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西协和大学曾是中国高等教育史上13所著名教会大学之一，也是20世纪初叶在中国西部地区所建立的第一所现代化意义的大学，校址位于四川成都华西坝。
抗日战争时期，成都华西坝和华西协和大学，以其宽广的胸怀和满腔的热情，收留了从沦陷区西迁的中央大学医学院、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齐鲁大学医学院、东吴大学生物系和燕京大学，在这里不分主客共同办学，因此华西坝也成为当时保存和延续中国高等教育命脉的圣地之一。
华西协和大学创建于1910年3月11日，由英国、美国、加拿大三国基督教会的5个差会选址成都华西坝创办，因此故名华西协和大学，而当时成都民众也都戏称为“五洋学堂”。
华西协和大学校门
这是一所全盘西化的大学，仿照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教学体制，初设文、理和教育三科，开设哲学、英文、中文、历史、经济学、物理、化学、生物、解剖学、教育学等课程，师资也大都来自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多伦多大学等欧美名校。
华西协和大学主要创始人和第一任校长毕启（Joseph Beech）是一个出生在英国的美国人，1899年受基督教会差遣只身来到中国，先后创建了“重庆求精中学”、“成都华美中学”和“成都华英中学”。
毕启自1905年起开始筹建华西协和大学之日起，在中国创办教育40余载，直到1946年73岁时，才返回美国颐养天年。
1926年，张凌高以副校长身份主持华西协和大学校务，1931年，华西协和大学在国民政府教育部正式立案注册，张凌高也正式出任华西协和大学校长，他也是首任华裔校长，张凌高苦心经营了20余载，将华西协和大学建设和发展成为一所享誉中国且闻名世界的高等学府。
张凌高
张凌高（1890—1955）四川璧山人，1890年2月21日出生于四川省璧山县一个银匠之家，祖父、父亲都是当地小有名气的银匠，在璧山县城北街开了“云泰号”银匠铺，以打制银饰品为生。
1895年，张凌高被家人送入私塾读书，由同乡秀才教授四书五经和唐诗宋词等古代典籍，少年时期的张凌高就显露出过人的才华，不但学习勤奋聪颖睿智，而且有胆有识且能言善辩。
1904年，当地一个美国传教士十分赏识张凌高的睿智，遂推荐其到美国人毕启创办的“重庆求精学堂”读书，张凌高只身一人前往重庆读书。
张凌高十分珍惜求学机会，学习刻苦且成绩优异，深得学校老师的器重，但后来其父病故，张凌高失去资助，面临辍学的危险，幸得校长帮助，给了张凌高半工半读的机会，才得以完成学业，张凌高深受教会思想的影响，不但加入了基督教，而且还与西方教会建立起密切的关系。
1909年，张凌高从“重庆求精学堂”毕业，被派遣至四川省永川县城“福音堂小学”担任校长，并投身于教会事务之中。1910年，张凌高又应邀返回母校“重庆求精学堂”担任教员，开始其教书生涯。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当辛亥革命浪潮席卷山城重庆时，已经接受西方思想影响多年的张凌高欣喜若狂，带头剪掉了自己头上的辫子。
1914年8月，张凌高考入华西协和大学文科，他在这所刚创办不久的大学里，接触和阅读了大量西方著作，学习成绩也始终名列前茅，由于为人正派且富有正义感，深得教师与同学的信任。
当“五四运动”消息传到成都后，华西协和大学积极响应“北京学生联合会”号召，欲在全校罢课并上街游行，遭到校方的阻挠，张凌高被公推为学生代表与校方进行交涉，在校长毕启和部分外籍教师面前，张凌高侃侃而谈，慷慨陈词，将中国学生的爱国运动与美国独立战争进行类比，终于说服校方同意，使参加游行的学生队伍走上街头，张凌高流利的英语、良好的口才和卓越的表现力，给校长毕启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毕启先生
1919年7月，张凌高从华西协和大学毕业并获文学学士学位，成为为数不多的文科毕业生之一，当年11月就被派往四川省资中县“美以美会”担任代理牧师。
1920年，张凌高前往美国芝加哥，入西北大学研究院攻读硕士研究生，期间曾作为中国代表出席了“美以美会”世界大会，1922年9月，张凌高获得西北大学文学硕士学位和神学学士学位。
1922年秋，张凌高学成归国，继续在资中县“美以美会”担任牧师，张凌高深受西方教会思想浸染，尽管其学识渊博，却从不摆架子，能够深入到普通民众之中宣讲基督教义，每当轮到他到教堂做礼拜时，教堂内总是座无虚席，他的宣讲总是极富文采，并富有很强的感染力和号召力
