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美貿易現狀
特朗普就任總統已一年有餘，較其上任之初，美國貿易赤字規模繼續擴大。去年新增了600億美元的貿易赤字，要想完成其所宣稱的消滅貿易赤字的目標，對特朗普來說，緊迫性不言而喻。據美國商務部的最新統計顯示，美國貿易逆差創下９年來最高紀錄：2017年，美國商品和服務貿易逆差較前一年飆升12.1%，達5660億美元，創下2008年以來新高；其佔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為2.9%，也高於2016年的2.7%。
縮減中美貿易逆差可選擇使用匯率或關稅等經濟手段。縮減貿易逆差，尤其是中美之間的逆差，單純從美國以往發起的貿易爭端來看，特朗普政府可能採取的方案有兩個，一是逼迫人民幣升值，間接削弱中國產品的競爭力；二是更為直接的對中國出口品加徵關稅。
實際情況中匯率與我國出口的關係並不完全符合理論預期，關稅更符合美國戰略目的。施壓人民幣升值，從實際情況看，不是特朗普政府的第一選擇。因人民幣升值一來不由美國完全掌控，而且實際情況分析發現，其對美國逆轉中美貿易逆差的趨勢作用有限。關稅政策完全由美國主導，同時將能夠起到“精準打擊”的作用，利於達到美國的戰略目的。
二、中美貿易談判的籌碼——匯率
（一）匯率應該是貿易戰首選
80 年代美國對日本打貿易戰即從匯率入手。從純理論的角度，匯率升值將會影響出口產品競爭力，從而對經濟狀況產生種種不良影響。事實上，上世紀八十年代美國削弱日本的競爭力，就是從匯率入手。從《廣場協議》迫使日元升值開始，日元對美元1985-1995年間升值70%以上。配合一系列貿易手段的連環出擊，最終給日本帶來了“失去的十年”。
美國本輪對戰中國，為何不繼續選擇匯率作為突破口。出口作為拉動中國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之一，理論上來說應該對人民幣匯率有著敏感的反映，而且，在一個美元定價的世界裡，人民幣對美元匯率的升值是對出口產品價格有決定性意義的。況且，2017年中國經濟超預期的增長，相當程度上是出口的超預期表現的拉動。一旦美國施壓人民幣匯率，出口會受到怎樣的影響是一個值得關注的問題。從“811”匯改以來，以人民幣兌美元的高位6.95計算，目前人民幣升值僅9%左右。本輪貿易戰中，美國為何不再強調匯率？未來美國是否會繼續要求人民幣持續升值？我們需從人民幣匯率變動對中國出口的影響入手，尋找其背後的原因。
（二）實際與理論的背離，人民幣升值帶來了出口的增長
1.人民幣升值週期對應出口增長週期，貶值對應出口疲軟週期
實際情況中，人民幣匯率與我國出口為正向協同，與理論不符。我們發現，自人民幣在2012年之後升入6.0-7.0區間開始，人民幣匯率的走勢與出口之間的實際變化，逐步開始與理論相背離。從直覺上來說，人民幣升值應該對應出口衰退，相反人民幣貶值將會刺激出口。但事實上，2012年至2015年之間，人民幣持續升值，對應出口也處於上行區間。2015年8.11匯改之後，人民幣逐步走貶，而對出口的幫助僅維持了幾個月，很快出口也開始掉頭向下。2016年，人民幣穩住陣腳，企穩回升後，出口也再次走出了同向變化。
匯率是貨幣的互換價格，其變動決定於貨幣的供求，同時匯率也影響著外匯供求。而外匯供求來自於兩種活動，一種是貿易流動，即所謂經常賬戶，一種是資本流動，即所謂資本和金融賬戶。因此，對於這種反常的現象，我們認為有兩方面原因：一方面，從貿易來看，中國在全球價值鏈中處於中間位置，匯率不僅影響產品出口，也影響原料材料進口；另一方面，從資本流動來看，出口表現作為經濟預期的重要支柱，將會對資本流動產生重要影響，進而影響匯率。另外，由於訂單生產是國際貿易中的主要形式，匯率變動對出口的影響也存在著一定的滯後性。
2.進口-加工-出口模式：匯率同時影響進出口
