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6月25日，郭道暉先生接受本報專訪。他目前正在整理自己的文集。（南方週末記者 賀佳雯/圖）
（本文首發於2018年7月19日《南方週末》）
現在反覆講要全面依法治國，而且要依憲治國、依憲執政。提法很新，也很好。倘若能夠落實的話，那中國的法治就大有希望。
九十高齡的郭道暉先生，如今一人住在北京昌平的一家療養院裡。他說自己雖身處“斗室”，但仍心繫國家的法治進程。
2018年6月25日，南方週末記者午後登門拜訪時，老人正對著電腦，梳理《郭道暉法學文選》的目錄。密密麻麻的文件夾按年限、主題劃分，裝載著他四十餘年的法學思考和九十年的人生領悟。
作為“法治三老”中的最年長者，郭道暉屬於半路改行：他畢業於清華大學電機系，後留校講授哲學和研究美學；1979年4月進入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委員會工作，自此“遁入法門”。那年他51歲。
1987年8月，郭道暉調任中國法學會研究部主任，兩年後離休，被聘為《中國法學》雜誌社總編輯。其間，他率先在《中國法學》上組織開展人權法學和權利問題大討論，首創“權利推定”和“社會權力”新理論，提出將通行的“法制”改為“法治”，又進一步提出將“法治”提升為“依憲治國”。
他的上述思想來源，很大一部分來自“祖先爺”。郭道暉出生於湖南湘陰，伯曾祖父郭嵩燾是中國首位駐外使節，主張學習國外的制度和技術；祖母曾氏早年留日，思想開明。從他的父親一代開始，都走上了“學工救國”道路。而抗日逃難的經歷，使得年輕的郭道暉三兄弟“不約而同”全部加入了中共地下黨。
郭道暉的特別身份還有，他是朱鎔基的中學和大學同學、入盟（中共地下黨領導的新青聯）和入黨介紹人。翻開朱鎔基贈送給他的2016年家庭聚會相冊，他口中唸叨：“鎔基為人很念舊，又敢言。”
沒有正確思想怎麼能立法
南方週末：您在清華學的是電機，教的是哲學，年過半百轉行從事法律工作。為什麼有這樣的轉折？
郭道暉：當時（1979年2月）全國人大常委會設立法制委員會（1983年改稱法制工作委員會），彭真擔任主任。但他剛從監獄出來，手下沒有人，就找來了王漢斌。
王漢斌解放前曾負責領導清華等校的地下黨員工作，他的夫人彭珮雲是我的直接領導，後來當過清華大學黨總支書記。他讓彭珮雲給我寫信，要我去法委工作。
一開始我還不太願意。我沒有系統學過法。另外就是我覺得法律太枯燥了，摳條文，一條一條沒有味道。我那個時候講哲學、研究美學，朱光潛、黑格爾以及中外其他名家關於美學的書我看過不少、還鑽進去了，寫了一本《魯迅的偉美觀》的專著，書到現在還沒出版。
後來我想想自己被奪去的20年青春，對缺乏民主、缺乏法治的惡果有親身經歷，所以想做些有益於國家法治建設的事情。現在我自己評價，幸好五十歲以後還轉入法學，還真正幹了一點事，要不然就是個萬金油。
南方週末：您如何從零開始學習法律？
郭道暉：在工作實踐裡學的。靠自學。我不像李步雲、江平等教授，他們都是科班出身。李步雲是北大的研究生，張友漁是他的老師；江平是留蘇的。我非科班出身，就揚長避短。哲學和法理學接近，法哲學嘛，我就研究法理學。我法律知識少，框框條條也少，思想可以放開一點。
另外，我參加了很多最高層次的立法會議，瞭解很多立法情況，這彌補了我的不足。我這人有個特點，手頭很勤，包括中學時的日記到現在都保留著，十六萬多字的《流亡兩年》。參加全國人大會議，聽到有意思的發言我都會當場記成卡片，一則為工作需要寫簡報，二則為自己日後研究用。那時的人大代表法律知識也很匱乏，記得在審查刑事訴訟法時，有人就問，怎麼“第一是審程序，第二還是審程序”，他們不清楚“第一審程序”“第二審程序”是專門的名詞。還說“法人”就是指“守法的人”。
