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見一部國產電影，在正式上映之前就能成為大流量話題。《我不是藥神》定檔日期是7月6日，但從上週末開始，關於它的讚美以及隨之而來的探討已經充斥了人們的視野。
▲尚在點映階段，《我不是藥神》便輕鬆破億，7月6日凌晨，票房超3.5億元
這是現實主義題材長期缺位爆出的強大勢能。
《我不是藥神》講了一個白血病患者、藥企和政府的三方故事，主人公程勇遊走在三種勢力中間，成為白血病患者的代言人、藥企的代理人，以及政府眼中不討喜又碰不得的刺兒頭。
片中治療慢粒白血病的天價藥原型是“格列衛”，在國內賣2萬多一瓶，年治療費用超過30萬，而幾乎同樣療效的仿製藥在印度藥店中卻只賣2000，印度山寨藥則更是低至500元。以國內的收入水平，90%的患者若想活命，都要去求助於程勇這樣的“黑中介”。電影的名字叫《我不是藥神》，但對於那些患者而言，他就是藥神，是他們的命。
同樣的商品，價格相差幾十倍；明明有治療方法可以繼續活得好好的病人，因為沒錢只能等死。這些做法在挑戰我們的常識，也就難怪在觀影之後，我們能看到一些善良的人發出的憤怒聲音。
但強制讓有能力研發新藥的藥廠降低價格，長期來看，不但無法為病患提供福祉，反而會起到反效果。因為藥品研發是一項異常昂貴並且高風險的工作，如果沒有高額利潤的回報，藥企很難有動力去研發新藥——尤其是那些患病人數很少的罕見病。
據權威機構Tufts CSDD在2014年的統計，美國批准上市的新藥平均研發成本是29億美元。藥品研發如此昂貴，有兩個主要原因：
1.新藥研發中，藥物發現所需的成本只佔一小部分，大多數的錢用於之後漫長的臨床實驗，來證明藥物是安全和有效的；
2.藥品研發失敗幾率極高，結合長達10年以上的研發週期來看，藥企需要承擔極高的風險成本。
這份研究也引發了一定爭議，例如《紐約時報》的一篇文章就認為，正是製藥業資助了這項研究，而讓公眾相信開發一種藥物十分昂貴，符合製藥業的基本利益。但無論具體數字如何，藥物研發貴、週期長、風險大，是各方共識。
在如此高的研發成本之下，藥企向消費者收取生產成本之外的高額費用也就有了一定的合理性。 更何況，與智能手機這樣的大眾消費品不同，針對罕見病的特效藥，往往目標用戶群體極其有限。《藥神》片中的慢粒白血病，發病率小於十萬分之二，就算研發出特效藥的藥企壟斷了全球市場，其用戶規模也不過15萬人上下，而對比之下，蘋果公司卻可以在將近10億用戶身上平攤iPhone研發成本。
假如用行政手段強制藥企降價，或對成本低廉的仿製藥不加以限制，藥企將失去研發新藥的動力，最終仍將損害病患的利益甚至阻礙醫藥科學的發展進步。美國在1984年出臺了《藥品價格競爭與專利期補償法案》，規定原研藥（如電影中2萬一瓶的格列寧）在獲批之後，享有3~12年不等的獨佔期，獨佔期內禁止仿製藥在市場售賣，從而使承擔了鉅額成本及風險的藥企能夠獲得對等的利益回報。
那麼如果藥企有理由高價賣藥，是不是鍋就轉到了政府頭上？政府是否應該為這些可憐的絕症患者買單，提供高比例的醫療費用減免或經濟援助？
這個問題不好講，但政府撥款顯然不能靠“善心”。如何花費納稅人的錢去做財政支出是一個結構性統籌的問題，我們作為個體，可以傾盡全力救助儘可能多的失學兒童或殘疾人，但假若政府如此行事，就是瀆職。
1970年，贊比亞修女Mary Jucunda給NASA寫了一封信，她在信中問，地球上還有這麼多孩子吃不上飯，NASA為什麼要在火星的項目上花費幾十億美元？
NASA科學副總監Ernst Stuhlinger寫了一篇日後流傳甚廣的回覆。他在信中說，探索宇宙並不是一件與地球人無關的事業，正相反，人造衛星能夠高效率地掃描土地，觀察農作物生長所需的多項指標，最終為農作物的年產量帶來數十億美元的提升。此外，太空項目的合作還有助於消除國與國之間的隔閡，這也將降低食物援助的阻礙，進而緩解飢餓問題。
NASA這篇雄文堪稱機構PR的典範，層次鮮明，有理有據，真摯地直面問題。
▲不吹不黑，Ernst Stuhlinger老爺子筆力完爆半個中國自媒體圈
但，假如有一項支出，完全無法對飢餓問題做出任何貢獻，比如研發電磁炮或者扶持民間戲劇，此時該如何回答贊比亞修女的問題呢？
如果你沒有偏激到說：讓我們先徹底解決全球的飢餓問題，否則就完全暫停國防、科研和城市建設。那麼你就隱約贊同——對一個足夠大的群體來說，個體的生命並不具備無限的價值。
▲截圖自某影評大號的評價。生命無價，是一句最政治正確的蠢話，我們不應止步於此
“對生命明碼標價”一般來說是形容劫匪、黑心商人、奴隸主的專屬詞彙，但實際上，如果簡單粗暴地認為“生命無價”，在這個資源還很有限的星球上，只會滋生出更多的謊言與欺瞞，並且堵住討論和解決問題的通道。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統計上的生命價值”（VSL）概念誕生，並廣泛應用在美國及其他發達國家的政策制定中。
