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實的楚國熟悉而又陌生。它的名字被印度人當做中國的代號傳遍西方，它的文化中也浸透了印度之風。
我們稱自己的祖國為中國，外國人卻把中國稱做“支那”。關於“支那”這個稱呼是怎麼來的，中外史學界眾說紛紜。其中比較流行的一種說法是“支那”起源於“秦”。因為兩者之間不但讀音相近，而且，秦是中國第一個中央集權的大一統的封建國家，想必給周邊國家留下的印象也比較深刻。
可是早在統一的秦王朝出現之前，公元前5世紀的時候，印度的兩部史詩《摩訶婆羅多》和《羅摩衍那》中就已經出現了“支那”的稱呼。可見“支那”指的並不是“秦”。民國時期的歷史學家丁山說，“支那”其實是另一個我們熟悉的強大諸侯—楚。
了不起的楚國
提起楚國，人們馬上想到的是昏庸的楚懷王被秦國耍得團團轉，最後客死他鄉;赤誠愛國的屈原飽受排擠，在國破家亡之際投江自盡。似乎楚國就是一個窩窩囊囊的二流諸侯國。其實歷史上的楚國遠比我們想象的強大得多。
早在公元前約13世紀左右，商王武丁時期，就有楚國先祖荊人的活動紀錄。商朝被周人消滅後，荊人受到壓迫南下，在長江中游定居，並迅速壯大起來，約在公元前11世紀荊君熊繹接受周朝的封號，成為楚國的開國之君。
與周朝分封的其他諸侯國相比，楚國是個另類，對周王朝總是不那麼尊敬，周天子也很難信任這個外來戶，蔑稱之為“荊蠻”。周昭王曾經想要武力消滅楚國，三次南征，卻六師盡喪，自己也溺水而死。後代周王為了壓服楚國，都費盡心機，卻都事與願違，無可奈何之下，只要它表面許諾臣服，也就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了。
事實上，楚國是當時中國最為好戰的國家，如果連續七年不對外侵略，就是奇恥大辱。當他們的鄰居是很痛苦的事情，因為他們就像老虎一樣，隨時需要找人磨爪子。楚國很快佔領了湖北全境、湖南全境，之後臣服了江蘇、浙江、四川大部。今天的越南的大部分、老撾、柬埔寨和泰國的北部，也都是楚國的勢力範圍。
春秋300年間，楚國滅了大約四五十國，在戰國七雄當中首屈一指。實際上，楚國後來的地盤幾乎有其他諸侯國加起來那麼大，可以說秦國統一中國的工作有一半是楚國替它完成的。
整個春秋時代幾個世紀的歲月中，中原邦國的朝野，幾乎無不隨時側耳諦聽楚國的動靜。整個中國的局勢，實際上就是圍繞著楚國北征和中原諸國阻遏楚國北上而發展。齊桓公、晉文公的霸業，實質都是抵擋或挫敗楚國北進的事業。公元前597年，楚莊王擊敗中原霸主晉國，問鼎中原，楚國國勢上升到隆盛的頂點。
戰國時期，楚國仍然長期保持著強大的地位。六國第一次合縱出兵攻秦，就以楚懷王為首領。此後楚國國勢日衰，但懷王之子頃襄王在位時，還曾自我估計“楚之地方五千裡，帶甲百萬，猶足以踴躍中野也。”即使在公元前230年，秦始皇展開其蕩平六國的最後進軍時，項燕率領的楚國軍隊還曾大敗秦主力大軍20萬，追擊三日三夜，堪稱百餘年六國對秦作戰的最大勝仗。
從“荊蠻”，到“支那”
楚國這樣一個歷史悠久，聲名顯赫的大國足以對外代表中國的形象。而最早與楚國接觸的是印度人。
古代中國與世界交往的著名的絲綢之路是西漢時開闢的。但是當張騫沿著這條道路，穿越北方沙漠，首次出使大夏國(今阿富汗北部)的時候，卻在市場上看到了四川的土產，鄧竹杖和蜀布。原來遠在4000年前，中國人就打通了一條“南方絲綢之路”，從楚地向西穿越巴蜀或者雲貴，經緬甸、印度，西抵波斯。張騫看到的四川土產就是印度商人運到大夏國的。
因為有這條“南方絲綢之路”，楚國與印度之間的交通非常早。以“蜻蜓眼”玻璃珠為代表的彩色玻璃，就是在春秋晚期經由印度傳到南楚的。楚人見而愛之，戰國時期燒造了不少有“蜻蜓眼”紋樣的料器。其他域外大國關於中國的知識，大體上都是從印度再傳的。