张凌高信奉自由、平等、博爱思想，并且非常注重教育，颇具“教育救国”思想，他在赴美留学之前，就曾在资中县创办了学校或补习班，留学归来之后，张凌高更强烈地认识到教育对一个国家的重要性，亲自出任资中县“进德女中”校长，还在“华美男中”兼任英语教师，经常募集办学经费，并时常帮助学生解决一些实际困难。
1926年9月5日，英国军舰肆意炮轰四川万县县城，造成城内居民死亡604人，受伤398人，被炸毁民房千余间，财产损失约2000万元，史称“万县惨案”。
“万县惨案”发生后，四川全省一片哗然，华西协和大学学生发表宣言并上街游行，声讨英帝国主义罪行，不但学生罢课，教职员工也罢工罢课，声援学生的爱国之举。
后来经过调停，学生同意复课，但前提条件之一就是“华大校务应有华人参与管理”，正是在这一背景之下，张凌高经华西协和大学同学会推荐，被华西协和大学理事部聘为副校长，参与学校管理，并兼任社会学和心理学教授。
张凌高尽管出身于华西协和大学，但出任副校长之职，也只是校方的权宜之计，对张凌高并不重视，实际上也仅是有名无实，张凌高对此也是心灰意冷，曾于1928年提出辞呈，但华西协和大学考虑到学校声誉和学生日趋减少的实际状况，张凌高还是于1930年被华西协和大学理事部推举为代理校长，开始主导学校事务，而原任校长毕启则改任教务长。
张凌高校长
张凌高积极申请和推动华西协和大学在国民政府教育部注册立案，并指派专人负责主持申请注册事务，旨在使华西协和大学在中国地位进一步合法化，经过多方运作，华西协和大学于1932年获准注册立案。
1932年3月，张凌高再度赴美，入位于新泽西州麦迪逊市的德鲁大学研究生院攻读博士学位，德鲁大学是一所私立大学，以文科著称全美，一年以后，张凌高以《采纳美国福利方法用于华西》的博士论文，通过论文答辩并获得哲学博士学位。
1933年9月，张凌高正式出任华西协和大学校长，此时正值中华民国发展黄金时期，华西协和大学也进入快速发展轨道，张凌高盛情邀请一些著名学者到华西协和大学执教，早期学者有龚向农、李培甫、庞石帚、魏时珍、周太玄、毕天民、沈嗣庄、李思纯、朱少滨等人。
抗战时期，一些大后方学者，在张凌高的热情邀请之下来到华西坝，华西坝一时著名学者云集，其中包括陈寅恪、吴宓、蒙文通、顾颉刚、萧公权、钱穆、徐中舒、梁漱溟、何鲁之、李方桂、吕叔湘等文史学者，还有生物学家刘承钊、地理学家刘恩兰、数学家赖朴吾、魏时珍、天文学家李晓舫、皮革学家张铨等科学家，形成了华西坝鼎盛时期，这一教育和文化现象，至今还少有学者涉猎和研究，其历史地位还有待评价。
五大学教师合影
华西协和大学始终秉承“爱人如己、尊师重道、精诚无间”的办学理念，在此基础上，张凌高又提出了“以博爱牺牲服务之精神，培养高尚品格，教授高深学术，造就专门人才，适应社会之需要”的新要求。
张凌高认为：“如果培养的学生不能服务于社会，不能到基层和边疆服务，那么这样的教育注定是失败的。”张凌高对教育能有这样的认识，即便在今天，仍然具有很大的现实指导意义。
张凌高出任华西协和大学之后，学校规模不断扩大，校舍、图书馆、育德宿舍、女子宿舍、制药厂先后建成。
为符合国民政府教育部办大学的规定，又陆续成立了文学院、理学院、医学院、教育学院等及农业、染色、制革等应用专业，创办了《华西学报》、《华大校刊》、《华西边疆学会杂志》等期刊。
“七七事变”之后，地处北平、上海、南京等地的高等学校纷纷内迁西南、西北地区，沦陷区大批流亡学生也大量涌入四川、云南、贵州等地。
华西协和大学以满腔的热情接纳了来自沦陷区的中央大学医学院、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齐鲁大学医学院、东吴大学生物系和燕京大学。
张凌高动员学校各单位腾出教室、礼堂、实验室、宿舍等，安排迁至华西坝的五校师生，还积极游说“纽约联合托事部”拨款5000美金，协助五校建起各自的校舍。
张凌高领衔倡议华西坝5所大学校长定期召开联席会议，实施联合办学，各校资源共享，这一举措使华西坝名声大噪，尤其是医学名医云集，文化学者沙龙不断，成为当时一道亮丽的风景，成为战时“锦城文化区”的代名词。
左起：戚寿南、吴贻芳、陈裕光、张凌高、汤吉禾
当时华西坝有文、理、法、医、农五类专业，近70个系之多，学生人数达3000多人，与当时西南联合大学人数相当，可谓是战时中国规模最大、学科设置最完整的大学之一，教授可跨校授课，学生可自由选课，各校互认学分，名人学者云集，各种讲座、社团活动层出不穷，甚至在去厕所方便时都能时常遇到著名的大学者，中西方文化交融在华西坝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盛况，当时华西坝的通用语言甚至是英语，由此可见一斑。
