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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眾號是中國社會科學院國家文化安全與意識形態建設研究中心、中國歷史唯物主義學會和北京習風堂聯合打造的“凝聚正能量、傳播好思想”官微，以弘揚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宣傳國家主流價值觀、維護國家安全為己任，致力於為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而貢獻力量！
編者按：研究西方國家反腐敗理論和實踐固然重要，但是絕不應該忽視馬克思主義關於官僚腐敗及其治理的思想。與西方國家反腐敗理論不同，馬克思主義從社會根本制度層面研究官僚腐敗問題，認為官僚腐敗現象來源於私有制，來源於剝削制度決定的社會對國家的依附性及其官僚制度。因此由於階級侷限，無論歷史上的資產階級民主，還是現代資產階級民主制度，都無法消除官僚腐敗。無論是西方的民主化治腐論，還是西方的市場化治腐論，都只是一個神話。
加強反腐倡廉理論研究以指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反腐倡廉事業順利開展，需要做好三件工作：一是認真研究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反腐倡廉的基本思想和觀點；二是科學總結概括中國共產黨反腐倡廉工作的理論與實踐；三是借鑑世界各國反腐工作的經驗。當前我國反腐敗理論界有些研究比較重視西方國家反腐敗理論和實踐，對馬克思主義關於官僚腐敗及其治理的思想缺乏足夠重視。有些觀點認為，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沒有生活在社會主義時代，沒有研究社會主義時期的腐敗與反腐敗問題，不可能為社會主義中國的反腐敗事業提供理論支持，而西方國傢俱備市場經濟條件下消除腐敗的豐富經驗，西方的反腐敗理論與經驗對我國更加具有現實意義。當前我國出現崇拜西方公共選擇學派的尋租理論、亨廷頓的現代化腐敗論等分析框架，把對不瞭解中國反腐敗實際情況的“透明國際”的“清廉指數”奉為圭臬等現象。有些研究甚至提出一種可以稱之為“市場民主治腐論”的觀點，宣稱“推進市場化改革是扼制腐敗的基本途徑”，提出徹底治理官僚腐敗就是要實行“政治領域的市場化（也可以稱為民主化）”，進而建議“在傳統的非市場領域，也就是在政治領域，也要大力推行市場化改革。政府提供的各種公共服務要推行市場化改革。政府公共資源的管理和運營要進行市場化改革”“政府公共人才也要推行市場化改革”“根據各國的經驗，至少需要建立政治人才市場（包括選舉產生的政務官、人大代表、政協委員等），行政（公務員或官僚階層）人才市場。前一個市場的交易媒介主要是選票，後一個市場的交易媒介主要是考試或考績”。①這種觀點在我國很有市場，表現為學界譯述西方觀點的論著多，而研究馬克思主義反官僚腐敗思想的學者少。其實，馬克思主義科學理論具有強大的穿透力，提出了認識官僚腐敗現象和克服官僚腐敗的基本原則和思路。
一、馬克思主義從社會根本制度層面研究官僚腐敗問題
當代西方官僚腐敗理論有一個嚴重缺陷，就是沒有從社會根本制度層面研究官僚腐敗問題，只是僅僅從社會運行機制的枝節方面認識官僚腐敗、設計反腐策略。比如，人們常引用的“阿克頓命題”——“絕對的權力導致絕對的腐敗”——僅僅圍繞權力本身研究官僚腐敗，在權力的範圍內分析權力，認為官僚腐敗來源於絕對權力，但根本沒有涉及權力運行的社會制度背景，沒有涉及權力究竟掌握在什麼樣的階級什麼樣的人手中等問題。
而馬克思和恩格斯運用唯物史觀，從社會根本制度層面研究官僚腐敗現象，相當深刻地揭示了官僚腐敗是與剝削制度相關的歷史產物。通過研究古代、中世紀和資本主義時代官僚腐敗現象的引致因素，馬克思和恩格斯認為，官僚腐敗現象與剝削制度決定的社會對國家的依附性及其官僚制度有著密切關係，官僚腐敗來源於私有制，剝削制度是官僚腐敗的根源，剝削階級不可能消除官僚腐敗。只有無產階級通過改造社會私有制，才能從根本上消除官僚腐敗。
