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為是120年前戊戌變法的大主角，其一生一事無成，卻一向以“聖人”自居。那麼，當時的人又是怎樣評價康有為的呢？
康有為的弟弟康廣仁，他在致友人書中曾用五個“太”形容其兄的改革綱領：
“伯兄（康有為）規模太廣，志氣太銳，包攬太多，同志太孤，舉行太大。當此排者、忌者、謗者盈衢塞巷，而上又無權，安能有成？”
流亡日本後，充當康有為等人保護者的伊藤博文和大隈重信的態度也發生了變化。據日本外務省的秘密報告：
“伊藤侯已看穿康有為乃是年少氣盛，輕率短慮而不足以託大事之人，因而開始對其採取敷衍的態度。”
據說，梁鼎芬曾與章太炎評當世之維新人物，梁曰：“康有為霸氣縱橫，不失為一佳士，惟深沉不可測，傳其頗有做皇帝之野心，君識其人，亦謂可信否？”
章太炎對曰：“君誤矣，皇帝人人可做，康有為如僅圖為皇帝，尚不足為異，最荒謬者，則其人竟妄想欲為教主也！”
對康有為“孔子改制”的把戲，湖湘名士葉德輝則一針見血地指出:
“康有為隱以改復原教之路德自命，欲刪定六經，而先作《偽經考》，欲攪亂朝政，而又作《改制考》。其貌則孔也，其心則夷也。”
如此，孔教中人認定康有為的所謂孔子改制、尊崇儒學，不過是打著紅旗反紅旗，假儒家、真叛徒也。
民國年後，同屬保皇派的嚴復批評康有為：
“於道途見其一偏，而出言甚易。……鹵莽滅裂，輕易猖狂，馴至於幽其君而殺其友，己則逍遙海外，立名目以斂人財，恬然不以為恥。
夫曰‘保皇’，試問其所保今安在耶？必謂其有意誤君，固為太過；而狂謬妄發，自許太過，禍人家國，而不自知其非，則雖百儀秦，不能為南海作辯護也。”
王國維在《論近年之學術界》中評判康有為：“（康）氏以元統天之說大有泛神之臭味，其崇拜孔子也，頗摹仿基督教；其以預言家自居，又居然抱穆罕默得之野心者也。
其震人耳目之處在脫數千年思想之束縛，而易之以西洋已失勢力之迷信，此其學問上之事業，不得不與其政治上之企圖同歸於失敗者也。”
研習晚清史多年的臺灣學者高陽對康有為的抨擊可謂不遺餘力，其稱:
“近世高級知識分子，欺世盜名，奸險無恥，莫過於康有為!”
旅美歷史學家唐德剛也在《晚清七十年》中說：
“康有為不自量力，引學術入政治，也就從‘迂儒’逐漸蛻變成‘學閥官僚’，這把支持他變法改制最熱心、最有力的張之洞、翁同龢等都擯之門外。
以他這個小官，來獨力抵抗那紅頂如雲的頑固派，那就是螳臂當車了……康有為當年犯了他那教條主義的絕大錯誤。”
據說，當年“革命和尚”蘇曼殊激於義憤，曾攜短槍赴香港擬刺康有為，若非康氏平日防範甚嚴（並請來印度阿三晝夜護院），恐難逃一劫耳。
康有為晚年鐫印，總結半生業績：“維新百日，出亡十四年。三週大地，遊遍四洲。經三十一國，行四十萬裡。”
1927年初，康有為去天津為溥儀祝壽，其自作聰明地建議將清室國號改為“中華”，由此碰了一鼻子灰而回。
不久，康有為即將歸山，其門人徐良請求清室賜諡，竟未獲許可。
不過，遜清小朝廷這次算是做對了，因為康有為一輩子，實一亂臣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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