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前，姜文的工作室還在勞動人民文化宮。我跟著一個朋友去玩兒。聽姜文聊過他喜歡哪種“擰巴”的故事：不是一根筋非要怎麼地或非不怎麼地的戰天鬥地，而是，“明明想著要去西單，走啊走啊走到王府井”。如果以勞動人民文化宮為起點，那可算是南轅北轍。可是——人生往往就是這樣的故事。
《邪不壓正》號稱姜文“民國三部曲”的終章。它也配得上這個位置，甚至於整個姜文的導演人生，都是一個小小的收束：從《陽光燦爛的日子》起至《邪不壓正》，始於夏日眩目熱得發燙的北京，天南地北，時空穿梭，一腳歷史，一腳天下，二十三年彈指，正陽門火車站一聲汽笛，他又回到了北平。
歸來：是復仇？還是送行？
說《邪不壓正》的主題是“復仇”的人，不單是還沒來得及走進影院，連原著《俠隱》也沒好好看。雖然姜文一如既往地將影片拍得跟原著像是“異父異母的親兄弟”（片中臺詞），但是從小說《俠隱》到電影《邪不壓正》，共享一種內在的基調：李天然時隔十五年的歸來，表面上看為了復仇（還加上任務），但他在四九城內外奔走，上房揭瓦，下地蹓躂，遊西山串衚衕，做大褂赴PARTY，他做的大部分事，都與復仇或任務無關。
與其說李天然是一個萬里歸來的復仇者，還不如說他是一個1937年北平的窺看者——不是大大方方地觀察，而是尋尋覓覓地窺看。他經歷各種各樣的人群，各式各款的場景。復仇就像一個遙遠的夢想，而老北平像一杯醉人的酒。
在2007年世紀文景版的《俠隱》前勒口印著這麼一段話：
“他隱隱有一點兒回家的感覺，雖然北平也不是他的家。……曬在身上暖乎乎的太陽，一溜溜灰房兒，街邊兒的大槐樹，灑得滿地的落蕊，大院墻頭兒上爬出來的藍藍白白的喇叭花兒，一陣陣的蟬鳴，衚衕口兒上等客人的那些洋車，板凳兒上抽著菸袋鍋兒曬太陽的老頭兒，路邊兒的果子攤兒，剛才後頭跟著的那幾個小子，禿頭流鼻涕的小夥計……他覺得心中冒著一股股溫暖。”
一部看上去以復仇為主題的小說，提領導讀的關鍵詞卻是“回家”和“溫暖”，這不奇怪嗎？但書就是這樣寫的，《俠隱》是寫給老北平的一曲輓歌，“復仇”只是裡面的鑼鼓點兒。
姜文當然沒有張北海的故都情懷，他把1937年的北平巧妙地拍成了民國外殼的東城地理志。有一點，兩位作者當得起讀者與觀眾的共同致敬，那就是他們筆下/鏡頭中那北京城的質感。王德威說張北海創造了“他的理想城市”，姜文何嘗不是如此？他執著地發現了北京的屋頂與天空。在姜文的鏡頭下，北平不再是鴿哨與秋意瀰漫的故都，而是一座充滿陽光與汗水的天空之城。
當李天然這個民國馬小軍，在北平的屋頂與牌樓上奔跑，佇立，踩得那些五脊六獸咔咔作響，又或是與周韻版的米蘭在鐘樓之上喝酒吃滷肉，看遠處的鴉片倉庫大火。此時的北平，也不再是我們熟知的帝都符號，而變身一座充滿魔幻意味的城市。
我懷疑在電影的創作過程中，姜文或他的團隊借鑑過勒薩日的《瘸腿魔鬼》。在這本18世紀的西班牙小說中，瘸腿魔鬼為了報答大學生主人公，帶著他在馬德里的上空飛行，揭開所有的屋頂，讓他看到了形形色色被掩蓋的隱私。李天然踏上房頂是對北平自發的窺探（頂著復仇的名義），但帶他揭開靜謐古城下波譎雲詭的，是女裁縫關巧紅。而兩人初見時，關巧紅恰恰因為“放腳”而瘸腿，醫治她的瘸腿又成了李天然向女神唯一的獻祭。
