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慶市銅梁區巴川街道東方社區居務監督委員會人員核查社區財務單據。王雪飛 馬冬曉 攝影報道
湖南省道縣紀委日前公佈，該縣347個村務監督委員會已否決不合理開支67.21萬元，引發輿論熱議。作為農民家門口的村級監督組織之一，大多數村務監督委員會“貼身”監督，一定程度上從源頭上發現並遏制了群眾身邊的不正之風和腐敗問題。然而據媒體報道，還有一些地方的村級監督組織形同虛設。近幾年，在全國查處的基層違紀違法案件中，村幹部腐敗案佔七成以上，這與村級監督乏力有一定關係。
隨著鄉村振興戰略的實施、脫貧攻堅工作的深入推進，舉村級監督之力讓黨的方針政策落地生根，讓小微腐敗在基層無處藏身，尤為重要而緊迫。特別是在監察法視角下，“基層群眾性自治組織中從事管理的人員”全部被納入監察範圍，更需村級監督組織打破桎梏，激發內生動力，聯動各方監督力量，合力築牢基層防線。
村級監督“困局”亟待破解
村級監督，既包括村務監督委員會、村民主理財小組等民主監督力量，也包括村紀檢委員、紀檢小組等黨內監督力量。
記者梳理發現，目前大多數村級監督組織能主動作為，成為民主自治的“第三駕馬車”和“監督崗哨”，但也有一部分村級監督組織職能弱化、虛化空轉，監督流於形式。
“九龍治水”現象比較突出。一些行政村不僅設立村監會、村紀檢委員等“法定監督主體”，還成立老人會、理事會、參事會等自發監督組織。看起來監督力量很多，實際上分散了監督權責，陷入誰都可以管、誰也可以不管的“三個和尚沒水喝”的窘境。
“空殼化”現象也存在。浙江省臨海市括蒼鎮紀委曾對全鎮47名村監會主任履職情況進行檢查，發現13名村監會主任存在未及時監督村務公開、未列席集體會議等不作為現象，其中範山村村監會主任長期外出，村監會名存實亡。這13名村監會主任隨後“下課”。
監督職能不規範時有發生。一些村級監督組織對國家法律和政策吃不透，遇事不是按照政策規矩辦，而是依據個人經驗或盲從於農村“習慣法”，淪為“橡皮圖章”。2013年至2017年，雲南省瀾滄縣文東鄉多依樹村“兩委”搞“平均主義”，將總額1485.98萬元的低保補助款、農村危房改造款、扶貧項目進行違規整合、二次分配。村監會主任田光新沒有制止這種違規行為。2018年2月，田光新等6名村幹部受到黨內警告處分。另外，一些村級監督組織用村“兩委”幹部兼任監督員，存在既當“裁判員”又當“運動員”的情況。
有的監督組織不是對村民負責，而是對某些“能人”負責，甚至與村“兩委”“官官相護”，形成利益共同體，搞起“燈下黑”。2018年2月，中央紀委網站通報了浙江省象山縣西周鎮官山村的問題。該村黨總支書記、村委會主任、村監會主任等6名村幹部合謀，通過虛開材料款的方式，套取資金共計4.8萬元用於發放補貼。
此外，有的村監會主任、村紀檢委員自身定位不清，將監督“責任田”撂荒。有的缺乏敢於監督的擔當，怕得罪人，對監督畏首畏尾、敷衍了事、得過且過；有的礙於熟人情面，發現問題不及時上報，藏著掖著。
有學者指出，村級監督最大的難點就是防止淪為形式。村級監督組織缺位，使得村一級監督依賴“上對下的監督”。然而面對村情複雜、經濟日漸活躍的廣袤農村，僅僅依靠鄉鎮紀委幾名幹部，村級監督顯得力不從心。長此以往，農村小微腐敗容易滋生蔓延，甚至“慣”出村霸。
“困”在銜接互動不足
有專家認為，農村基層管理領域存在鄉鎮政府的行政管理權和農村社區自治權兩種形式。受地方制度、文化和環境影響，出現了雙方“各自為政”等傾向，直接影響著村級監督組織效力的發揮。
自治不代表放任自流。一些鄉鎮政府片面強調民主自治，“重設立，輕運行”，忽視對村級監督組織實踐運行的指導。有的僅僅依靠監督組織負責人的個人素質和威望。一些鄉鎮政府生搬硬套其他地方做法，表面上搞村級監督形式創新，實際上村級監督組織自行其是。有的行政村針對發現的問題，自發產生新的村級監督組織，但因組織設計存在缺陷，導致權責重疊、相互扯皮。
組織指導不應該越位。有的鄉鎮為了強化村級監督預防“村級腐敗”，採取村財、村章鄉管等方式，越俎代庖開展村級監督。2017年，國家民政部曾公開批評這種越位行為。華中科技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教授董磊明認為“不能怕小孩尿床就不讓睡覺”，關鍵是健全民主監督體系，而不是把權力收起來不用。
