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解读一个历史名城的文化内涵和底蕴，最好是从它的各条街巷开始。“世界文化遗产”丽江古城也不例外。
在中国很多城市的历史街区不断沦丧于“旧城改造 破旧立新”的风潮时，滇西北的丽江古城却留下了完整的五条古老的历史街区，它们成为中国城镇幸存的瑰宝。
丽江古城里这五条历史街区，现设为五个街道办事处：新华街、新义街、五一街、光义街、七一街。在这五条街道中，又有三十多条主街和主干巷道和数百条小巷道纵横其间。以四方街为中心，呈放射状，四通八达，回环连贯。
丽江古城是“茶马古道”上的商业重镇，兴于商，繁荣于商，因此，四方街和主干街巷两旁的民居建筑结构大都是这样的结构，即临街一面开铺子，或做商店，或为手工作坊，内院为住宅。
让我们走进五一街，来看看这条丽江古街巷的古风遗韵。
五一街的民居建筑,临街一面开铺子，内院为住宅。（2013年摄）
五一街民居的大门和春联。（2013年摄）
五一街的小石桥，源自黑龙潭的东河从桥下流过。
兴仁巷
五一街位于古城东部，辖兴仁巷、文治巷、文华巷、振兴巷、文明巷。
源于丽江古城北面黑龙潭的三条河在城内又分成纵横交错的无数条支流入墙绕户，形成主街傍河、小巷临水、跨河筑楼、依山而居的高原水城景象。三条河流里的东河开挖于清代，它穿过五一街，流向东面的乡村。从四方街往东过大石桥，便来到了小石桥，这里就是五一街的兴仁巷，它分为上、中、下三段，西起大石桥、东至“雪山书院”遗址。新中国成立前，它称为“书院街”。1723年，清廷在丽江实行“改土归流”，雍正二年（1724年），第一任丽江流官知府杨馝在精通风水之术的教授万咸燕（进士）的帮助下，选择与位于古城西南面的丽江明代纳西木氏土司衙门不同的区域和方位，在位于古城东面的今五一街区域兴建丽江知府衙门、兵营、教授署、训导署等，并环绕这些官府建筑群修筑城墙。他在兴仁巷建办了著名的“雪山书院”，此条街巷因此得名。丽江从“改土归流”以来到废止科举制度的一百八十多年间，当地近百名优贡以上的读书人，都出自这个雪山书院。
兴仁巷在纳西语中称“告肯”，一般认为它的意思是“粮仓旁的村子”。这条巷内有节义祠遗址、还有个汉传佛教的大佛寺遗址。民国年间，很多寺庙道观被用作学校校舍，我父亲就是在这个大佛寺里读初小。当时该寺庙的一部分作学校，另一部分还是留作寺庙用。父亲读书时，寺里还有4个和尚，其中有几个是纳西人，父亲记得4个和尚中的二师傅是丽江黄山乡长水人。每年的农历正月十五，远近各个寺庙的和尚们就到大佛寺来做法事，和尚们的诵经声与学生们的诵书声交融在一起。
我的小学也是在这个学校读的，那时叫兴仁小学，“文化大革命”时曾经改名为“兴无小学”。我国研究西南历史地理的著名学者、大研古城纳西人方国瑜在这里读过书，后来这学校的名字也改为“丽江兴仁方国瑜小学”。
位于五一街的兴仁小学（方国瑜小学），过去是个汉传佛教寺庙。（2008年摄）
本文作者的父亲和他的小伙伴赵耀刚在上世纪40年代演出滇戏以筹资修五一街石板路。
记述“孝廉方正”杨氏家族的一块碑原立在古城大石桥旁边，“文化大革命”中这块碑被毁，它的断残部分，成了河边人们洗衣时捶衣的石头。
龙灯会
龙灯会五一街的五花石板路，是这条街道的居民们长期以来自筹经费铺就的。据我父亲讲述，在父亲读高小第二学期的假期，恰逢抗日战争胜利。整个丽江古城都沸腾了，洋溢在一片喜庆胜利的欢乐中。我家所在的告肯（汉名兴仁村，即现在的五一街，当时古城的各个社区都称为村）民众决定举办龙灯会来庆祝胜利。龙灯会除了耍龙以外，还有由小孩为主角表演的“耍云”，这是由6到8岁的小孩装成小喜鹊模样，手持一团彩云形的舞灯团转飘舞。此外还有“跳猴”、“演戏”等内容。其中演戏最为重要，要从10到12岁的小孩中挑出嗓子好、漂亮活泼、聪明伶俐者，请戏师排练教唱。龙灯会要博得大商号的欢迎和邀请，全靠这出戏，唱得好，请舞的人就多，商号给的酬劳也就多。因此，这出戏被称为“彩戏”。