影片末尾，關巧紅決然離去，李天然穿著她親手做的大褂，站在北平的屋頂上悵然遠望。仍然是午後的沉靜古都，但李天然和觀眾都知道，蘆溝橋的烽火已經點燃，日本軍隊已經遍佈四九城，大仇雖然得報，靴子卻落了地。《俠隱》的末尾，藍青峰對李天然說：
“天然，別忘了這個日子……不管日本人什麼時候給趕走，北平是再也回不來了……這個古都，這種日子，全要完了……一去不返，永遠消失，再也沒有了……”
張北海與姜文來自同一座城市，不同的時代，而他們共同的努力是描述出這座城市的美，併為這種美送行。這座城市的美，不單純存在於故宮，大街，衚衕與天空，它更多地蘊含在“人情”之中，沒有了喜歡與親近的人，憎恨與討厭的人，城市就只是一堆房屋與一片土地。因此，我們不妨來總結《俠隱》/《邪不壓正》的主題：
一個滿心準備著歸來踐行“恨”的遊子，卻出乎意料地在這座城市收穫了“愛”。
父子：是信任？還是懷疑？
姜文是一位執拗的講述者。而父子關係，是他永恆的主題之一。
有人戲稱李天然回北平，不是復仇，而是“找爸爸”。這種說法不是沒有道理。李天然是師父養大的孤兒，而目睹師兄殺盡師父滿門，他卻毫無作為，在李天然內心裡，這是一種對父親的背叛。而師父一家被滅門，也讓父親在他心中缺位了。
在美國的十五年，李天然一直認救他的亨德利是“爸爸”，他也被人叫做“小亨大夫”。然而，歸來北平他才知道，真正救他養他的，不是亨德利，而是口口聲聲叫他小亨大夫的藍青峰。好，他接受了，改叫藍青峰爸爸。然而藍青峰掛在嘴邊的是“養兵千日，用在一時”，李天然好像只是藍青峰一盤大棋裡的暗手。明白這一點時，李天然很崩潰。
姜文對父子關係的理解非常典型，就是那種既對抗又牽掛，既眷戀又決絕的關係。我們還記得《陽光燦爛的日子》裡，父親的出差/缺席也導致了馬小軍的放飛自我，陽光燦爛；《太陽照常升起》裡，唐雨林直接殺掉了與自己爭奪女人的兒子李東方，雖然李東方的前半生都籠罩在瘋媽望夫（也是望父）的陰影之中；而在《讓子彈飛》中，張麻子與黃四郎一方徹底撕破臉，是因為黃四郎設計殺死了張的義子六兒。而就在頭天晚上，張麻子還在向六兒描繪他的未來：出國，留學，成才……
所以藍青峰對李天然的情感天然就很複雜。他在北海瓊島還是放走了李天然，沒有把他交給朱潛龍。他把李天然安排在海拔108米的鐘樓之上，囑咐李天然不要去找自己，但是讓李天然每天敲鐘，好讓藍青峰知道李天然還活著。最重要的是他再三宣示了他從亨德利那裡接手的控制權：“我是你爸爸，你要聽我的。”這一切表現，與藍青峰此前出手將阻止自己利用李天然的亨德利推下城樓交相映襯，那種父子之間的恩怨糾結，非常耐人尋味。
李天然呢，他相信亨德利爸爸，因為亨德利有伴隨他成長的經歷，而且亨德利一直在阻止他犯險報仇——這一點未嘗不暗合李天然的潛意識。有人說李天然是一個哈姆雷特，明明報仇天經地義，卻總是躊躇不前。躊躇不前，一方面是他沒法充分信任新出現的“上級兼爸爸”藍青峰，另一方面，他確實需要面對內心的恐懼感：自己會不會在生死關頭再一次背叛父親？
