大學校長，此時正值中華民國發展黃金時期，華西協和大學也進入快速發展軌道，張凌高盛情邀請一些著名學者到華西協和大學執教，早期學者有龔向農、李培甫、龐石帚、魏時珍、周太玄、畢天民、沈嗣莊、李思純、朱少濱等人。
抗戰時期，一些大後方學者，在張凌高的熱情邀請之下來到華西壩，華西壩一時著名學者雲集，其中包括陳寅恪、吳宓、蒙文通、顧頡剛、蕭公權、錢穆、徐中舒、梁漱溟、何魯之、李方桂、呂叔湘等文史學者，還有生物學家劉承釗、地理學家劉恩蘭、數學家賴樸吾、魏時珍、天文學家李曉舫、皮革學家張銓等科學家，形成了華西壩鼎盛時期，這一教育和文化現象，至今還少有學者涉獵和研究，其歷史地位還有待評價。
五大學教師合影
華西協和大學始終秉承“愛人如己、尊師重道、精誠無間”的辦學理念，在此基礎上，張凌高又提出了“以博愛犧牲服務之精神，培養高尚品格，教授高深學術，造就專門人才，適應社會之需要”的新要求。
張凌高認為：“如果培養的學生不能服務於社會，不能到基層和邊疆服務，那麼這樣的教育註定是失敗的。”張凌高對教育能有這樣的認識，即便在今天，仍然具有很大的現實指導意義。
張凌高出任華西協和大學之後，學校規模不斷擴大，校舍、圖書館、育德宿舍、女子宿舍、製藥廠先後建成。
為符合國民政府教育部辦大學的規定，又陸續成立了文學院、理學院、醫學院、教育學院等及農業、染色、製革等應用專業，創辦了《華西學報》、《華大校刊》、《華西邊疆學會雜誌》等期刊。
“七七事變”之後，地處北平、上海、南京等地的高等學校紛紛內遷西南、西北地區，淪陷區大批流亡學生也大量湧入四川、雲南、貴州等地。
華西協和大學以滿腔的熱情接納了來自淪陷區的中央大學醫學院、金陵大學、金陵女子文理學院、齊魯大學醫學院、東吳大學生物系和燕京大學。
張凌高動員學校各單位騰出教室、禮堂、實驗室、宿舍等，安排遷至華西壩的五校師生，還積極遊說“紐約聯合託事部”撥款5000美金，協助五校建起各自的校舍。
張凌高領銜倡議華西壩5所大學校長定期召開聯席會議，實施聯合辦學，各校資源共享，這一舉措使華西壩名聲大噪，尤其是醫學名醫雲集，文化學者沙龍不斷，成為當時一道亮麗的風景，成為戰時“錦城文化區”的代名詞。
左起：戚壽南、吳貽芳、陳裕光、張凌高、湯吉禾
當時華西壩有文、理、法、醫、農五類專業，近70個系之多，學生人數達3000多人，與當時西南聯合大學人數相當，可謂是戰時中國規模最大、學科設置最完整的大學之一，教授可跨校授課，學生可自由選課，各校互認學分，名人學者雲集，各種講座、社團活動層出不窮，甚至在去廁所方便時都能時常遇到著名的大學者，中西方文化交融在華西壩呈現出前所未有的盛況，當時華西壩的通用語言甚至是英語，由此可見一斑。
儘管風景這邊獨好，但當時的辦學條件畢竟是艱苦的，物價飛漲，學校經費短缺，師生基本生活時常陷入困境，張凌高經常四處遊說，為五校師生爭取利益，確保學校能夠正常運轉，師生基本生活得以保證。
張凌高曾在一次講話中說：“無論時局是何等艱苦，能開學就開學，多上一節課，就多上一節課，這都是學校上所以報效國家，下所以成全學生。”
正是由於張凌高的接納和支持，當時“五校”才能在華西壩立足、生存和發展，可以想象，如果沒有張凌高的支持是絕對不可能的，張凌高可謂勞苦功高且居功至偉，其卓越的歷史功績不應該被刻意遺忘，畢竟那是一段真實的歷史存在，而且是延續中華民族高等教育文脈的崇高之舉，也成就了張凌高是一位卓越教育家的地位。
五大學校舉行畢業典禮
