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是120年前戊戌变法的大主角，其一生一事无成，却一向以“圣人”自居。那么，当时的人又是怎样评价康有为的呢？
康有为的弟弟康广仁，他在致友人书中曾用五个“太”形容其兄的改革纲领：
“伯兄（康有为）规模太广，志气太锐，包揽太多，同志太孤，举行太大。当此排者、忌者、谤者盈衢塞巷，而上又无权，安能有成？”
流亡日本后，充当康有为等人保护者的伊藤博文和大隈重信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据日本外务省的秘密报告：
“伊藤侯已看穿康有为乃是年少气盛，轻率短虑而不足以托大事之人，因而开始对其采取敷衍的态度。”
据说，梁鼎芬曾与章太炎评当世之维新人物，梁曰：“康有为霸气纵横，不失为一佳士，惟深沉不可测，传其颇有做皇帝之野心，君识其人，亦谓可信否？”
章太炎对曰：“君误矣，皇帝人人可做，康有为如仅图为皇帝，尚不足为异，最荒谬者，则其人竟妄想欲为教主也！”
对康有为“孔子改制”的把戏，湖湘名士叶德辉则一针见血地指出:
“康有为隐以改复原教之路德自命，欲删定六经，而先作《伪经考》，欲搅乱朝政，而又作《改制考》。其貌则孔也，其心则夷也。”
如此，孔教中人认定康有为的所谓孔子改制、尊崇儒学，不过是打着红旗反红旗，假儒家、真叛徒也。
民国年后，同属保皇派的严复批评康有为：
“于道途见其一偏，而出言甚易。……卤莽灭裂，轻易猖狂，驯至于幽其君而杀其友，己则逍遥海外，立名目以敛人财，恬然不以为耻。
夫曰‘保皇’，试问其所保今安在耶？必谓其有意误君，固为太过；而狂谬妄发，自许太过，祸人家国，而不自知其非，则虽百仪秦，不能为南海作辩护也。”
王国维在《论近年之学术界》中评判康有为：“（康）氏以元统天之说大有泛神之臭味，其崇拜孔子也，颇摹仿基督教；其以预言家自居，又居然抱穆罕默得之野心者也。
其震人耳目之处在脱数千年思想之束缚，而易之以西洋已失势力之迷信，此其学问上之事业，不得不与其政治上之企图同归于失败者也。”
研习晚清史多年的台湾学者高阳对康有为的抨击可谓不遗余力，其称:
“近世高级知识分子，欺世盗名，奸险无耻，莫过于康有为!”
旅美历史学家唐德刚也在《晚清七十年》中说：
“康有为不自量力，引学术入政治，也就从‘迂儒’逐渐蜕变成‘学阀官僚’，这把支持他变法改制最热心、最有力的张之洞、翁同龢等都摈之门外。
以他这个小官，来独力抵抗那红顶如云的顽固派，那就是螳臂当车了……康有为当年犯了他那教条主义的绝大错误。”
据说，当年“革命和尚”苏曼殊激于义愤，曾携短枪赴香港拟刺康有为，若非康氏平日防范甚严（并请来印度阿三昼夜护院），恐难逃一劫耳。
康有为晚年镌印，总结半生业绩：“维新百日，出亡十四年。三周大地，游遍四洲。经三十一国，行四十万里。”
1927年初，康有为去天津为溥仪祝寿，其自作聪明地建议将清室国号改为“中华”，由此碰了一鼻子灰而回。
不久，康有为即将归山，其门人徐良请求清室赐谥，竟未获许可。
不过，逊清小朝廷这次算是做对了，因为康有为一辈子，实一乱臣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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