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解讀一個歷史名城的文化內涵和底蘊，最好是從它的各條街巷開始。“世界文化遺產”麗江古城也不例外。
在中國很多城市的歷史街區不斷淪喪於“舊城改造 破舊立新”的風潮時，滇西北的麗江古城卻留下了完整的五條古老的歷史街區，它們成為中國城鎮倖存的瑰寶。
麗江古城裡這五條歷史街區，現設為五個街道辦事處：新華街、新義街、五一街、光義街、七一街。在這五條街道中，又有三十多條主街和主幹巷道和數百條小巷道縱橫其間。以四方街為中心，呈放射狀，四通八達，迴環連貫。
麗江古城是“茶馬古道”上的商業重鎮，興於商，繁榮於商，因此，四方街和主幹街巷兩旁的民居建築結構大都是這樣的結構，即臨街一面開鋪子，或做商店，或為手工作坊，內院為住宅。
讓我們走進五一街，來看看這條麗江古街巷的古風遺韻。
五一街的民居建築,臨街一面開鋪子，內院為住宅。（2013年攝）
五一街民居的大門和春聯。（2013年攝）
五一街的小石橋，源自黑龍潭的東河從橋下流過。
興仁巷
五一街位於古城東部，轄興仁巷、文治巷、文華巷、振興巷、文明巷。
源於麗江古城北面黑龍潭的三條河在城內又分成縱橫交錯的無數條支流入牆繞戶，形成主街傍河、小巷臨水、跨河築樓、依山而居的高原水城景象。三條河流裡的東河開挖於清代，它穿過五一街，流向東面的鄉村。從四方街往東過大石橋，便來到了小石橋，這裡就是五一街的興仁巷，它分為上、中、下三段，西起大石橋、東至“雪山書院”遺址。新中國成立前，它稱為“書院街”。1723年，清廷在麗江實行“改土歸流”，雍正二年（1724年），第一任麗江流官知府楊馝在精通風水之術的教授萬鹹燕（進士）的幫助下，選擇與位於古城西南面的麗江明代納西木氏土司衙門不同的區域和方位，在位於古城東面的今五一街區域興建麗江知府衙門、兵營、教授署、訓導署等，並環繞這些官府建築群修築城牆。他在興仁巷建辦了著名的“雪山書院”，此條街巷因此得名。麗江從“改土歸流”以來到廢止科舉制度的一百八十多年間，當地近百名優貢以上的讀書人，都出自這個雪山書院。
興仁巷在納西語中稱“告肯”，一般認為它的意思是“糧倉旁的村子”。這條巷內有節義祠遺址、還有個漢傳佛教的大佛寺遺址。民國年間，很多寺廟道觀被用作學校校舍，我父親就是在這個大佛寺裡讀初小。當時該寺廟的一部分作學校，另一部分還是留作寺廟用。父親讀書時，寺裡還有4個和尚，其中有幾個是納西人，父親記得4個和尚中的二師傅是麗江黃山鄉長水人。每年的農曆正月十五，遠近各個寺廟的和尚們就到大佛寺來做法事，和尚們的誦經聲與學生們的誦書聲交融在一起。
我的小學也是在這個學校讀的，那時叫興仁小學，“文化大革命”時曾經改名為“興無小學”。我國研究西南歷史地理的著名學者、大研古城納西人方國瑜在這裡讀過書，後來這學校的名字也改為“麗江興仁方國瑜小學”。
位於五一街的興仁小學（方國瑜小學），過去是個漢傳佛教寺廟。（2008年攝）
本文作者的父親和他的小夥伴趙耀剛在上世紀40年代演出滇戲以籌資修五一街石板路。
記述“孝廉方正”楊氏家族的一塊碑原立在古城大石橋旁邊，“文化大革命”中這塊碑被毀，它的斷殘部分，成了河邊人們洗衣時捶衣的石頭。
龍燈會
龍燈會五一街的五花石板路，是這條街道的居民們長期以來自籌經費鋪就的。據我父親講述，在父親讀高小第二學期的假期，恰逢抗日戰爭勝利。整個麗江古城都沸騰了，洋溢在一片喜慶勝利的歡樂中。我家所在的告肯（漢名興仁村，即現在的五一街，當時古城的各個社區都稱為村）民眾決定舉辦龍燈會來慶祝勝利。龍燈會除了耍龍以外，還有由小孩為主角表演的“耍雲”，這是由6到8歲的小孩裝成小喜鵲模樣，手持一團彩雲形的舞燈團轉飄舞。此外還有“跳猴”、“演戲”等內容。其中演戲最為重要，要從10到12歲的小孩中挑出嗓子好、漂亮活潑、聰明伶俐者，請戲師排練教唱。龍燈會要博得大商號的歡迎和邀請，全靠這出戏，唱得好，請舞的人就多，商號給的酬勞也就多。因此，這出戏被稱為“彩戲”。