中國出口多為加工貿易。從貨物貿易來看，中國在全球價值鏈中處於中游地位，也就是說，中國主要是作為加工者的角色參與全球生產活動的，通過加工原料、材料，將產成品銷往歐美髮達國家地區。
出口中的來料加工產品，其原材料進口同樣受匯率影響，往往主導成品的出口價格。因此，從投入品來源這個角度來看，我們可以把中國的出口產品分為兩類，一類是原材料與成品主要由本國自產，例如服裝，鞋襪等產業，是同中國的紡織、印染、化工產業結合在一起的，在這種行業中，匯率只在出口時產生作用，人民幣升值將會對此種產品出口造成壓力，而人民幣貶值對此種產品則是個利好消息。另一類是投入品主要依賴於進口的加工貿易，比如集成電路、手機等產業，投入品很大程度上需要進口，對於此種行業，一旦人民幣貶值，其中間投入品的成本將迅速上升，從而抬升了出口產品的生產成本，這一定程度上抵消了貨幣貶值的刺激作用。
集成電路正是來料加工的典型分項，其出口與人民幣匯率即成正向變動。如我國鼓勵發展的集成電路，其出口額在人民幣貶值週期中，出口基本處於下行區間，而在人民幣升值週期中，其出口則跟隨人民幣上升。雖然，8.11匯改之後，人民幣迅速的貶值也對其出口起到了一定刺激作用，但人民幣的持續貶值也使得該產業一些需要進口的核心零部件、重要原材料價格出現上漲，從而提高了生產成本，將最終的產品價格推高，進而不利於出口的增長。
另外，來料加工還受我國關稅結構設置的保護，更顯優勢。對於此種行業來說，對進口投入品依賴，使得人民幣匯率變動成為雙刃劍，如果人民幣貶值的話，雖然會使產品在國際市場上佔有價格優勢，但是這種利好在相當程度上被投入品、原材料進口價格的增加所抵消。而人民幣升值，雖然會使產品在出口時價格提高，但是進口投入品價格的相應下降，也為產品的降價留出了空間。從我國對來料加工的關稅設置上同樣可以看到加工貿易的優勢。如圖1所示，我國加工貿易的原材料進口關稅明顯低於成品貨物的關稅。
3.經濟預期向好影響匯率，本輪人民幣升值非施壓結果
本輪匯率升值受經濟預期主導，非美國施壓的結果。出口作為我國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之一，其表現對經濟增長有著重大影響。事實上，2000年以來，強勁的出口增長一直是中國經濟保持高速增長的重要動力。而在金融危機之後，隨著世界經濟增速放緩，外需不足，中國出口也隨之下降，從而難以繼續支撐超高增長的經濟。中國出口變動與經濟表現高度相關。而對於經濟的預期又對資本流動有著重大影響，無論長期還是短期資本流入，都青睞於增長態勢預期向好的經濟體，從而推升匯率。因而，我們短期內看到的是出口影響匯率，而非匯率影響出口。出口增長強勁的時期，將吸引大量資本流入，進而推升匯率，出口疲軟的時期，資金傾向於流出，匯率進而有貶值壓力。
出口的變動，通過經濟增長變動這一渠道，進而影響著國內外對於中國經濟前景的預期。中國經濟業已保持高速增長達四十年之久，早在二十年前，克魯格曼就聲稱“二十年是經濟高速增長的物理極限”，然而，據他下此論斷，已經又過了二十年。在對中國經濟的預期上，出口扮演了重要角色。在金融危機之後，出口增速的下滑讓人們認識到兩位數超高增長的時代再也不會有了。而持續到2015年的持續性的出口下滑引發了人們對於經濟前景的擔憂，直到“權威人士”表明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而2017年中國經濟出乎意料的反彈，其主要因素之一就是出口的亮眼表現，這使人們對中國的未來經濟表現有了更多信心。
而對經濟預期的不同將對資本流動產生重要影響。從長期資本流動來看，在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之後，持續放緩的經濟增速減少了中國經濟對於外來投資者的吸引力，外商直接投資也隨之下行。直到16年末，中國經濟開始轉暖，外商直接投資才重又上升。從短期來看，無疑也遵循著這個邏輯。