尽管风景这边独好，但当时的办学条件毕竟是艰苦的，物价飞涨，学校经费短缺，师生基本生活时常陷入困境，张凌高经常四处游说，为五校师生争取利益，确保学校能够正常运转，师生基本生活得以保证。
张凌高曾在一次讲话中说：“无论时局是何等艰苦，能开学就开学，多上一节课，就多上一节课，这都是学校上所以报效国家，下所以成全学生。”
正是由于张凌高的接纳和支持，当时“五校”才能在华西坝立足、生存和发展，可以想象，如果没有张凌高的支持是绝对不可能的，张凌高可谓劳苦功高且居功至伟，其卓越的历史功绩不应该被刻意遗忘，毕竟那是一段真实的历史存在，而且是延续中华民族高等教育文脉的崇高之举，也成就了张凌高是一位卓越教育家的地位。
五大学校举行毕业典礼
随着华西协和大学办学规模的扩大，来自教会的经费却没有显著增加，为了维持学校的生存和发展，张凌高不得不多方筹措办学经费，他相继聘请冯玉祥、孔祥熙、朱家骅等政府政要担任名誉董事，聘请时任四川省主席张群，时任交通部长张嘉熬、副部长卢作孚，四川省建设厅长何北衡等人出任校董。
为了华西协和大学可持续发展，张凌高不得不仰仗国民政府高官的支持，他曾作联以自嘲：“休夸厚禄高官，宦海终成孽海；还是勤耕苦读，花香更有书卷。”
1941年春，美国作家海明威访问中国时，曾在成都华西坝体育馆进行演讲，面对挤得水泄不通的听众，海明威作了吼叫一般的演讲，在华西坝掀起一股狂热的浪潮。
1942年秋，美国总统罗斯福特使温德尔·威尔基访问了华西坝，并对华西坝师生发表了风趣幽默的演讲，威尔基特使在进行演讲时，由时任燕京大学校长梅贻宝同步翻译。
威尔基（右）在演讲；梅贻宝（左）进行翻译
1943年，李约瑟博士又在华西坝掀起了一股“李旋风”，这位英国著名生物学家和科学技术史专家，在华西坝进行了12场精彩的演讲，可谓是观者如潮，而这一切都与张凌高的竭诚邀请是分不开的。
1945年8月，中国取得抗战胜利的时候，华西协和大学已经是蜚声海内外的一所著名高等学府，尤其是牙科、医科最为著名，当时无论是社会上的达官贵人，还是政府官员，都曾慕名到华西协和大学看牙医，甚至连蒋介石也到华西牙科镶配假牙。
1946年4月，华西协和大学举办了庆祝张凌高任校长20周年纪念活动，自从他1926年出任副校长以来，张凌高已经执掌华西协和大学20年了，时间如此之长，在国内大学校长中实属罕见，《华西协和大学校刊》也推出专刊特辑以纪念。
华西坝校园
由于张凌高常年操劳学校事务，可谓是鞠躬尽瘁，严重损害了他的健康，他患上了哮喘病，最终恶化为肺气肿。
1947年，张凌高病情日趋严重，已经不能坚持正常工作，遂向学校董事会提出辞呈，离开了他服务20多年的华西协和大学，张凌高一生淡泊名利，由于经常资助学生，接济生活困难的员工，并没有留下多少积蓄，辞职后的张凌高一度生活陷入困境，主要依靠子女和亲属资助维持基本生活。
赋闲在家的张凌高被张幼仪之兄张君劢游说加入了“中国民主社会党”，并出任民社党中央常委、四川省党部主任委员，此党由“中国国家社会党”和“民主宪政党”组成，1946年8月14日在上海成立，其宗旨是“以民主方法实现民主社会主义的国家”。
张君劢是“中国民主社会党”的主要创始人，也是当时非常有影响力的政治家和哲学家，他曾主持起草了《中华民国宪法》，因此被誉为“中华民国宪法之父”，张君劢于1948年12月被中共列为“43位战犯”中的最后一名。
1950年1月12日，成都军管会派人进驻并接管了华西协和大学，1951年10月6日，中国政府正式从外国教会手中收回了华西协和大学教育主权。
1952年，在全国高等院校调整中，华西协和大学被拆分，结束了其在华夏大地的历史使命，在中国高等教育史上永久地消失了，最终也被岁月的长河所尘封和湮灭。
而张凌高则在解放初期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中被拘捕关押，并于1954年以“反革命分子”被判刑，究其主要原因，还是因为一介书生卷入了政治漩涡。
1955年3月5日，张凌高因心力衰竭病死于监狱之中，终年65岁，直到1986年，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才撤销了对他的刑事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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