告肯村选出了6个小孩来排演两出滇戏，请丽江当时最有名的滇戏票友——我的祖父指导。父亲和几个中选的小伙伴一起演出了“高旺过关”，剧情内容描写宋朝忠良杨家将中的杨八姐，为抵抗异国入侵，外出求援，请来了猛将高旺。途中，却被乌牛国牧虎关守将、高旺的亲生子张豹所阻拦。高旺外出十多年，父子不相识。全剧是描写最初父子相战、老夫人亦出战，最后夫妻父子相认的一出戏。父亲在这出戏中演张豹，他的同伴赵耀刚则扮演高旺。另一出戏名“游御园”，亦由父亲等6个小孩演出。
在龙灯会上，八十老翁掌龙头，六个孩童出喜剧。首先在丽江著名的黑龙潭公园公演一次，然后从除夕开始，多次上演，由于反映很好，受到了不少古城官宦商贾富户的邀请，一一去这些人家家中去演，先唱戏后舞龙，一个晚上要去五六家，一直到正月十五才告结束。
后来，兴仁村将这次演出由各户所赏赐的收入用来修兴仁村的街道路面。原来兴仁村街道路面因年深月久，已经坑洼不平，只有两块石板并排的一溜窄窄的五花石板路面，石块两旁则是泥土路，下雨天十分泥泞。村人用这次演出的收入将路面全部铺上了五花石，一直从兴仁村的“将军第”（因该村出了个陆军中将习自强而得名）铺到大石桥，长达一华里。如今从著名的大石桥向东面上来的这一段长长的五花石路面，就是当年父亲他们一帮兴仁村（街）小孩和大人一起用自己劳动的汗水铺就的，现在父亲每回忆此事，说走在这石板路上，想到自己还是个小孩的时候就为社区作了一些贡献，心里觉得很惬意和舒坦。
茶马古道上著名的“达记”商号之主李达三一家的全家福照片。
著名纳西族历史学家方国瑜教授故居。（2006年摄）
位于五一街王家庄，有民国时传教士建的基督教堂。（2017年摄）
李达三
五一街在丽江古城可以说是人杰地灵，名人辈出。在政界、军界、学术界、文化艺术界出了不少名人，还出过几个在滇川藏“茶马古道”上闻名遐迩的大商人“藏客”。
明洪武年间被木氏土司盛情相请而留居丽江的医儒世家“杨氏家族”的祖居地就在这条五一街，这个杨氏大家族自明代以来与纳西木氏土司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历史上在丽江的医学和汉学教育方面有卓越的贡献，被学者们称为“丽江文化的桥梁”。
杨氏家族十三代孙杨绰（1778-1877年）设馆从教五十年，被清道光皇帝敕封“孝廉方正”称号，丽江地方士绅因此在大石桥旁立下石碑，上书“钦赐孝廉方正奉直大夫竹溪公杨老夫子绰德教碑”。我小时，此碑尚立在古城大石桥旁边，“文革”中被毁，断残部分成了河边人们洗衣时捶衣的石头。而大石桥边重新树了一块碑，上面就刻了“大石桥”几个字，这个碑似乎可有可无，因为大家都知道这座桥是座大石桥，而原来的碑，却是古城的一页历史。
离我家不远的五一街告肯小石桥附近的一个宅院里，住着一个在“茶马古道”和整个藏区商界都赫赫有名的风云人物，我小时不太知道这位老人的底细，只知道他是丽江著名的“四大家族”之中的一个，是个大商人。新中国成立后，他把自己所有的资产捐献给了人民政府。当时这位神秘的老人在我眼里是再平凡不过的一个老人，他一脸笃厚之相，手拄一根拐杖，穿一件米黄色的旧风衣，带着两条狼狗天天清晨去北门坡散步，风雨无阻，有时一身泥水地回来，显然是在山上跌了跤。
