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是一个国家的立国之本，是一个民族生存和发展的标记。国家丧失了文化教育 ，也就意味着它失去了生机和希望。
1937年7月7日，侵华日军发动了卢沟桥事变。战火迅速蔓延，北平、天津相继失守，整个华北成了一个大战场。在这危急时刻，为了保护国家文化教育免遭摧残，北大、清华、南开三校举校南迁长沙，成立了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可是刚开学一个月，国内战局继续恶化 ，上海、南京沦陷，武汉震动 ，致使三校又向西迁移至昆明。4月2日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5月2日正式开学。
在国家面临危亡的严峻形势下，西南联大建校的困难可想而知。校舍的建设标准一降再降，资金还是不足。最后落成的新校舍除图书馆和食堂是砖木结构外，其余全是茅草房和铁皮顶土房。学生宿舍是40人的大统间，窗子没玻璃，只钉几根木条，室内少有桌椅。图书馆内参考书、报刊、杂志都显不足，至于教学设备更是无从谈起。条件之差，堪称世界上最穷大学。
联合大学师生的生活状况十分艰苦。那些身负盛名的大师们为维持生计，常有变卖家产。闻一多教授挂牌刻印以补家用，吴大猷教授自己养猪，以补病妻医药支出，吴晗教授夫人有病，他每天早上提篮上街买菜。学生很多是从沦陷区来到昆明，失去家庭支持，一贫如洗。10_20元的助学金难以为继，就利用课余时间做“兼差”，或家教，或各种零工。学校伙食标准很低，困难时一日两餐。40人的统间宿舍拥挤不堪 ，室内阴暗潮湿，到雨季床下竟会长出草来。图书馆座位少，参考书也少，致使出现联大的两个景观。一是图书馆没开门，外面就排起长龙。另一个是泡茶馆。一些学生没占到座位，就去附近茶馆读书、写作业。不少学生的读书报告和毕业论文是在茶馆完成的。时任民国财政部长的孔祥熙拨10万大洋给学校改善条件，师生一致同意捐给昆明人民，以报收留之恩。
在这样艰苦环境下，西南联大师生谨遵“刚毅坚卓”的校训 ，教、学气氛非常浓烈。学校领导不为功名利禄心动。专心谋学校发展。教师不求高薪，不跳槽，全心全意搞好教学。 周培源教授住城外 ，距学校十几里，他骑马上班。后因马料太贵，改骑自行车 ，从不误上课时间。讲力学时，自编讲义，自刻蜡纸，上课时把油印讲义发给学生。华罗庚教授的住房被炸，他租了一间牛棚，牛住下，人住上。每天他很早起来，拖着瘸腿步行十几里上课，从不晚点。学生更是珍惜读书机会，跑空袭警报时都要带着书。为探讨一个问题，会步行一、二十里去住在乡间的老师家求教。对于老师开设的选修课和讲演，他们总是设法去听。没座位就坐在窗台上或站在窗外听。
如此，在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刻，西南联大排除一切干扰，处乱不惊，静心静气地开展培养民族优秀人才的教育。成为当时整个中国的精神支柱。
常言说，“多难兴邦”。西南联合大学因抗战而生，侵略者的残暴和自己祖国的积弱极大的激发了师生们的爱国心和使命感。形成一种时代担当，社会担当 ，祖国复兴大业的担当。这种情怀使他们产生了拯救祖国的伟大抱负。正如校歌中这样的词句:“千秋耻 ，终当雪。中兴业，需人杰……”。有了这样的豪情 ，他们就充满信心，用自己的勤奋去实现那一神圣的目标。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哪怕是躯体遭受无论多么巨大的摧残和蹂躏，只要这种精神尚存，只要文化未泯 ，那么这个民族就不可战胜。
西南联大校史仅有八年，但英才辈出，产生了无数故事和传奇。成为中国大学教育史上独一无二的奇迹。八年里，毕业3882名学生。走出2位诺贝尔奖获得者。4位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8位两弹一星功勋勋章获得者。171位两院院士。100多位人文大师。成为中国大学教育史上一颗璀璨夺目的明珠。在国内外教育界赢得了美好声誉。国外有学者说，西南联大的历史将为举世学术界追忆和推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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