南方週末：去人大報到的第一天，王漢斌就請您立即撰寫一篇《列寧在新經濟政策期間實行租讓制》的論述。據說您用了三天時間完成。
郭道暉：這篇文章主要是寫列寧時代搞新經濟政策，把外國資本引進來，開發國內的資源、發展經濟。當時，蘇聯的幹部、工人很多也抗拒——怎麼我們剛把資本家趕走，又請外國資本家過來了？後來的事實證明，新經濟政策是成功的，不然要餓死很多人的。
我屁股還沒坐熱就馬上回到清華，首先把《列寧文選》有關這個問題的文章索引都抄下來，看了文章後做成卡片，然後再摘編撰述。
南方週末：這篇文章有個特殊背景：1979年7月1日閉幕的五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一口氣通過了7部基本法律，其中之一是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此前有些人反對這部法律，主要有哪些爭議？
郭道暉：當時很多幹部都認為，引進外資就是出賣國土，特別是發展深圳經濟特區就是恢復租界、出賣國土，批評非常尖銳。沒有正確思想怎麼能立法呢？所以彭真想借列寧改革思想說服這些老幹部。
我就有意識針對我們幹部的思想誤區整理出材料。這篇文章王漢斌打印出來在開會前就送上去。列寧的話當時威信很高，老幹部沒什麼話講。後來人家說“你郭道暉對經濟法還挺在行”，我說我根本就不懂經濟法，我是懂“文章做法”。
權利優於權力，這是根本轉變
南方週末：82憲法制定時，作為當時立法機關的工作人員，能否談談您所親歷、見證的修憲過程？
郭道暉：1980年9月，五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接受中共中央建議，決定修改憲法，併成立憲法修改委員會，葉劍英任主任委員，宋慶齡、彭真任副主任委員。
實際工作主要由彭真主持，一直持續到1982年2月。彭真在當法制委員會主任的時候講過，解放前他在國民黨的監獄坐了六年，解放以後他又坐了自己的監獄九年半，為何會這樣？他說他在監獄裡時老思考這個問題，想不通，後來想通了，就是對我們過去不重視民主、不重視法制的懲罰。
彭真和王漢斌把胡繩、龔育之，憲法學界的“四大名旦”——張友漁、蕭蔚雲、王叔文、許崇德等專家都請去了，負責研究和草擬憲法草稿。經黨中央審議後形成草案，經全國人大常委會特別組成的“憲法修改委員會”討論修改，最後由全國人大審議、通過。修憲草案在全國人大常委會“憲法修改委員會”討論時，我作為法制委員會理論組組長列席旁聽，並參與了一些秘書工作。
南方週末：在學界，您對權力與權利關係的論述一直備受關注。和54憲法相比，82憲法有一個重要變化是把“公民的基本權利和義務”從原來的第三章挪到第二章。
郭道暉：82憲法是在54憲法基礎上修改的，但修改幅度很大。原來（54憲法）第一章是總綱，第二章是國家機構，第三章才是公民的基本權利和義務。82憲法把公民權利義務挪到國家機構前面。
公民的rights高於國家的power，這是一個根本性的轉變。它強調公民權利的優先地位，國家權力是公民通過選舉賦予國家機構的。文本改過來很多年了，現在有些官員還認為公民權利是國家機關賦予的，那就搞反了。
南方週末：上世紀八十年代，對於憲法監督機構，曾有過在全國人大設立憲法委員會乃至設立憲法法院等不同構想。2018年3月，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改為憲法和法律委員會。您怎麼看這次更名？
