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揹負“官僚主義”批評的，
不應該是學生
文 | 林佑山
7月19日，中山大學學生會通過官方微信公眾號發佈《中山大學學生會2018—2019學年度幹部任命公告》，公告中公示的兩百多個學生幹部崗位，分為三大層次，其中部分職位還特別標註了“正部長級”或“副部長級”。
隨即引發了輿論的二元對立：一方觀點認為，中大學生會沾染“官僚主義”習氣，大學精神盡失矣；另一方則認為“兢兢業業”的學生會與“官僚主義”並無半點關係。中山大學學生會隨後於19日晚刪除了該公告，並於20日中午通過官方微博發表聲明，對“錯誤使用了級別的表述”深表歉意。
何謂“官僚主義”？不負責任的領導作風；脫離實際，不瞭解下情，貪圖享樂，滿足現狀；飽食終日，無所作為；遇事推諉；講求官樣文章，繁文縟節等等。是謂官僚主義。
那麼，“官僚主義”的罵名，真的應該讓學生會來揹負嗎？
依賴“刻板印象”和主觀推斷，將學生會和“官僚主義”聯繫起來，是不負責任的。批評乃至評論寫作講究：入“地”有門，這意味著評論員作為社會活動家需要深入群眾、瞭解真情實況。斷不能依靠過往“刻板印象”形成的認知基模對客觀情況進行定性甚至批評。
高校學生會是否存在“官僚主義”、學生會內部是否沾染了“官老爺”習氣、當代大學生是不是存在一大批“官迷”，這些問題，“遠離”高校的公眾回答沒有說服力、評論員未經深入調查的回答也沒有說服力。相較於在網絡上口誅筆伐沾染“官僚習氣”的學生會，走進高校校園，深入調查才能讓批評更站得住腳。僅僅依靠“刻板印象”和主觀推斷得出的結論，恐怕經不起推敲。
由學生會“科層制”的運用，推導出學生幹部存在“官僚主義”作風，是不負責任的。然而，當前公眾卻普遍把“做官”和“官僚主義”畫上了等號。“官僚主義”的定性標準不應是“做不做官”，而應是“怎樣做官”。學生會作為學生群體組織，即為“組織”，為使學生工作效率和效果最大化，必然存在職位分工與分層。若把以協調學生分工而使效率最大化為目的的職位分工與分層等同於“官僚主義”，恐怕是對“官僚主義”一詞本身缺乏理解。
避重就輕地選擇學生會作為“官僚主義”的批評點和“去官僚主義”作用力的受力點，不但是“雙重標準”，更是對高校既有問題的不負責任。“不深入基層調查研究，對學生的需求、意見充耳不聞”“制定管理規則雷聲大雨點小，不落實執行”如此種種。高校學生眼中見得最多的反倒不是網民口中“頤指氣使、老氣橫秋”的學生會領導，而是“不深入瞭解學生訴求、辦理學生相關事務不暢”的行政部門。在高校去行政化背景下，與其說高校沾染“官僚作風”的“官老爺”在學生會，倒不如說高校行政職員乃至管理層領導或多或少存在著脫離實際、脫離群眾的壞毛病。對高校行政及管理層“官僚作風”的習慣性忽視和對學生會“科層制”運用的嚴苛指責間的二元對立，體現出的“雙重標準”，對從根本上解決高校的既有問題並無正向推動力。
作為學生進入社會的“前哨站”，即便沒有中大學生會風波作為“引子”，高校“去官僚主義”也勢在必行。對高校“官僚主義”習氣的深惡痛絕，體現了公眾對下一代能在“去官僚主義”環境中成長的希冀和在可見或不可見的未來整個社會“去官僚主義”的期盼。但是，“去官僚主義”作用力的受力點不應該是學生會等學生群體組織。即便飽含沉甸甸的希冀，也不應讓其成為避重就輕之理。
高校不是獨立於社會而存在的組織，“官僚主義”的惡苗在高校內破土，是高校中的每一個個體乃至全社會為其埋下的種子。斷不能撇清所有關係，而讓學生來揹負行“官僚主義”之風的惡名。高校“官僚主義”祛病除痾之路任重道遠，讓學生會來揹負“官僚主義”的罵名，真的合適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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