姜文電影裡確實貫穿著對“父親”的不信任，不論是生父、養父還是教父。他從《讓子彈飛》開始，就熱衷於使用在快速對話與切換中把角色逼入一個無暇思考的境地，有意思的是，唇槍舌戰的總是男性，打斷男人談話的唐鳳儀則受到了耳光的懲罰。表達既是一種快感，也是一種權力，所以真正的較量是唇齒之間，血腥打鬥反而像一出鬧劇。《一步之遙》結尾，馬走日的演講被一槍又一槍反覆打斷，喻示著權力對錶達的壓迫。這種壓迫溫和地轉換一下，就是“聽話”。兒子不該聽父親的話呢？該。可是兒子不相信父親。
擴而廣之，姜文電影裡，甚至沒有任何一個男人完全信任另一個男人。張麻子黃四郎馬縣長的勾心鬥角如是，馬走日項飛田武七的你死我活同樣如此，藍青峰朱潛龍與日人根本，就更不用說了。而救贖總是出現在女性那裡，而且往往是年長的女性。
女性可以被看作母親或長姊的角色，她們總是父子爭鬥中的潤滑劑。有意思的是，姜文對女性也缺乏充分的信任，在他的電影裡，女性總是一分為二，一個寄予情感，一個置放慾望。而男主角（不管是誰來扮演），總是對前者充滿愛慕，又對後者難以釋懷。馬走日不惜捨棄性命為完顏英正名，李天然不跟唐鳳儀私奔，唐鳳儀就在日軍進城時從城頭墜落——慾望對象都是在逝去後成了男主角生命中更重要的角色——這也對應著父子關係，缺席的父親才是最重要的那位父親。
奧菲莉亞式的關巧紅（這是與原著相差最大的角色之一，藍青峰也是）激勵了李天然的復仇，同時又拒絕了與他結伴同行，灑然而別。剝去時代背景與情節設置，這就是一段理想化的青春期傳說：一位年長女性拯救了內心彷徨無依的少年，教會他愛戀與生死的真諦，而後全身而退，決不留下一個庸俗的相戀—相怨—分離的結尾。這樣的故事我們看過太多，但只要作者講得不落俗套，我們仍然會被擊中與打敗。或許，這就是青春的魅力。
所以55歲的姜文內心還是住著一個少年？儘管少年學會了與庸常的世界和解，但還是忍不住會重拾當年的嚮慕與懷想。
調性：是狂歡？還是溫情？
你看我並沒想把這篇文字寫成觀影指南。《邪不壓正》適合誰看我還真不敢斷言。我想說的只是，在中國電影越來越懂得了類型與地氣之後，我們更要珍惜還在堅持的電影作者。
《邪不壓正》的成熟度超過姜文此前任何一部作品。成熟度不是完成度。或許《陽光燦爛的日子》與《鬼子來了》更有不管不顧的痛快，與靈光乍現的驚豔。但《邪不壓正》比起“民國三部曲“前兩部（《讓子彈飛》《一步之遙》）來，更能在想象與現實之間找到一種成熟的平衡。
如果將姜文的電影作為結果，倒推它們的誕生過程，大致可以畫出一條“先破後立”的路線圖：他先是忍不住想懷疑一些所謂“常識”，比如苦難，比如戰爭，比如人性。七八歲的頑童總是這樣，無論你給他們什麼樣的結論，他們都喜歡在前面加個“不”字。如果他們有魯迅的筆力，就會講出“從來如此，便對麼？”這種大哉問。
姜文亦是如此，他的興奮點在於挑破華麗的舊袍：殺人是這麼容易的嗎？愛一個人是這麼簡單的嗎？歷史是黑白分明非此即彼的嗎？
一部兩部未必能說明問題，但奉獻出六部電影之後，姜文似乎成為一個專拍“歷史片”的導演（除了他不掛名導演的《尋槍》）。這是一種策略，但也是一種追求。因為歷史中的人與事，才會形成“常識”，才會有那麼多有意無意的遮蔽。所以對“傳統”無愛的姜文，並非喜歡歷史，他只是想用自己認知的“真實”去破解虛妄。
不過這並不是姜文的核心能力。清理歷史這事，有的是人幹得比他專業。姜文真正奪人眼目的，是他“破”之後的“立”。