第一，封建剝削制度必然導致官僚腐敗。在《論猶太人問題》中，馬克思認為，在封建社會的社會與國家關係尚未分離的情況下，封建政治的超經濟強制全面控制社會的一切經濟、政治和文化活動，表現為“市民生活的要素，如財產、家庭、勞動方式，已經以領主權、等級和同業公會的形式升為國家生活的要素”②。從馬克思的這一觀點可以看出，封建時代國家與社會的依附性關係是封建社會官僚腐敗產生、存在和發展的基礎和根源。因為封建皇權帝國制度是以皇帝為中心建立的，皇帝具有至高無上的地位和不受限制的權力，國家財產已經是皇帝與封建國王的私人財產。“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朕即國家，國家即朕”，儘管封建皇帝窮奢極欲，但是其臣民根本不具有懷疑皇帝腐敗行為的正當性。此外，馬克思還認為，封建的國家統一體“必然表現為和人民隔離的統治者及其僕從的特殊職能”③，因此任何手段都無法有效阻止統治階級謀取私利的行為。封建時代的一些所謂廉政的道德楷模和“清官”，僅僅是維護封建階級統治的工具而已。
第二，君主制度下官僚腐敗不可避免。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中，針對黑格爾關於君主制中“奉昭（第292節）擔任一定官職的個人，以克盡職守為本人收入的來源（這是擔任官職的條件）”、官吏“大公無私、奉公守法和敦厚成為一種習慣”的觀點，馬克思揭露君主制度中的官僚制使國家政治生活變成他們“貪汙腐化的鬧宴”，把社會變成他們“下流勾當的淵藪”，由於官僚們具有盲目服從、例行公事的習慣，因此決不是黑格爾所說的是由有“教養”和“才幹”的人組成。馬克思批判黑格爾關於普魯士國家行政機構是“普遍利益”代表者的觀點，認為資產階級的行政官僚實際上是一個“特殊的閉關自守的集團”，具有超越國家和人民的普遍利益之上的“特殊利益”，必然誘發官僚腐敗。國家僅僅是官吏們運用的形式和工具，攫取私人利益或集團利益才是其內容和目的。馬克思不僅指出，君主制度中的單個官僚具有腐敗性，認為“就單個的官僚來說，國家的目的變成了他的個人目的，變成了他升官發財、飛黃騰達的手段”④，而且馬克思還認為，君主制度的整個官僚機構具有腐敗性，“既然官僚機構把自己的‘形式的’目的變成了自己的內容，所以它就處處同‘實在的’目的相沖突。因此，它不得不把形式的東西充作內容，而把內容充作形式的東西。國家的任務成了例行公事，或者例行公事成了國家的任務”⑤。這種官僚腐敗制度頑固地左右著每個官吏的行為，“官僚政治是一個誰也跳不出的圈子”⑥。
第三，資本主義私有制和剝削制度是導致官僚腐敗的根源。維護私有制需要官僚主義，當封建私有制演變為資本主義私有制時，官僚腐敗的主角也由封建勢力轉變為資產階級。在資本主義制度框架中，無論在技術層面採取什麼手段，也無法根除官僚腐敗。對此，恩格斯指出，歷史上各社會均存在用來保護自己共同利益的特殊機關，“而其中主要的是國家權力，為了追求自己特殊的利益，從社會的公僕變成了社會的主宰。這種情形不但在例如世襲的君主國內可以看到，而且在民主的共和國也可以看到”⑦。早在《萊茵報》時期，馬克思就已經相當深刻地認識到議會官員們表現出來的官僚政治的腐敗無能、昏庸不堪，以及對封建貴族和貴族土地佔有制的奴顏婢膝。官僚佔有國家權力，不過是為自己及其所屬的利益集團攫取財富而已。
在馬克思此後的著作中，這些觀點得到進一步深化。比如在《法蘭西內戰》中，馬克思以一個資產階級的政客——悌也爾為例，深入剖析了資產階級政客是如何利用國家權力謀取私利的。馬克思指出：“他在多年的政治生涯中，從來沒有辦過一件哪怕是極微小的稍有實際好處的事情。悌也爾始終不忘的，只是他對財富的貪得無厭和對財富生產者的憎恨。他第一次當路易-菲力浦的內閣首相時，窮得和約伯一樣，而到離職時已經成了百萬富翁。……在波爾多的時候，他為了使法國避免即將來臨的財政崩潰而採取的第一個措施，就是給自己規定了300萬法郎的年俸；這就是他1869年在他的巴黎選民面前當作前景描繪出的那個‘節儉共和國’的全部內容。”⑧由此可見，不管在公眾面前多麼虔誠地表白自己是清廉的，資產階級政客們終究只會利用國家權力發財致富。
