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6月19日，在黎巴嫩東部貝卡谷地巴爾伊勒亞斯地區，一名難民兒童在敘利亞難民營內騎車。新華社發 比拉爾·賈維希攝）
一些人總是鼓吹西方的治國理念及體制，認為接受它們就相當於踏上了國家的快速發展之道。但現實是，就算它們適合某些西方發達國家，也不能說就適合所有的國家，脫離實際的“套用”，反而有可能阻滯自身的發展，甚至引發動盪，成為西方介入干預的藉口，就如當前的敘利亞。
敘利亞戰爭始於2011年，至今其民眾仍處於戰亂之中，而這一切，可說是敘利亞領導人巴沙爾·阿薩德未能完全考慮本國國情，直接套用西方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所帶來的惡果。軍事學者況臘生博士的《敘利亞戰爭沉思錄：二十一世紀的“微型世界戰爭”》一書指出，巴沙爾·阿薩德的父親——復興黨的領導人哈菲茲·阿薩德受蘇聯影響較深，掌權後以“阿拉伯民族統一、自由和社會主義”為三大目標發展經濟。三十年間，使敘利亞在世界格局紛紜變幻、強敵環伺之中基本保持了政權的持續穩定，沒有像蘇聯、東歐國家一樣被搞垮。但是，巴沙爾·阿薩德執政以後，面對社會的一些經濟困局，他並未結合實際國情，而是照搬了西方的經濟政策，埋下了社會危機和動盪的種子。如，經濟領域，國家貧富差距巨大，5%的人佔有50%的國家財富。再如，公共領域，敘利亞政府在經濟壓力之下大幅削減了公共財政支出，減少了此前在教育、住房、醫療、食品、燃油和養老等社會公共領域的補貼投入，導致中下層民眾生活水平迅速下降。
在效仿西方的一系列改革中，西方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沒能解決敘利亞的社會問題，反而動搖了原本穩固的民眾基礎，給予西方國家介入之機。從歷史上看，西方國家早就對敘利亞虎視眈眈，美國從1979年開始就將敘利亞列入恐怖主義國家名單，並製造各種藉口，屢屢糾集西方盟國對敘利亞發起制裁。上世紀80年代，美國中情局曾經制定了“敘利亞：政治劇變的方案”，企圖策動士兵譁變等推翻阿薩德政權。此次敘利亞的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的推行導致民怨集聚，反而給了他們機會，在利比亞卡扎菲敗局已定之後，西方國家集中對付敘利亞，宣佈巴沙爾政權喪失合法性，支持反對派建立政治和軍事組織，武力推翻巴沙爾政權。於是，反對派的暴力奪權行動開始了，敘利亞陷入了多年的戰亂。
戰亂令許多敘利亞民眾流離失所。2018年6月，聯合國表示，2018年前4個月，敘利亞國內無家可歸人數新增超過92萬人，是敘利亞7年內戰國內無家可歸人數增加最快的時期。聯合國敘利亞人道協調官員莫姆齊斯（Panos Moumtzis）在日內瓦接受採訪時說，“我們正在見證敘利亞最大規模的流離失所……”根據聯合國公佈的數據，飽受戰爭蹂躪的敘利亞國內流離失所人數增至620萬人，另外還有約560萬敘利亞難民逃至鄰近國家。
從敘利亞危機中，我們可以得到啟示，即不管什麼樣的改革，如果照搬某種外來模式，而不顧其對廣大民眾是否有利，結果往往是危險的。這值得人們反思、記取和警惕。
（參見：《敘利亞戰爭反思：新自由主義成為動盪之源——讀《敘利亞戰爭沉思錄》之一》《 敘利亞新增逾92萬無家可歸者 創7年來新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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