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重遠（1897—1943），遼寧開原縣人。早年留學日本，回國後在瀋陽創辦肇新窯業公司，曾任遼寧商會總會會長。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在上海參加抗日救亡運動和組織東北民眾抗日救國會，被選為常務理事。後又積極幫助鄒韜奮編輯《生活》週刊。1936年主編《新生》週刊，因該刊發表《閒話皇帝》一文，提到日本天皇，曾被國民黨政府判處徒刑一年又兩個月。1934年，任新疆學院院長。1943年被軍閥盛世才殺害。
1934年，孫季叔編注的《中國遊記選》一書，在亞細亞書局出版。書中收錄了杜重遠的一篇遊記《汕頭與潮州》。這篇不到二千字的遊記，卻蘊含著大量珍貴史料，對於當前汕頭小公園歷史街區的修復活化工作，提供了寶貴的史料支撐。
遊記開卷，開章明義，點出了汕頭在全國以至世界的重要地位：“汕頭為廣東重要商埠，南通南洋，北達淞滬，商務發達，帆輪雲集，由滬赴香港赴廣州者必經之區，實南北交通之孔道也。”
杜重遠是當時我國文化界的一位大咖級人物，他寫的文章，顯然是經過精慎調查的，具有重要的史料價值。文章接著說：汕頭“市中人口十七萬許，商戶八千餘宗，多半營出入口事業。出口之大宗首推抽紗，年達五百餘萬圓；次為陶瓷，年達二三百萬圓不等。抽紗純女子的手細工，即棉紗或麻紗抽成種種之花紋，用以敷床或作物墊之用，歐美女士極愛用之，故有許多西商專作此種營業，運售於彼邦，汕頭左近之婦女幾乎人手一方，成為家庭中的重要生產事業。”“汕頭每歲出口貨約二千五百萬圓，入口貨約值六千萬圓，此溢出之數，全賴華僑每歲匯款以補償之。華僑匯款最多時每歲可入四千八百餘萬圓，近以南洋事業不振，華僑多無生機，故去歲匯款僅在三千三百萬圓左右”。
此時，杜氏之筆鋒自然關注到汕頭的陶瓷生產基地。“陶瓷之產地為楓溪與高陂。楓溪距汕頭約七十餘里，交通有潮汕鐵路。瓷質粗松，而耐火度不高，多系陶器，年產約在百萬圓左右。高陂距汕頭約二百二十里許，交通賴韓江之便，瓷質細密，耐火度甚高，最佳品可比江西之景德鎮產品，年產約在二百萬圓左右。兩者重要之銷場全在南洋，惜乎作法守舊，樣式粗劣，近為倭鄰大宗之機械品所壓倒。”以上結論，杜氏源於實地調查。他說：“後赴楓溪考察瓷業，……至楓溪，詳查瓷器製法，乃是幾百年前之舊式，以牛蹄踏土，以老婦臼泥，惟轆轤昔用木製，今改洋灰，昔用手轉，今改足登。製造之速，實遠出於江西湖南工人之上，是即粵工心靈手巧處。但樣式古老，不適於用，是則無人能為改弦更張者。至於窯長費火，種種消失，較諸以機械製造以科學管理者，更不可同日而語也。”緊接著，杜氏又趕往高陂。“由潮州改乘小火輪渡韓江，歷二十小時而至高陂。此地為瓷業之中心，瓷店一百二十餘家，瓷戶二百餘戶，環繞於五六十里範圍之內，工人三四萬人，直接間接賴此以求食者不下四十萬眾。瓷業與地方關係之重要概可知矣！製法與楓溪同，特以瓷質優良，賣價較高，然近以南洋商業凋敞，外瓷充斥，價格日就低廉，益以瓷戶素無積蓄，所需經費多貸自瓷店，而瓷店又轉貸自外商，輾轉盤剝，利息殊大，此亦瓷業不振之一大原因也。”字裡行間，閃爍著作者對民族工業不振之擔憂。
杜重遠先生在遊記中，還有不少文字談及汕頭、潮州的氣候和風俗民情。“汕頭氣候雖較上海為熱，然夏令多雨，且忽雨忽晴，陰雲蔽日，涼風四起，並無溽暑之苦。汕頭無論男女老幼，多短服，跣足，著木履，行聲嗒嗒，頗有島國風味。”
杜先生對汕頭人心靈手巧、航遊世界之習性印象深刻。他說：“粵胞心靈手巧，性堅忍，尤富於冒險，觀於製造品之敏速及航遊世界二事，可以證之。惟賭興豪勃，到處表現，旅館中牌聲震耳，夜以繼日，是則吾國各處旅館特有之現象，固無論矣；漫遊街中見有高懸牌匾，上書‘山鋪票’及‘山鋪新票’等字樣。餘初以山西票莊之意，乃詳視室中，戰士數人，或數十人，環聚一案，大賭特賭，毫無羞澀避忌之態，是又開一新眼界矣！”
遊記作者還對帝國主義、軍閥對我國人民之蹂躪極為憤恨，對國民之受壓榨甚為擔憂，憂國憂民之心深深地印入遊記之中。“市中有中山公園，系民國十五年所建設。園中有假山真水，花壇竹木，佈置極為雅潔，全園系半湖半陸，湖中小船盪漾，出設於假山之間，頗有小西湖之概。陸地設足球場，籃球場，手球場，及天橋木馬等物，專供市民之需。惜乎市民無此清福，盡為穿灰服戴圓帽者所專用。”杜先生此感在乘潮汕鐵路時更為深刻。他接著寫道：“潮汕鐵路純為商辦，內部雖不十分完備，然能準時開車，準時抵站，已屬難得。車分頭二三等。三等皆普通乘客，買票登車，毫無揩油；二等則買票者與不買票者參半，且多有以三等票乘二等車者，查票員檢票時，亦不敢深予追問，蓋恐其背後皆有槍階級，動輒享以‘耳光’之答禮！頭等多系灰色的朋友，手持長槍，足登革履，大聲喧嚷，怒目橫眉，一若非如此不足以表示出彼等之虎威也者。須有較高之長官同來時，則此輩方肯減格入坐於二等中。”遊記繪聲繪色地描述軍閥大兵橫行霸道、欺壓人民的醜惡行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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