告肯村選出了6個小孩來排演兩出滇戲，請麗江當時最有名的滇戲票友——我的祖父指導。父親和幾個中選的小夥伴一起演出了“高旺過關”，劇情內容描寫宋朝忠良楊家將中的楊八姐，為抵抗異國入侵，外出求援，請來了猛將高旺。途中，卻被烏牛國牧虎關守將、高旺的親生子張豹所阻攔。高旺外出十多年，父子不相識。全劇是描寫最初父子相戰、老夫人亦出戰，最後夫妻父子相認的一齣戲。父親在這出戏中演張豹，他的同伴趙耀剛則扮演高旺。另一齣戲名“遊御園”，亦由父親等6個小孩演出。
在龍燈會上，八十老翁掌龍頭，六個孩童出喜劇。首先在麗江著名的黑龍潭公園公演一次，然後從除夕開始，多次上演，由於反映很好，受到了不少古城官宦商賈富戶的邀請，一一去這些人家家中去演，先唱戲後舞龍，一個晚上要去五六家，一直到正月十五才告結束。
後來，興仁村將這次演出由各戶所賞賜的收入用來修興仁村的街道路面。原來興仁村街道路面因年深月久，已經坑窪不平，只有兩塊石板並排的一溜窄窄的五花石板路面，石塊兩旁則是泥土路，下雨天十分泥濘。村人用這次演出的收入將路面全部鋪上了五花石，一直從興仁村的“將軍第”（因該村出了個陸軍中將習自強而得名）鋪到大石橋，長達一華里。如今從著名的大石橋向東面上來的這一段長長的五花石路面，就是當年父親他們一幫興仁村（街）小孩和大人一起用自己勞動的汗水鋪就的，現在父親每回憶此事，說走在這石板路上，想到自己還是個小孩的時候就為社區作了一些貢獻，心裡覺得很愜意和舒坦。
茶馬古道上著名的“達記”商號之主李達三一家的全家福照片。
著名納西族歷史學家方國瑜教授故居。（2006年攝）
位於五一街王家莊，有民國時傳教士建的基督教堂。（2017年攝）
李達三
五一街在麗江古城可以說是人傑地靈，名人輩出。在政界、軍界、學術界、文化藝術界出了不少名人，還出過幾個在滇川藏“茶馬古道”上聞名遐邇的大商人“藏客”。
明洪武年間被木氏土司盛情相請而留居麗江的醫儒世家“楊氏家族”的祖居地就在這條五一街，這個楊氏大家族自明代以來與納西木氏土司有千絲萬縷的聯繫，歷史上在麗江的醫學和漢學教育方面有卓越的貢獻，被學者們稱為“麗江文化的橋樑”。
楊氏家族十三代孫楊綽（1778-1877年）設館從教五十年，被清道光皇帝敕封“孝廉方正”稱號，麗江地方士紳因此在大石橋旁立下石碑，上書“欽賜孝廉方正奉直大夫竹溪公楊老夫子綽德教碑”。我小時，此碑尚立在古城大石橋旁邊，“文革”中被毀，斷殘部分成了河邊人們洗衣時捶衣的石頭。而大石橋邊重新樹了一塊碑，上面就刻了“大石橋”幾個字，這個碑似乎可有可無，因為大家都知道這座橋是座大石橋，而原來的碑，卻是古城的一頁歷史。
離我家不遠的五一街告肯小石橋附近的一個宅院裡，住著一個在“茶馬古道”和整個藏區商界都赫赫有名的風雲人物，我小時不太知道這位老人的底細，只知道他是麗江著名的“四大家族”之中的一個，是個大商人。新中國成立後，他把自己所有的資產捐獻給了人民政府。當時這位神秘的老人在我眼裡是再平凡不過的一個老人，他一臉篤厚之相，手拄一根柺杖，穿一件米黃色的舊風衣，帶著兩條狼狗天天清晨去北門坡散步，風雨無阻，有時一身泥水地回來，顯然是在山上跌了跤。