“護犢子”心態解構監督認同感。有評論指出，由於徵地拆遷、項目建設等方方面面都需要村幹部支持，有的鎮幹部擔心監督會影響村幹部工作積極性，以此為由對村幹部的某些不合規行為視而不見、聽而不聞，縱容的結果是極大地削弱了村級監督組織的工作熱情和效力。
在基層，也有村監會主任表達自己的無奈：雖然現在有政策法律支持，但在具體監督中，總感覺自己是“單槍匹馬”。畢竟農村是熟人社會，監督是得罪人的活兒，希望上級部門多站出來為監督者撐腰。
平行監督絕不是“唱對臺戲”，然而一些村“兩委”並沒有認識到這一點。有的刻意排擠，把監督組織當做下屬機構“瞎指揮”，導致村級監督組織與被監督者關係緊張，降低監督效力。
能力不足掣肘村級監督組織發力。福建省政和縣嶺腰鄉紀委書記楊飛結合工作實踐，認為一些負責監督的村幹部學習不深入，對黨的方針政策、黨紀法規不瞭解，對監督什麼、如何監督一知半解，更談不上合規合法開展有效監督。
可以說，村級監督當前面臨的困境，如缺乏統一專業指導、同級監督乏力、監督力量分散、權威性不夠等，不僅有村級監督組織自身的履職不力，也有上級有關部門指導缺位的原因。
在全面從嚴治黨和監察全覆蓋向基層延伸的背景下，打通村級監督“最後一公里”，是推動黨內監督和監察監督向基層延伸的關鍵點，也是難點。破解村級監督的困局不僅需要激發村級監督組織的內生動力，更需要各方監督合力而為。
凝聚監督合力築牢基層防線
2017年12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了《關於建立健全村務監督委員會的指導意見》，提出“進一步加強和規範村務監督工作”，明確了村監會的人員組成、職責權限、監督內容、工作方式、管理考核、組織領導等內容。
村級組織的小微權力，既被賦予部分行政管理權力，又有自治權力加持，意義重大。如何有效治理村級小微權力？需要組織力量，也需要法制規矩。福建省高校人文社科基地農村廉潔建設研究中心常務副主任陳建平認為，村級監督事關基層政治生態建設，隨著監察體制改革向基層延伸，基層監督組織大有作為，既要明確自身定位，也要加強人員配置，更要創新工作方式方法，從而更好地發揮監督功能。
整合分散的監督力量，特別是將村級黨內監督與民主監督並聯起來，由監督專責機關統一指導，有利於構建集中統一、權威高效的村級監督組織，讓村級監督形成相互“補位”的良性互動格局。
實踐中，各地積極探索，設置村級紀檢小組，配備黨風廉政監督員，巡視巡察一竿子插到底，上級紀委監委與村級監督組織遙相呼應。
福建省建寧縣在全縣99個村（居）統一設置紀檢小組，村（居）黨支部紀檢委員兼任紀檢小組組長，從村監會中選兩三名黨員作為紀檢小組成員，並按“五有”標準配齊硬件設備，對成員進行“上崗培訓”。
重慶市在試點區縣監委向鄉鎮（街道）派出監察室的同時，將村（社區）黨組織紀檢委員（紀委書記）、村（居）務監督委員會成員明確為監督員，並建立健全監督員履職工作機制。
山東省安丘市採取公開選舉方式，在全市886個行政村配備紀檢委員，推動村級紀檢監督全覆蓋……
壓實監督責任到“神經末梢”，及時發現和查處群眾身邊腐敗問題，需要基層黨組織壓實主體責任，鄉鎮黨委、村黨支部的指導不能偏廢。廈門大學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研究中心教授賀東航指出，在村級監督中應加強對基層的“結構性治理”，即發揮好黨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領導核心作用。整合村級監督力量，壓實主體責任也是題中之義。
村級監督不僅需要組織平臺，也需要給村民創造敢於監督的環境。農村熟人社會存在“人情為大”的氛圍，但公平正義依然是群眾的樸素價值追求。應通過黨組織引導，創造人人敢於監督的環境，營造遵規守紀的村治氛圍。
推動全面從嚴治黨和監察全覆蓋向基層延伸，不只是要查處幾個人，更重要的是要著力推動基層完善權力運行的監督和制約機制，讓權力真正為群眾服務，讓村級監督組織真正成為維護廣大群眾利益的“防護牆”。（中國紀檢監察報記者 陳金來 通訊員 葉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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