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责的使然 文化的必然
——“林氏开江龙”采访记
郝光政
1964年春的一天，开江县新宁镇桥亭村老山沟一位叫唐昌级（2014年病逝）的青年农民，在他家自留地发现了大量的恐龙化石。上过大学当过兵的唐昌级于当年就写信给中国科学院，报告了此事并将化石标本寄到了中国科学院。1967年，中科院的专家准备专程来开江采掘，不料他们刚到达县，一下火车就被疯狂的红卫兵挡了回去，只好委托成都地质学院（现成都理工大学）负责采掘。1969年，成都地质学院教授何信禄、助教林文球来到开江取样。1971年，何信禄、林文球和一名实验员再次来到开江，实地采掘出了近30吨恐龙化石，并在开江县城展出三天。之后化石被全部运往成都地质学院博物馆。
（一）
这是在川东北地区继1957年合川发现亚洲最大的恐龙化石，“马门溪龙”后的又一大发现，对于研究川东地区的地质构造和地理文化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和观赏价值。
（二）
2008年5月11日，我和县进修校高级教师、多年从事开江文化研究的武礼建老师一道乘上了去成都的列车拍摄开江恐龙。按照计划，我们到成都后先与四川省委党校、省行政学院、多年从事地方文化研究的老乡孙和平教授联系好后再由他带路，到成都理工大学拍摄。出发前，我们担心博物馆方面可能不准拍摄，我们还专门开了书面证明，并盖了县政府办公室章，意思很明显，就是要拍到需要的资料。
第二天下午两点多钟，也就是5月12日下午2点28分，当我们来到孙和平教授所在的省委党校、省行政学院门前、准备前去与约定的孙教授见面时，不料，脚下一阵颤抖，一场突如其来的大地震把我们震得晃来晃去。我赶紧拿起手中的摄像机，就在校门前的街道上抢拍到了惊慌失措的人们从不同的角落窜出，电线和铁塔以及红绿灯摆动等地震发生时的画面。当我们跑到旁边的西南财经大学操场上时，操场上早已坐满了避灾的人群，人们拿着收音机在收听广播；一群一群的人围在小车旁边收听成都交通电台主持人孙静的直播；通过收音机我们才知道汶川映秀发生了8.0级大地震。成都离汶川130多公里，震感强烈。许多人排着长队等电话报平安，这些都被我拍了下来。我知道，这些画面多么珍贵。下午6点多钟，我们辗转来到天府广场。此时的天府广场俨然成了一个临时避难所。广场上到处是人，公安武警轮流巡逻，外国留学生坐在帐篷里吹笛子缓解压力。这时四川电视台一位叫杨俊的记者和一位女主持来到天府广场拍摄，正好与我们相遇。杨俊看了我拍摄的画面后提出如我允许他们想要这些资料。我没啥犹豫便将磁带交给了他，因为我知道，作为同行，此时此刻，他们比我更需要这些资料。
地震后，由于通信受到破坏，我们始终没能联系上孙教授。
晚上，我们所住的达州宾馆因为地震造成墙体开裂而无法住宿，其他宾馆又不予登记，我们只好再次返回到天府广场，并且买了足够的食物和水，准备在那里坐到天亮。那天夜里，我发现广场四周的车子出奇的少，平时车水马龙的街上显得寥寥无几，公安还抓到了一个趁机盗车的人。我到过成都几次，感觉那是成都最静的一夜。直到凌晨4点，在一位亲戚的帮助下，我们才在一家旅馆找到了住宿。
已经疲惫的我们不得不选择了休息。说是休息，其实是和衣躺在床上，只要一有震感，马上就得往外跑，根本无法休息好。看着年过花甲的武老师还同我们一起出来采访拍摄、东奔西跑受累，要是累坏了身体，我怎么过意得去。但武老师始终是激情满怀，毫无怨言，这令我十分感动和敬佩。
鉴于当时特列情况，我们决定先回开江后等机会再来。
（三）
2008年7月中旬的一天，孙教授发来邮件说《成都商报》7月12日刊登了一则“开江恐龙登陆成都理工大”的消息。这则消息令我们兴奋不已，我立即将这一情况向局台领导汇了报。领导非常重视，认为这是宣传和拍摄开江恐龙的最好时机，要求我们再次前往成都，一定要拍摄到需要的资料。3天后，我和《社会纵横》栏目主任桂金河一道，再次来到成都。
成都理工大学博物馆里陈列了许多古脊椎动物化石，显得有些拥挤，其中最有影响的就是恐龙化石。新装架的开江恐龙陈列在大厅的正中央。开江恐龙在这个琳琅满目的恐龙化石堆中显得特别抢眼。据管理员刘晓虎介绍，开江恐龙高3.2米，长7米，属恐龙家族中非常霸气的食肉性动物——霸王龙。为了纪念林文球教授（1999年病逝）在采掘中的重要贡献，开江恐龙定名为“林氏开江龙”。
看见恐龙，我不竟联想开来，谁会想到它就是7000多万年以前的地球主人！作为开江人，一种莫名的亲切感和自豪感油然而生。我想，如果不是院方装架，也许我们看到的仍然是40年前的一堆石头，因而我们打心眼儿里感谢院方，因为这也为我们拍摄提供了一个更为形象的素材。