第四，無產階級政權機構中存在的官僚腐敗，是與資產階級統治的需要和剝削階級統治所造成的小資產階級自發勢力及其散漫性、文化水平低等相聯繫的。不可否認，在無產階級國家裡依然存在官僚主義。在私有制及其影響沒有得到徹底清理以前，絕對不能說無產階級政權裡沒有官僚腐敗。馬克思沒有在社會主義制度中生活過，但是列寧有過領導無產階級政權的經歷。列寧明確指出：“在我們的人民委員部裡，官僚主義還很嚴重”“工會里的官僚主義也並不少些”。⑨那麼，這些官僚腐敗是來源於無產階級本質或者社會主義本性嗎？對此列寧多次指出，歸根到底，官僚腐敗是剝削制度的產物，官僚腐敗的根源來自於資產階級和小生產階級。這裡有兩處典型例證：
一是在十月革命前夕所撰的《國家與革命》中，列寧對即將出現的無產階級政權的官僚腐敗趨勢進行預測，並對出現官僚現象的根源作了分析，認為恰恰是資本主義制度將產生的官僚腐敗侵蝕無產階級政權。列寧指出：“在資本主義下，由於僱傭奴隸制和群眾貧困的整個環境，民主制度受到束縛、限制、閹割和弄得殘缺不全。因為這個緣故，而且僅僅因為這個緣故，我們政治組織和工會組織內的公職人員是受到了資本主義環境的腐蝕（確切地說，有被腐蝕的趨勢），是有變為官僚的趨勢，也就是說，是有變為脫離群眾、站在群眾之上、享有特權人的人物的趨勢。”⑩
二是在1921年4月所撰的《論糧食稅》中，列寧指出官僚主義的經濟根源有兩個方面：一方面“是發展起來的資產階級正是為反對工人的（部分地也是為了反對農民的）革命運動而需要官僚機構”；另一方面是“小生產者的分散性和渙散性，他們的貧困、不開化，交通的閉塞，文盲現象的存在，缺乏農工業之間的流轉，缺乏兩者之間的聯繫和協作”。⑪就在此前一個月，列寧在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會的政治工作報告中，提出了官僚主義和“小資產階級自發勢力及其渙散性有聯繫”⑫的觀點。在此後一個月，列寧又在給各地方蘇維埃機關的指令中，提出了“官僚主義和拖拉作風主要是同俄國的文化水平低、戰爭所造成的嚴重經濟破壞和貧困等後果有關的”⑬的判斷。由此可見，列寧關於官僚腐敗問題的看法是一以貫之的，堅持和發展了馬克思有關官僚腐敗源於剝削制度的觀點。
綜上可知，馬克思主義主張從社會根本制度而不是社會枝節問題入手展開對官僚腐敗的分析，也就是將官僚腐敗問題放在不同的制度背景中進行分析。這些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方法為研究社會主義制度下的消除官僚腐敗問題，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論基礎。中國共產黨歷來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堅持從社會根本制度層面研究官僚腐敗問題。新中國成立之初，毛澤東就指出，官僚主義是剝削制度遺留下來的壞作風，認為“就其社會根源來說，這是反動統治階級對待人民的反動作風（反人民的作風，國民黨的作風）的殘餘在我們黨和政府內的反映的問題”⑭。江澤民則直接提出，腐敗現象“從本質上說是剝削制度、剝削階級的產物”⑮。儘管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展開，官僚腐敗現象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滋長，但是中國共產黨從來沒有背離從社會根本制度層面分析官僚腐敗問題的基本原則。
二、近代資產階級民主不能消除官僚腐敗
既然官僚腐敗在歷史時期根深蒂固，那麼怎樣才能消除官僚腐敗呢？有一種觀點認為，實行西方民主政治制度是消除官僚腐敗的根本途徑。那麼，在資本主義制度存在的情況下，資產階級民主制能否有效遏制官僚腐敗？顯而易見，由於剝削制度沒有得到根本消除，西方的所謂資產階級民主雖然在一定程度上能夠減輕官僚腐敗，但決不可能從根本上消除官僚腐敗。