統計生命價值，是指降低一個死亡人數所要付出的成本。政府機構在制定政策時，以統計生命價值為準繩，去進行成本效益分析。例如，市政府需要考量是否更換新型號的救火車，假如經過測算，該國的統計生命價值是200萬元，更換新型號救火車後，能多救下1000條人命，那麼就要看更換救火車的財政支出，與它能挽回的生命價值總和（200萬元×1000=20億元）是否對等。
統計生命價值與經濟發展水平、國民收入水平密切相關，如果去看具體的VSL研究數據，我們將會發現觸目驚心的事實：中國的VSL數據有兩個主要特徵，一是很低，二是很不均衡。據統計，中國的統計生命價值約為181萬元人民幣，美國的統計生命價值則在600萬~1100萬美元之間，中美差了50倍左右。
另一個數據則是，中國城鎮與農村人口在生命價值上的差異高達4.3倍，2006年廣東省農村人口因交通事故死亡而獲取的賠償金（死亡賠償與統計生命價值高度正相關）是9.4萬元，而同期深圳城鎮人口的賠償金為57.3萬元。
同樣不可否認的是，“低命價”也為中國帶來了後發優勢。
醫療保險正是應用VSL相當多的一個領域。正如Victor Fuchs在《Who Shall Live？》（《誰將生存？》）中指出，由於社會資源有限，除醫療保險之外的其他社會目標，如正義、美好、知識也理應占有一部分社會資源。假如我們竭盡所能去減少疾病、減免痛苦和延長生命的話，用於醫療保險的費用就會佔去社會開支的大部分。那麼剩下用於正義、食品、美好、國防以及其他我們認為珍貴的東西上面的開支就會少得可憐。因此，世界各國都針對醫療保險實行了配給制度，來決定有限的醫療保險都花在什麼地方。
英國的國家臨床評價研究所就“邪惡”地認定，如果一項醫療措施能用2萬英鎊就換來患者多活一年（實際上是質量調整生存年，不贅述），他們就會批准。而如果延長一年生命的代價超過了5萬英鎊，則應該被否決。
一味發善心和逞血氣之勇，也許救得了電影中的1000人，但無法救2000萬人。據統計，人類罕見病（患病人數只佔世界人口0.65%~1%的疾病或病變）超過6000種，僅在中國，罕見病患者群體接近2000萬人。換個視角來看，慢粒白血病分到醫保費用，對其他的罕見病群體來說，是不是一種利空？
在這個意義上，《藥神》中慢粒白血病群體的痛苦與抗爭，其背後的核心議題，正是法律經濟學範疇——在法律與政策的制訂和實操中，應該如何平衡罕見病群體與藥企之間的利益？有限的醫療保險，是否應該投放到對罕見病人的支持中去？哪些病醫保應該管，哪些不該管？
如果單單把目光放在某種單一的罕見病上，純從利益角度的話，答案可能都將是“不值得”。但若算上全部的罕見病——全球罕見病患者超過4億人，每15個人中就有一個是罕見病患者。則事情就變成了電影中慢粒白血病患者對警察的控訴：你不為自己想想嗎？誰家還沒有個病人啊？
▲“誰家沒個病人？”——此處應備紙巾
對於我們所處的現狀而言，談論“如何實現最大善”、“如何進行最優配給”，是奢侈甚至有些空泛的。也許更加現實的是，如何使具備能力、具備權力的群體，真正關注到罕見病和小眾群體的福祉？
不管是VSL的概念和應用，還是法律經濟學的理念，在世界範圍內都仍有一定爭議。但我想，總有一些事情是確定的——
討論比靜默要好；
計算比算計要好；
科學計算和統籌，比“誰哭得聲音大”我救誰要好；
明碼標價比暗箱操作好；
不同群體間進行爭奪與博弈，比讓領導先走好；
生命有價，總比一些人生命無價，另一些人生命零價好。
《我不是藥神》中的“藥神”勇哥在電影中，用戲謔的口吻，將“Life is money”和“世界上只有窮病一種病”（電影中的藥販子張長林的臺詞）的話題拋了出來，這就是最大的價值。雖然影片對藥企和醫藥代表的刻畫還是偏符號化，但整體已經足夠剋制和冷靜。在這樣一個題材下，能做到不去最大化煽情，能把電影拍好看，能既探討現實又最終過審，我們還能要求些什麼呢？
在《我不是藥神》的結尾，出現了幾行字幕，記載中國在慢粒白血病和仿製藥上的政策變遷。美國在上世紀80年代面臨著前所未有的藥品研發困境，經過了40年間藥企、患者組織、醫院、保險公司、各政府機構間的充分博弈，才形成現在罕見病研發與售賣的制度體系，通過基金資助、稅收減免、加速新藥審批速度、市場獨佔保護等等多方面措施進行激勵，使罕見病藥品在2000年之後迎來大爆發。
美國在醫藥領域的巨大領先優勢，依託於其綜合國力與科研水平，但絕不僅源於“硬實力”。這方面的探索，我們才剛剛開始。
前路漫漫，感謝徐崢。不多說了，我去微博超話為山爭哥哥籤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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