郭道暉：我關注的是它是不是名副其實，能否真正承擔起違憲審查的職責。任何國家機構、政黨或武裝力量有違憲行為，都應該追究責任。憲法和法律委員會能否真正糾正違憲行為，還有待觀察，但首先我肯定這個做法。
南方週末：普通民眾可能覺得憲法離自己比較遠，您怎麼解釋他們和憲法的關係？
郭道暉：我寫過一篇文章，叫做《憲法的大眾化、社會化》，意思就是要把憲法交給人民自己來掌握，要把人民日常所碰到的一些問題或者受到的一些侵害，提高到違憲層面來審查、來審視。
南方週末：上世紀八十年代起，李步雲教授和您等法學家堅持主張以“法治”代替“法制”。“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1997年寫入十五大報告，1999年寫入憲法。為什麼要這麼改？
郭道暉：法制的英語原文是legal system，是“法律制度”。法治的原文是rule of law即“法律統治”，就是按照法律來辦事，法律至上。表面看是名詞之爭，實則觀念上有差別。
“法制”是個中性詞，專制的封建社會也有完備的法制，但沒有民主。“法治”就是任何個人、公民、組織等都要受法律統治，都要在法律範圍內活動。“法制”的法律主體是誰，誰來制，制什麼？這些問題都沒有解決。而治理的“治”是水旁，中國有句古話，“水可載舟，亦可覆舟”，這“水”是代表人民的，人民是主體，是人民來治，不是治人民。
與“鎔基先生”互相談“愛”
南方週末：您和朱鎔基是大學同學，還是他的入黨介紹人。能說說你們之間相處的故事嗎？
郭道暉：朱鎔基這人很念舊。他在上海當市長的時候，有一次我正出差上海，他和市委宣傳部長一起到賓館來看望我，他主動對隨行的人說：“這是我的入黨介紹人。”
朱鎔基在中學的時候就和我兩次成為同學。抗戰時期，有個廣益中學。我父親在那兒教書，我跟著在那兒唸書，比朱鎔基高一班，我父親教過他。1946年，我到湖南省立一中上學，現在叫長沙一中，他也輾轉到一中唸書，比我低一個學期。我是1947年春季畢業的，他是夏季畢業的。
考大學都是在1947年夏季，我倆同時考，又同時被清華錄取。他很優秀，成績平均80分以上有獎學金。我考了76分，所以是自費生。我們的宿舍是二院教室改成的，挨在一起，他住235室，我住236室。
南方週末：你們是怎麼成為朋友的？
郭道暉：我們性格都比較耿直，也敢說。他進清華不久，1948年在報紙上寫了一篇文章，題目是《愛與憎》，筆名是“容基”，因為那時排字間那個金字旁的鎔字根本找不到。他是遺腹子，母親也很早去世，是伯父養大的，也沒有兄弟姐妹，所以感到沒有天倫之愛。他也對舊社會所謂被扭曲的愛很反感。所以他說除了愛，還要憎，憎就是恨那些不讓你愛的，那就有所指了，就是對國民黨有所指。他還提出要自我犧牲地去愛人民，這個提法挺好。
我那時已經入黨，馬上回應了一篇文章《與容基先生談愛》。我說你自幼失去了父母，是可惜的，但也許還是值得羨慕的。為什麼呢？往往父母之愛，溺愛、疼愛，結果阻礙了人類進步、阻礙了一些年輕人去參加革命。所以我們兩個互相談“愛”，後來人家就說這是當時青年人走向革命的心情抒發。
南方週末：中國的法治進程需要很長的時間，改革也不總是一帆風順，您對當下及未來的法治領域改革有何建議？
郭道暉：我現在所想的就是，只要按照中央正式通過的決議照辦就好。關鍵問題是得打破一切阻礙，真正去施行。包括剛才講的，建立憲法和法律委員會，切實糾正違憲行為。改革開放以來所有已經證明是正確的就應該堅持下去，這是我的一點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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