馬克思恩格斯指出，只要佔統治地位的資產階級掌握著強制性的物質力量並掌控著意識形態，那麼議會民主制就只能是行政權力的裝飾品，就只能是資產階級爭奪個人利益或者階級利益的工具。雖然在反封建的過程中，資產階級向人民承諾要建立“理性的國家”，但是事實上，資產階級在革命勝利後所建立的不過是資產階級的理想化王國，平等自由僅僅成為資產階級的平等自由。雖然市民社會已經從國家體系中獨立出來，但是資產階級並不能成為它所標榜的整個“受苦難人類的代表”，而僅僅是“某一特殊的階級的代表”。他們控制了社會的公共權力（包括行政權、社會事務管理權等），掌握了政治上層建築（如軍隊、警察、法庭、監獄等）和思想上層建築（如哲學、宗教、道德等）。凌駕於社會之上的資產階級國家，是“一切齷齪事物的溫床”，不可避免地陷入貪汙腐敗的泥沼。
在關於英國選舉的三篇文章——《英國的選舉。——託利黨和輝格黨》《選舉中的舞弊》《選舉的結果》中，馬克思揭示了英國選舉制度具有反民主的性質，兩黨制不過是代表土地所有者的託利黨和代表資產階級貴族的輝格黨的輪流執政。輝格黨裡有“各式各樣裙帶關係的庇護人，營私舞弊的老手”⑯，不讓人民參與管理自己的事務。當時的報刊發表了揭露選舉舞弊的文字，指出選舉演出了“從過去托利黨人壟斷最高統治權力以來空前未有的行賄、舞弊、暴行、酗酒和謀殺的活劇”。而且舞弊手段超出常人想象，比如派遣有組織的打手到街上攔截和嚇唬選民、大擺酒宴、玩弄卑劣的陰謀、大規模地行賄、野蠻地恐嚇、誣衊候選人的聲譽、蹂躪正直的選民等，比如“地主威脅要驅逐佃戶，除非佃戶和他們投一樣的票”“小店主遭到失去主顧的威脅，工人遭到解僱的威脅；還使用把選民灌醉的辦法”⑰。對此，馬克思總結說：“理論上宣佈了最純潔的選舉，而在實踐中卻發生了最大規模的選舉舞弊。”⑱
恩格斯以美國的民主政治為例，分析了資產階級的政黨是如何利用官僚制謀取私利的。他指出：“正是在美國，同在任何其他國家相比，‘政治家’都構成國民中一個更為特殊的更加富有權勢的部分。在這個國家裡，輪流執政的兩大政黨中的每一個政黨，又是由這樣一些人操縱的，這些人把政治變成一種生意，拿聯邦國會和各州議會的議席來投機牟利，或者以替本黨鼓動為生，在本黨勝利後取得職位作為報酬。大家知道，美國人在最近30年來千方百計想擺脫這種已難以忍受的桎梏，可是卻在這個腐敗的泥沼中越陷越深。正是在美國，我們可以最清楚地看到，本來只應允當工具的國家政權怎樣脫離社會而獨立化。那裡沒有王朝，沒有貴族，除了監視印地安人的少數士兵之外沒有常備軍，不存在擁有固定職位或享有年金的官僚。然而我們在那裡卻看到兩大幫政治投機家，他們輪流執掌政權，以最骯髒的手段用之於最骯髒的目的，而國民卻無力對付這兩大政客集團，這些人表面上是替國民服務，實際上卻是對國民進行統治和掠奪。”⑲
馬克思恩格斯在分析官僚腐敗問題時，堅持使用階級分析法，指出在資本主義社會里，“商業日益變成欺詐。革命的箴言‘博愛’化為競爭中的蓄意刁難和妒忌。賄賂代替了暴力壓迫，金錢代替刀劍成為了社會權力的第一槓杆”⑳。從而認為資產階級民主制只能是供少數人、供有產階級、供富人享受的民主制度，無法藉此根本消除官僚腐敗。
三、現代資產階級民主制度無法根除官僚腐敗
還有一種觀點認為，資產階級民主選舉制度在馬克思時代是粗陋的，但是發展到今天已經進步了，能夠消除官僚腐敗。很顯然，這種觀點同樣站不住腳。不可否認，由於官僚腐敗侵蝕資產階級的整體利益，資產階級整體也對官僚腐敗的個人利益進行微觀限制，採取和完善眾多反官僚腐敗措施，比如加強輿論監督、限制官員收受禮品和禁止賄賂、頒佈官員“道德準則”等，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官僚腐敗的蔓延，但是想要在資本主義制度的框架內消除官僚腐敗決無可能。在《法蘭西內戰》中，馬克思揭露了普選制在法蘭西第二帝國時期被濫用的情況，指出普選制“或者被當作以議會批准神聖國家政權的工具，或者被當作統治階級手中的玩物，只是讓人民每隔幾年行使一次，來選舉議會制下的階級統治工具”【21】。這同樣可以視為對當代西方民主選舉的生動寫照。