這個老人便是“達記”商號之主李達三（1 8 9 5 - 1 9 7 3年）。他靠在“茶馬古道”上與藏民做生意起家，性情豪爽，精通藏語。生意做得很大，在昆明、康定、昌都、察隅、拉薩、印度等地都設有分號。他與藏區各路顯貴和百姓都十分相熟，常讓做生意的對方賒賬取貨，信譽極高，各地藏民親切地稱他“衝本達三”，“衝本”是“生意官”的意思。
當時“茶馬古道”上常有強盜出沒，但對“達記”馬幫卻從不侵擾。民間傳說當時達三老人的一張紙條，勝過成百上千的軍隊。20世紀40年代，國民政府欲勘測中印公路，要經過察隅等藏區，遭到一些地方頭人的阻撓，最後靠達三老人與藏區上層的親密關係，親自出面從中調停協商，使此項工程得以順利進行，達三老人因此被任命為“國民政府中印公路少將副專員”。
在印度經商卓有名聲的納西大商人楊守其（1892-1957年）也住在興仁街。
五一街振興巷納西名稱“營盤羅”，為清代綠營兵營，它是當年作為清軍綠營兵的駐地。
本文作者與母親在五一街老宅裡。（2006年）
五一街興仁上段的“牟過闊”小巷。（2008年攝）
五一街著名的回族畫家哈三。（1991年攝）
原住民
此外，還有過去由束河名門望族和氏開設的著名老字號藥鋪“壽元豐”也在五一街。這條巷也是“茶馬古道”馬幫雲集之地，直至2 0 世紀5 0 年代，巷內尚有十多家馬店，其中“老龔店”專門接待來自四川的商旅客人。
我小時候，還常常見到一隊隊藏族馬幫趕著打扮得光鮮漂亮的騾馬穿梭般往來於五一街，領頭的馬或騾往往神氣活現地戴著漂亮的頭飾，上面有各種刺繡圖案，中間嵌著一面明晃晃的鏡子，脖頸上掛一個大銅鈴。此為“茶馬古道”馬幫的古風，既圖吉祥，也是炫耀自己的馬隊，石板路上留下一串串鈴聲和馬蹄聲。
從興仁街繼續往東走，就到了文治巷。這條巷子西起雪山書院遺址、東與文明巷相交。納西語稱此巷為“黑金節”，意為“神房”（祠堂）上方的村寨。巷內有清代流官府署、忠義祠等遺址。著名歷史學家方國瑜（1903-1983年）故居就在這條巷內。此外，著名的抗美援朝戰鬥英雄戴汝吉（1922-1983年）故居也在這條巷裡。
繼續往下走，就到了文華巷，此巷又名王家莊。北連文治巷，南至環城路。巷內有毗廬閣、清代武校場遺址，還有民國時傳教士建的基督教堂、建於1904年的麗江府中學堂（麗江市一中）、1943年大研古城楊超然先生髮起興建的黃山幼兒園、1944年建的大研中心完小等。
再往前走就到了文明巷，西起流官府署舊址，東至環城路。巷內有清代所建的文廟，廟前原有文明坊（後來遷建為玉泉公園大門），故名。又名文林村，納西語名“斯吉”，一說認為從納西語“斯局”（柴山）演變而來，一說“思吉”意為“木房子”，因早期當地的納西人全住的是傳統的木楞房，因此留下了這個地名。
我的家就在五一街，我在這裡度過了童年、少年和青年的二十二年時光，直到1978年去昆明讀大學。我父母親捨不得離開古城的老宅院，任外地人出高價來租，始終不為所動，一直住在我家的老院裡，有人稱他們這樣的老人是“最後留守古城的原住民”。直到2013年，他們因為年邁體衰，常生病，只好搬到我弟弟在郊區的家裡住了。
我每年回家，看到越來越多的古城居民搬遷出去，越來越多的外地人租了五一街的民居經商，這條老街的居民在不斷更換，這條歷史老街的納西物質和非物質文化在日復一日變遷，在如煙如雲地飄逝。這條老街與納西人悲歡離合的活生生的生活圖景，已經如風而去，成為歷史了。
楊福泉 納西族，雲南省社會科學院二級研究員，雲南大學民族學博士導師
本文刊載於《新西部》2017年6月上旬刊《調查筆記》欄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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