隨著華西協和大學辦學規模的擴大，來自教會的經費卻沒有顯著增加，為了維持學校的生存和發展，張凌高不得不多方籌措辦學經費，他相繼聘請馮玉祥、孔祥熙、朱家驊等政府政要擔任名譽董事，聘請時任四川省主席張群，時任交通部長張嘉熬、副部長盧作孚，四川省建設廳長何北衡等人出任校董。
為了華西協和大學可持續發展，張凌高不得不仰仗國民政府高官的支持，他曾作聯以自嘲：“休誇厚祿高官，宦海終成孽海；還是勤耕苦讀，花香更有書卷。”
1941年春，美國作家海明威訪問中國時，曾在成都華西壩體育館進行演講，面對擠得水洩不通的聽眾，海明威作了吼叫一般的演講，在華西壩掀起一股狂熱的浪潮。
1942年秋，美國總統羅斯福特使溫德爾·威爾基訪問了華西壩，並對華西壩師生髮表了風趣幽默的演講，威爾基特使在進行演講時，由時任燕京大學校長梅貽寶同步翻譯。
威爾基（右）在演講；梅貽寶（左）進行翻譯
1943年，李約瑟博士又在華西壩掀起了一股“李旋風”，這位英國著名生物學家和科學技術史專家，在華西壩進行了12場精彩的演講，可謂是觀者如潮，而這一切都與張凌高的竭誠邀請是分不開的。
1945年8月，中國取得抗戰勝利的時候，華西協和大學已經是蜚聲海內外的一所著名高等學府，尤其是牙科、醫科最為著名，當時無論是社會上的達官貴人，還是政府官員，都曾慕名到華西協和大學看牙醫，甚至連蔣介石也到華西牙科鑲配假牙。
1946年4月，華西協和大學舉辦了慶祝張凌高任校長20週年紀念活動，自從他1926年出任副校長以來，張凌高已經執掌華西協和大學20年了，時間如此之長，在國內大學校長中實屬罕見，《華西協和大學校刊》也推出專刊特輯以紀念。
華西壩校園
由於張凌高常年操勞學校事務，可謂是鞠躬盡瘁，嚴重損害了他的健康，他患上了哮喘病，最終惡化為肺氣腫。
1947年，張凌高病情日趨嚴重，已經不能堅持正常工作，遂向學校董事會提出辭呈，離開了他服務20多年的華西協和大學，張凌高一生淡泊名利，由於經常資助學生，接濟生活困難的員工，並沒有留下多少積蓄，辭職後的張凌高一度生活陷入困境，主要依靠子女和親屬資助維持基本生活。
賦閒在家的張凌高被張幼儀之兄張君勱遊說加入了“中國民主社會黨”，並出任民社黨中央常委、四川省黨部主任委員，此黨由“中國國家社會黨”和“民主憲政黨”組成，1946年8月14日在上海成立，其宗旨是“以民主方法實現民主社會主義的國家”。
張君勱是“中國民主社會黨”的主要創始人，也是當時非常有影響力的政治家和哲學家，他曾主持起草了《中華民國憲法》，因此被譽為“中華民國憲法之父”，張君勱於1948年12月被中共列為“43位戰犯”中的最後一名。
1950年1月12日，成都軍管會派人進駐並接管了華西協和大學，1951年10月6日，中國政府正式從外國教會手中收回了華西協和大學教育主權。
1952年，在全國高等院校調整中，華西協和大學被拆分，結束了其在華夏大地的歷史使命，在中國高等教育史上永久地消失了，最終也被歲月的長河所塵封和湮滅。
而張凌高則在解放初期的“鎮壓反革命運動”中被拘捕關押，並於1954年以“反革命分子”被判刑，究其主要原因，還是因為一介書生捲入了政治漩渦。
1955年3月5日，張凌高因心力衰竭病死於監獄之中，終年65歲，直到1986年，四川省高級人民法院才撤銷了對他的刑事判決。
閱讀更多 林海青蛙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