需要注意的是，雖然馬克思在《英國的選舉。——託利黨和輝格黨》《選舉中的舞弊》《選舉的結果》等文章中所揭示的舞弊現象，隨著現代資本主義政治制度的自我改進，不再呈現出那麼赤裸裸的狀態，而演變為更加隱蔽的形式，有的甚至披上合法的外衣；但是金錢對政治的操縱仍然十分明顯，官僚腐敗的程度和範圍甚至更加廣泛和深入。主要有以下三種典型表現：
一是政黨左右政治。對此美國前總統卡特披露：“如今的華盛頓官場與過去相比，已經完全不同了。近乎每一個問題的爭論都嚴格取決於政黨背景；重大立法決策徵求民眾意見做法幾乎已成歷史。”【22】
二是金錢左右政權。最典型地表現在美國總統選舉中，金錢支持非常關鍵，需要選票的人同有錢的人之間進行的一連串不帶感情的交易，沒有錢根本不要談競選總統。比如2004年美國總統大選的花費是50億美金，2008年大選的花費是53億美金。馬克思曾形象地說，不列顛舉行大選的日子“向來是狂飲濫醉的酒神節，是照例進行政治信仰貼現的證券交易期”【23】。用馬克思這句話來描述當代資本主義的選舉情況，完全合適。
三是財團左右總統。在自由資本主義向壟斷資本主義發展的過程中，隨著生產和資本的高度集中，逐漸出現了壟斷財團，不僅控制了美國的經濟，而且控制了美國的政治。大致而言，美國財團通過對主要政黨、政府各部門某些利益集團、基金會所資助的研究團體或者某些會議施加影響，通過控制為政治服務的宣傳工具和學校教育等途徑，影響美國政治。在這種情況下，標榜自己是民主國家並向世界輸出民主制度的美國，其總統歷來是大財團的利益代表。比如，著名的洛克菲勒財團不但在石油、金融、保險、鋼鐵、航空等領域佔據優勢，而且通過洛克菲勒基金會、洛克菲勒兄弟基金會等組織，向教育、科學、衛生以至藝術和社會生活各方面滲透，在數屆美國政府中安插了大批代理人，不斷擴大其影響。美國總統麥金萊、哈定、艾森豪威爾、肯尼迪、林登·約翰遜等，都是由財團支持而競選成功的。尼克松、福特、卡特政府的內閣中有些相當重要的成員（如基辛格），就是洛克菲勒財團推薦的。投桃報李，靠金錢上臺的總統必然要為金錢服務，權錢交易因此不可避免。只不過現代資本主義選舉制度中的權錢交易不再那麼赤裸裸，而是更加精緻隱蔽，先由錢到權、由權到法、再由法到錢，實現了制度化或法制化。
由此可見，現代資產階級民主制度無法根除官僚腐敗。西方人自身也注意到這點。比如，在安然公司等美國大公司做假賬和破產醜聞發生後，相當多的西方評論員和觀察家直接將此事件與資本主義政治制度聯繫起來，指出“安然公司案只是再次證明了金錢在美國製度中的作用。證明真正腐敗的是這個制度”，認為競選制度讓大公司具備了控制國家和社會政策的能力；同時還指出“真正嚴重和可恥的是，政治制度本身現在已經受企業的擺佈，主要是大公司和金錢利益的驅使，而不顧其他集團對政府的合法要求”【24】。這些評論道出了現行西方民主制度導致金錢控制下的政治腐朽現狀，以及無法消除官僚腐敗的根本原因。
四、餘論
在西方國家因為政治與金錢結合導致嚴重後果並引起人們警惕之時，我國反腐敗理論界有些研究卻熱情追捧西方市場民主治腐論，宣稱“推進市場化改革是扼制腐敗的基本途徑”，實在耐人尋味。不可否認，民主是治理官僚腐敗的良方，這已為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長期治理官僚腐敗的實踐所證明。然而，積極總結我國民主實踐的經驗教訓，探索中國特色的民主治腐之路，絕不等於迷信並照搬西方民主。事實上，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官僚腐敗演進路線，恰恰證明了市場民主治腐論的虛妄。雖然改革開放40年來我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在不斷完善，但是官僚腐敗程度並沒有明顯的減弱；在一些領域，官僚腐敗甚至依然處於高發狀態。對此，市場民主治腐論者進一步狡辯說：官僚腐敗的高發，表明與之相關的體制改革和制度創新的任務尚未完成，市場經濟體制改革不到位，市場的作用在一些重要的方面、關鍵的領域還沒有得到充分發揮。只要實行徹底的市場化，官僚腐敗將隨著體制轉軌的完成而逐漸消退。我們只需稍加辨析，就能發現這種觀點的荒謬：西方社會已徹底實行了市場化，市場民主法則甚至比中國還成熟，為什麼還接連出現大範圍的官僚腐敗呢？市場治腐論如何保證中國在市場經濟發達以後，能夠政治清明？因此無論是西方的民主化治腐論，還是西方的市場化治腐論，都是迷信西方教條“言必稱希臘”的表現，市場民主治腐論只是一個神話。
註釋：
① 《市場化是否加重腐敗？》，《反腐敗導刊》2005年第6期。
②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441頁。
③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441頁。
④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302頁。
⑤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301-302頁。
⑥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302頁。
⑦《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227頁。
⑧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0頁。
⑨ 《列寧全集》第4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22頁。
⑩ 《列寧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11頁。
⑪ 《列寧全集》第4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18頁。
⑫ 《列寧全集》第4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6頁。
⑬ 《列寧全集》第4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73頁。
⑭ 《毛澤東文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54頁。
⑮ 《江澤民文選》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23頁。
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20頁。
⑰《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34頁。
⑱《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33頁。
⑲《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2頁。
⑳《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23頁。
【21】《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96頁。
【22】[美]吉米·卡特：《我們瀕臨的價值觀——美國道德危機》，湯玉明譯，西安：西北大學出版社，2007年，第7頁。
【23】《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35頁。
【24】 《洛克菲勒財團》，《中國金融家》2012年第8期。
（作者：王傳利，中國社會科學院國家文化安全與意識形態建設研究中心常務理事、清華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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