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有性，物也有性。尽人之性为“人道”，尽物之性为“天道”。
在西方，“人”与“物”，“天”与“人”，始终对立。唯心唯物，皆从静定的理解上想来沟通此对立，统一此对立。
中国则把“道”的一观念，把“人文界”与“自然界”沟通了，统一了。
“道”之大原出于“性”，性与道，根本不是静定的死物，而是一种“动进的”，具有由此往彼之趋势与倾向的一种过程。
“理”贵能“分析”，从死的静定的方面看；“道”贵能“综括”，由活的变动的方面看。
西方科学“研穷物理”，常从两物之“关系”上看，因此常是死的、静定的。其实西方宗教里的上帝，亦何尝不是超然物外静定不动的呢？
中国文化之“研穷人性天道”，常从两性之“感应”上看，虽亦是一种因果关系，而此种关系则常是活的、变动的，故中国人爱言“化”。要了解中国之所谓性，必了解中国之所谓化。
西方人喜言物之“质”或物之“能”，中国人喜言物之“性”与物之“化”。故西方贵言“智识”，而中国贵言“教育”，此是中西文化观念上一甚大相异。
因此中国人之看自然，亦爱从其活的、变动的方面着眼，换言之，则喜欢从物的“德性”上着眼，即从德性的观点上来求人和物相协调、相沟通。
本文选摘自钱穆著《文化学大义》，九州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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