當時楚國被稱為“荊蠻”，在印度古語中就變成了“支那”。隨著各國各地交往，這個名稱傳到阿拉伯，又傳到歐洲。單從語音上分析，“荊”為顎音，“秦”為齒音，“荊”也更接近於“支那”。有趣的是，在印度古文獻中，中國被看做南北兩部分，南部是“支那”，北部是“外支那”，恰好符合當時楚國與中原其他諸侯國的對峙局勢。
印度不僅僅將“荊蠻”的名字傳到西方，也將自己的文化傳播到了楚國，使楚國文化呈現出與中原諸國迥然不同的色彩。
屈原在《離騷》中追述楚人的先祖時，說楚國人的祖先名叫昊回，是火神。妻子懷孕十一年之後，開左肋，生下三子，又開右肋，生下三子。有學者考證說吳回這個名字其實是古音“阿耆那”之對音，也就是流行於波斯和印度的拜火教中的火神。而破肋而生的故事也可以溯源於印度雷神因陀羅破母肋而生的神話。
據傳楚國人的長相與中原人似乎有差異，最明顯的就是一臉大鬍子。楚國在與吳國大戰時。曾經繳獲昊王座舟。昊王只好派3個長者乘夜將船偷回來。為什麼派長者去?就是因為有鬍子，可以混在楚國人當中。
楚國人尚左，這與中原諸國尚右的風俗截然相反，倒是與印度風俗一致。楚武王攻打隨國的時候，隨國賢臣季梁特意告誡隨侯:“楚兵分左右二軍。楚俗以左為上，楚王必在左，精銳一定也在那裡。所以咱們最好攻擊其右軍，若右軍敗，左軍必然失去銳氣。”可惜隨侯不聽，結果大敗。楚國人還喜歡坦露右臂以示尊敬。陳勝、吳廣起義的時候，全都坦露出右臂，可見楚風猶在。而這種右臂示敬的風俗，我們至今還可以在佛教塑像和印度的很多宗教信徒身上看到。
我們的大詩人屈原，曾經在沅湘民間流行之神曲基礎上，創作了《九歌》，其中描述的迎神儀式，全異華風，卻與印度的婆羅門教誦經儀式極其相似。屈原《天問》中月中有兔，巨鰲馱山，龍負熊遊之類的故事也可以在印度神話中找到淵源。
道家始祖老子的哲學思想在諸子百家中獨樹一幟，他說的“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對中國古代思想文化的影響不可估量。而公元前1500年前後編訂的印度詩集(梨俱吠陀)中有一篇《無有歌》，就如同老子(道德經》之翻版。《無有歌》中說，在“有”與“無”之前是“彼一”，“彼一”是一種既非有又非無的原始的潛能。“彼一”創造了宇宙，也造成了有與無的分家。這個“彼一”很容易讓人聯想到老子所謂的“道”。而“彼一”的發音“Tad eham”也與“道”非常相似。
老子的政治思想是小國寡民，最欣賞“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但是自古以來中國的統治者欣賞的都是“王霸之道”，只要有能力，無不想著統一天下。老子這種思想在中國似乎沒有市場，放到古代的印度，倒是蠻適合。在印度歷史上，多數時期都呈現出以城市為中心的小國分而治之。直到英國殖民者到來之後，印度仍然保留著不少大小土邦。
老子寫下五千言《道德經》後就騎著一頭大青牛，西出函谷關。西晉時的道士為了貶低佛教，說老子去了印度，印度佛教就是淵源於老子的教化。這種說法不足為信，也缺乏依據。
真實的楚國熟悉而又陌生。它的名字被印度人當做中國的代號傳遍西方，它的文化中也沁透了印度之風。在幾千年的歷史中，中華民族曾經接受了四面八方的優秀文化並融會創新。追索文化傳播的脈絡可以讓我們更清楚地認識一段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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