这个老人便是“达记”商号之主李达三（1 8 9 5 - 1 9 7 3年）。他靠在“茶马古道”上与藏民做生意起家，性情豪爽，精通藏语。生意做得很大，在昆明、康定、昌都、察隅、拉萨、印度等地都设有分号。他与藏区各路显贵和百姓都十分相熟，常让做生意的对方赊账取货，信誉极高，各地藏民亲切地称他“冲本达三”，“冲本”是“生意官”的意思。
当时“茶马古道”上常有强盗出没，但对“达记”马帮却从不侵扰。民间传说当时达三老人的一张纸条，胜过成百上千的军队。20世纪40年代，国民政府欲勘测中印公路，要经过察隅等藏区，遭到一些地方头人的阻挠，最后靠达三老人与藏区上层的亲密关系，亲自出面从中调停协商，使此项工程得以顺利进行，达三老人因此被任命为“国民政府中印公路少将副专员”。
在印度经商卓有名声的纳西大商人杨守其（1892-1957年）也住在兴仁街。
五一街振兴巷纳西名称“营盘罗”，为清代绿营兵营，它是当年作为清军绿营兵的驻地。
本文作者与母亲在五一街老宅里。（2006年）
五一街兴仁上段的“牟过阔”小巷。（2008年摄）
五一街著名的回族画家哈三。（1991年摄）
原住民
此外，还有过去由束河名门望族和氏开设的著名老字号药铺“寿元丰”也在五一街。这条巷也是“茶马古道”马帮云集之地，直至2 0 世纪5 0 年代，巷内尚有十多家马店，其中“老龚店”专门接待来自四川的商旅客人。
我小时候，还常常见到一队队藏族马帮赶着打扮得光鲜漂亮的骡马穿梭般往来于五一街，领头的马或骡往往神气活现地戴着漂亮的头饰，上面有各种刺绣图案，中间嵌着一面明晃晃的镜子，脖颈上挂一个大铜铃。此为“茶马古道”马帮的古风，既图吉祥，也是炫耀自己的马队，石板路上留下一串串铃声和马蹄声。
从兴仁街继续往东走，就到了文治巷。这条巷子西起雪山书院遗址、东与文明巷相交。纳西语称此巷为“黑金节”，意为“神房”（祠堂）上方的村寨。巷内有清代流官府署、忠义祠等遗址。著名历史学家方国瑜（1903-1983年）故居就在这条巷内。此外，著名的抗美援朝战斗英雄戴汝吉（1922-1983年）故居也在这条巷里。
继续往下走，就到了文华巷，此巷又名王家庄。北连文治巷，南至环城路。巷内有毗庐阁、清代武校场遗址，还有民国时传教士建的基督教堂、建于1904年的丽江府中学堂（丽江市一中）、1943年大研古城杨超然先生发起兴建的黄山幼儿园、1944年建的大研中心完小等。
再往前走就到了文明巷，西起流官府署旧址，东至环城路。巷内有清代所建的文庙，庙前原有文明坊（后来迁建为玉泉公园大门），故名。又名文林村，纳西语名“斯吉”，一说认为从纳西语“斯局”（柴山）演变而来，一说“思吉”意为“木房子”，因早期当地的纳西人全住的是传统的木楞房，因此留下了这个地名。
我的家就在五一街，我在这里度过了童年、少年和青年的二十二年时光，直到1978年去昆明读大学。我父母亲舍不得离开古城的老宅院，任外地人出高价来租，始终不为所动，一直住在我家的老院里，有人称他们这样的老人是“最后留守古城的原住民”。直到2013年，他们因为年迈体衰，常生病，只好搬到我弟弟在郊区的家里住了。
我每年回家，看到越来越多的古城居民搬迁出去，越来越多的外地人租了五一街的民居经商，这条老街的居民在不断更换，这条历史老街的纳西物质和非物质文化在日复一日变迁，在如烟如云地飘逝。这条老街与纳西人悲欢离合的活生生的生活图景，已经如风而去，成为历史了。
杨福泉 纳西族，云南省社会科学院二级研究员，云南大学民族学博士导师
本文刊载于《新西部》2017年6月上旬刊《调查笔记》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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