管理员刘晓虎听说我们来自开江，专门拍摄开江恐龙，也特别允许我们可以进入围栏里面近距离拍摄。我架起三脚架，从不同的景别、角度进行拍摄。同行的老乡伍尉斌一边摸着“龙”骨一边感叹地说：“你是开江龙，你要保佑我们开江人哟。”听着这话，我不禁被这位离开开江生活了几十年的乡友所感动！这些细节也被我无意之中拍了下来。
拍摄中，我们还在玻璃柜里拍到了从开江出土的另类恐龙——“川东虚骨龙”。尽管没有装架，只是有些细小的“骨头”，也令我们兴奋不已。
从博物馆出来已是中午时分，我们头顶烈日终于找到了82岁高龄、当年负责采掘和研究工作的成都理工大学教授何信禄老人，要了解“林氏开江龙”的相关资料及信息。
何老听说我们来自开江，连声说：“开江的，好！好！好！”不停地询问开江“还是一条独街吗”，我们都一一向老人作答，并邀请老人在身体许可的情况下来开江做客，亲眼看看开江的巨大变化。
我问何老：开江恐龙为何要在40年后的今天才整理装架，供人们观赏，难道它与其他的恐龙有什么不同。教授的回答很简单：要想弄清楚开江恐龙的来龙去脉还需要做大量的工作，1971年的那次采掘仅仅只是一个开始。教授说：开江具备恐龙化石的地表层相当广泛，开江龙是四川龙的一部分，要对开江龙作进一步的结论还为时过早。
临别时，何教授领我们来到他的书房。一个用毕生心血换来的文献宝库。何老就是在这里写下了以“林氏开江龙”为重要研究对象的《四川古脊椎动物化石研究》一书。何老用他那微微颤抖的手将三本记载有开江恐龙的研究书籍赠给我们，并一再嘱咐我们好好保管，很宝贵，这些书对今后研究开江恐龙会有一定帮助。
（四）
回到开江，我和武礼建老师、同事桂金河以及新宁镇文化站孙成立同志一道前往新宁镇桥亭村老山沟采访当年开江恐龙化石的发现者——唐昌级。
唐昌级也是80高龄的老人。我们突然造访使老人感到特别兴奋和意外，他立即放下手中的活儿指着对面的山谷，激动得语无伦次。他所指的方向就是老山沟。
老山沟离开江县城大约6里路，在这个看似平常的小沟里，谁会想到会有恐龙化石呢。何信禄教授说过，世界上几乎所有恐龙化石的发现都是人们无意间发现的，它不像天然气、石油、矿藏等物质可以通过仪器探测得到。
从唐昌级老人的采访中我们可以明显感觉到，40多年来他对恐龙的关注。从1964年发现化石到1971年正式采掘，7年间，老人一直肩负着化石地面的保护工作，并与中科院和成都地质学院保持联系，尽可能为他们的研究提供帮助。老人讲到，当时县上为了奖励他的发现，为他记了100个工分（折合当时的人民币70元左右），老人婉言谢绝了。
通过到成都到老山沟的大量采访拍摄，2008年9月，我们赶紧制作了题为《追寻‘龙’的足迹》纪实性专题片。节目中应用了部分关于恐龙的照片和影像资料。节目在开江电视台首播后引起较大反响，人们开始在茶余饭后谈论开江恐龙，言语间流露出为同是生活在开江这片土地上的地球主人而感到骄傲和自豪。同时也引起了县委县政府重视，提出了“挖掘恐龙文化”的构想。
节目经过改编还在达州电视台《黄金800》栏目中播出。
2009年3月，中央电视台《走遍中国•达州篇》摄制组来到开江，专门了解了“林氏开江龙”的情况，并冒雨采访了唐昌级。
现在，达州市博物馆大厅里已经装架的三条恐龙均出自开江。
成都理工大学博物馆的介绍文字中有这样一段话：“自然环境构成了一个人类进化发展的生命支持系统。这一生命支持系统一旦被破坏，人类也将退出生命进化的舞台。可怕的是，人类正在对大自然进行疯狂的掠取、破坏，早已导致不利于人类和其他生物生存的征兆频频出现，如酸雨、臭氧层破坏、环境污染、全球变暖、水资源短缺和生物多样性岌岌可危等。这一切表明，自然环境作为生命支持系统对人类社会的支持已接近它的极限。”
孙和平教授在他的“开江发现恐龙化石”一文中这样写道：“联想有关恐龙的约定恰是‘5.12’汶川大地震造山运动的那天，联想地球上恐龙的大规模灭绝，我顿时感到某种冥冥然的联想和警醒。恐龙作为数千万年以前地球的主人群体，一朝轰然倒塌，就灭绝一尽，那么，联想当今自然环境大破坏的严峻现实，我们不禁要叩问苍天——‘下一次地球上类似恐龙灭绝的主角将会是谁呢？！’”
教授的联想和警醒正是今天我们每个人要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保护人们赖以生存的环境。如果说拍摄恐龙化石、挖掘恐龙文化是一个新闻工作者的职责使然，那么，建设一种可以让人们警醒的文化、一种教育的文化、一种精神的文化才是必然。愿今天的人类成为下一个类似恐龙灭绝的地球主人。
郝光政，男，供职于开江县电视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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