這裡我又忍不住想扯一下中國敘事傳統中“狂歡”元素的缺乏。真的，自王小波之後，我們還有什麼狂歡的文藝作品嗎？“盡皆過火，盡皆癲狂”的東西倒是不絕如縷，但那是平日壓抑端莊的白領們在KTV裡的互擲蛋糕。狂歡也不完全是想象力，不然劉慈欣就是狂歡宗師了。狂歡是一種氣質，要的是不囿常境不依俗例，從日常生活中發掘出天馬行空的另類敘事。最近陳思誠在訪談中把喜劇分為“天才喜劇”和“方法派喜劇”。他說的“天才喜劇”像查理卓別林、周星馳，大概就偏於狂歡氣質，在他們那樣表演之前，沒有人會覺得那樣演繹會好笑，在他們之後，也沒有人能模仿那樣的演繹。狂歡氣質不可模仿不可複製。
姜文的電影從來不缺狂歡氣質，他自己幾乎把每個角色都演成了假痴不癲型，連帶著對戲的各位也都真假難辨，整個場面自然而然就出人意表。為什麼黃渤在《邪不壓正》首映禮上說姜文的每一場電影都是一場節日？就在於姜文電影總能提供節日的狂歡與驚喜。
但具體到《邪不壓正》，接連不斷的笑點之外，又有如水嗚咽的伏線一直跟隨。像《一步之遙》末段那種在很多人看來是失控的碉樓追車戲，這次完全沒有出現。相反，不少人說在李天然身上看到了自己——這對於一向標籤是“不帶觀眾玩兒”的姜文來說，可以稱得上是異象了。
李天然，失父的孤兒，懷揣血海深仇，美國學藝十五年，受命回北平報仇雪恨——預告片撩拔起來對《邪不壓正》“鐵血”“燃”的想象，註定是要落空的。李天然留美十五年，本事一天天見長，可是他的情緒控制能力，他對中國社會的認知，他對自己未來的掌控，幾乎都在原地踏步。
然後，他被扔到了1937年的北平。
我想姜文一定同意這一點：當一場時代變局撲面而來，當一場總以為可以避免的惡戰不期而至，沒有人能做好準備，像參加世界盃決賽那樣慷慨上場。絕大多數人，還是習慣於一邊懷著“惘惘的威脅”，一邊用家長裡短的方式拾掇生活。老舍《四世同堂》裡的祁老太爺，堅定地相信“咱們北平的災難過不去三個月”！這就是典型的古城人心。
此情此境，李天然產生哈姆雷特式的猶疑，再天然不過了。一面含著對往日內心恐懼的恐懼，一面又看著這座大城像泰坦尼克一樣慢慢傾覆。唐鳳儀從城頭墜樓，與其說這位交際花愛國殉國，不如說是在殉她將逝的甜美生活。燈紅酒綠，警察局長的情人，協和醫院的不老針，剛從美國回來的小鮮肉，這一切隨著日本兵的齊步進入朝陽門，都會天翻地覆。
最後的鏡頭給了白衣飄飄的李天然，但真正最後的畫面是連綿不絕、安靜如常的北平屋頂，籠罩於夏日的豔陽。身邊的人都已離去，連最後一個爸爸藍青峰，也說“咱倆兩清了，你該去找自己的兒子了”，大仇已報，情義復絕，幻夢將醒，何去何從？
李天然在此時得到了真正的成長。讓我想起《陽光燦爛的日子》最後的彩色鏡頭：人人都伸出一隻腳，馬小軍無法也無力靠岸，於是，一位少年靜靜漂浮在游泳池中，獨享最後的驕陽，把它變成將來不確定的回憶。
狂歡與溫情並存，終點回到了起點。或許這是年齡與閱歷帶給姜文的改變，但我更願意相信，在上海的北京人馬走日回到了生長於斯的大城，這是故園給他的饋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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