最終，出口變動引發的資本流動，將影響匯率變動。尤其是在2017年，這種現象表現的極為明顯。2017年第一季度出口同比增長就達31.1%推動著GDP增速升至6.9%，極大地改善了市場對於中國前景的預期，進一步影響了資本流動的變化，最終導致人民幣止跌回升。由此來看，本輪人民幣升值更多源於客觀因素的影響，國外的施壓不是主因。
4.人民幣升值下的行業分化
人民幣預期繼續升值對中國出口存在著結構性影響，人民幣升值背景下，各個行業的出口增長有著不同的變化。此種行業分化在2017年此次人民幣升值過程中表現的很明顯。
在2015年8.11匯改之後，人民幣的迅速貶值在短時間內對出口產生了刺激作用，但是，此種刺激作用持續時間不長。而在2017年這個人民幣升值週期裡，不同行業的出口增長有著不同的表現。
我們把中國出口產品分成兩大類，一類是原材料源自國內供應；另一類是投入品一定程度上依賴進口的。前者包括農副產品、鋼鐵煤炭、服裝鞋帽等行業，後者包括高新技術、機電產品等行業。我們選取2017年中國主要出口品的累計同比增長率和人民幣對美元匯率的數據，並計算了出口與匯率之間的相關係數。由於人民幣兌美元匯率上升表示貶值（如，從6.5到6.9），所以負的相關係數表明人民幣升值對應出口增長，正的相關係數表明人民幣升值對應出口減少
人民幣升值對高新技術產品的來料加工出口有正向效應。從結果可以看出，在人民幣升值區間，以高新技術、機電設備為代表的產業其與匯率的相關係數主要集中在負值區域，也就是說人民幣升值背景下，其出口量將大概率仍趨於增長。其原因，正如在前面分析的，一方面，由於中間投入品一定程度上依賴進口，從而對人民幣匯率帶來的不利影響有著一定的抵消作用，生產成本的下降為產品價格的調整帶來了充足的空間。另一方面，這些行業正是中國蓬勃發展、進步飛速的新興產業，正是其出口量的迅速提高，對經濟起到了支撐作用，同時作為副產品，也對人民幣起到支撐作用。
相反，人民幣升值對原材料自產的成品出口有反向效應。而勞動力密集型、資源密集型以及農業，其與匯率的相關係數主要集中在正值區域。即在人民幣升值的背景下，其出口量大概率將趨於下降。其內在邏輯與前述基本一致，也就是說，一方面，投入品主要自產，從而出口價格受到人民幣對美元匯率影響更大。另一方面，在中國產業結構調整的過程中，此類行業的競爭能力也將繼續處在下行區間，因此其出口下滑也並不全是匯率造成的影響。
三、強迫人民幣匯率大幅升值並不是特朗普的第一選擇
上述分析表明，人民幣升值對行業的影響是結構性的，存在分化。人民幣升值對於高新技術行業影響較小，甚至很多行業其出口在人民幣升值過程中實現了同步增長。對於資源密集、勞動密集以及農業，人民幣升值影響較大。其出口與人民幣匯率的關係更符合理論判斷。
美國要遏制我國的新興產業，選擇匯率可能得不償失。以上結論的得出將回答報告開始的問題。一方面，從長遠來看，美國忌憚“中國製造2025”，致力於遏制中國的新興產業發展，以預防對美國相關產業形成有效競爭。但從匯率角度考慮人民幣升值對此類行業不僅影響有限而且可能有正向效應。另一方面，對於中美之間有著互補關係的勞動密集型、資源密集型產業，如鞋帽服裝行業等，人民幣升值將會對美國整體福利產生不利影響。
美國採用關稅來“精準打擊”我國新興產業，更符合其戰略目的。 由此來看，施壓人民幣匯率，迫使人民幣升值這種“全方位打擊”並不是中美貿易戰的最佳選擇。相反，如果採用關稅這種“精密制導”武器可能能收到更好的效果。光伏產業就是一個例子。在上表中，光電技術產品出口量與匯率的相關係數很高，這反映，在懲罰性關稅下，不僅進口投入品降價的正面效應被關稅所抵消，而且，在這種高關稅下，光伏產業也處在下行週期，出口量和行業發展承受巨大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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