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財政與國家治理的關係：財政的重要意義和作用
前面說到的財政這種社會集中性質的分配，是要配置公共資源，可放在社會生活的基礎即資源配置構成的經濟生活這個全景圖中。關於經濟生活的資源配置，有了過去已形成和還在發展的經濟學，這也是各位都必須學習的學科。經濟學作為對經濟生活的一種理論闡釋，研究的是必定有稀缺性特徵的資源配置怎麼優化。有限資源，即不可能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這些資源，什麼樣的配置算是優化？經濟學有很多討論，這個資源配置優化的過程中，帶來的就是社會成員的福祉，福利經濟學視角所說的社會總福利水平高和低的區別，越優化，社會總福利水平越高，社會成員的滿意度、幸福感越高。既然這裡面財政所處理的分配，是公共資源的配置，相對應的社會產品的一部分，成為集中在權力中心手裡的公共資源，那麼這個公共資源的配置和它的優化，是必然要影響、拉動、輻射和結合整個資源配置和它的優化的，這就把我們的認識自然而然連接到資源配置優化裡財政不可否定的、也無法替代的獨特作用上。
基於這樣一個理解，財政是以公共資源配置優化來帶動整個社會經濟資源配置優化和社會生活中的福祉水平的提高，也就是總體而言使人類社會可以更和諧、更合乎意願地形成帶來幸福感的有效供給，那麼，在理論上說財政學到底和經濟學是什麼關係？這是多年討論不休的一個問題。依我的理解，財政學實際上是從經濟學生髮而來，經濟學經典文獻亞當·斯密的《國富論》裡面的第五部分，就在展開關於財政學的認識框架，討論了政府錢從哪裡來的問題——稅收，也討論了當時已有跟市場對接的公債——這也是籌集政府收入的另外一個非常重要的輔助形式。其中，還討論了這些收入怎麼用於支出：首先是服從於他理解的國家守夜人職能——在自由資本主義時代，認為國家的職能不能太多，但又不可或缺，要維持社會的基本秩序運用法律，保障社會生活裡的安全。這些是自然而然在經濟學裡生髮出來的《國富論》第五部分。經濟學這樣誕生出來以後，現在生活裡大家感受到，把財政學侷限於經濟學不夠了，還必須結合其他一些我們現在已經分門別類確認的學科，比如政治學，是不是要一起結合？這自然而然：社會集中的公權力的主體，是各級政權，對政權活動的理論上的考察和分析就是政治學的任務。政治生活裡主體的行為和我們討論的經濟主體行為在實際生活中很多情況下是結合為一體的，實際上，英文開始對經濟學的表述叫“Political Economy”，不是後來我們所常說的“economics”。這就是說，一開始人們討論財政的時候，自然而然是把公權主體和非公權的市場主體的活動構成研究對象而合為一體，稱為“政治經濟學”。為什麼到後來大家更願意稱為“economics”呢，是否可以這麼解釋：經濟學方面越來越可以正面討論的政治學中假定的一些公理性的東西，大家覺得已經約定俗成了，可以不再專門強調了，現實中人們也往往傾向於與政治“撇清”。我記得改革開放初期，在我上大學的學習過程中，我們集體向校方提出要求，把那時候我們所在的北京經濟學院政治經濟學系，改名為經濟學系，即要把“政治”兩個字去掉。為什麼呢？實話實說，就是剛經過文化大革命以後，大家對政治非常厭煩，社會上一聽政治經濟學，就以為你們學的是整天鬥來鬥去整人的那套東西，而學習後應對接的是政工崗位。所以我們強烈要求政治經濟學系改名為“經濟學系”，學校也就接受了。當時那個氛圍裡，學校領導也比較開明，我班上的學生們中，最大的年紀三十一二，最小的年紀十八九，十年攢下的人在一起，當時有這種能動性，就把於社會上很容易引起厭惡情緒的“政治”兩個字去掉了。但是回到學理上來說，其實財政學一定是要放在政治經濟學的理解之下來把握的，它和政治學的結合是天經地義的。除了政治視角的內容之外，社會學肯定是要和財政學結合的。我也專門問過一些社會學研究者——我說我們研究收入分配，你們也研究收入分配，我們經濟學涉及人口問題，你們也研究人口問題，這個社會學到底跟經濟學有什麼區別？我也注意到你們社會學者還要研究現在實際生活里社會底層的一些什麼特殊情況，比如人大的一個社會學領域的潘教授，專門到珠三角東莞一帶去調查了洗頭房小姐，研究她們的生活境況，那是我們一般經濟學研究者想不到研究的事兒，但社會學學者可以重點研究。兩個學科顯然是有重合的部分，也有區別的部分。然而我聽到社會學研究者他們的說法：社會學其實最主要的標誌不在於研究什麼，社會里所有事情都可以研究，最主要的標誌是稱自己為社會學研究者的，有他們的方法，一定要做“田野調查”，實際調查。我說我們經濟學也做調查，他們說社會學的調查比你們的嚴格得多，身臨其境，大樣本，有很多方法論上的規矩。我們一般經濟學研究者不像他們那樣在方法上特別計較，可能就是這個區別——這是我的理解，不一定準確。但無論如何，社會學跟財政學的結合是不可避免的。
還有其他的：法學顯然是要與之結合的，財政是各級政權所做的分配，政權要依法來行政，不研究法學是不可想象的。又比如具體到咱們財政要講滿足民眾的需要，基本民生裡有咱們所說的醫療、教育，那麼對不起，教育學、衛生學的研究內容可能要涉及。如果你聚焦到這樣特殊的領域裡，就有所謂教育財政學之說，是不是還有衛生財政學之說。顯然，我們這個財政學跟國家治理的關係，在學科的這種重合、交叉方面，是有非常明顯特徵的，財政學一定是一個涉及多門類學科的綜合性學科。我們可以說，這個學科是生髮於經濟學的，現在教育部是把財政學放在經濟學下面作為一個二級學科，但我們可不要侷限於財政學就是經濟學下面的二級學科這個視野，我們自己心裡要有數：財政學實際是一個比一般意義的經濟學更開闊得多的綜合學科。
實際生活中間，關於財政的意義和作用，可援引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中表述的一句話，它是“國家治理的基礎和重要支柱”。本來還有一句話，“是全面改革的重要支撐”，後面那句話最後在成文的時候去掉了，對整體的含義來說沒有太大的改變，因為國家治理當然包括全面改革，它的基礎和重要支柱作用包括對改革的支撐。中國官方的文件裡，是在十八屆三中全會第一次把財政表述到這麼高的重要性上。實話實說，當時也聽說有其他部門的同志不服氣，但依我說，在學理上講，三中全會的這個表述是嚴謹的。為什麼嚴謹？前面那套分析實際上是認為它在整個國家的經濟社會生活方面，是全面滲透的，必定作用是“全域”的它所做的公共資源的配置一定會影響、牽動、輻射、結合方方面面。所以，做了幾十年的財政研究後我的體會，就是人們總在說把財政研究好，必須跳出財政看財政——什麼意思？就是財政外面的東西，你碰到什麼都必須對它研究，而且要爭取研究透，如果在這方面有不懈努力的話，經過多少年的積累，就可能帶來最後可以把這些事情打通、融匯在一起的這樣一個知識架構，並在其中更好地認識財政。我自認為在這些年，是努力於這方面做出這種打通嘗試的。在讀碩士研究生期間，我就很注意看人大複印資料裡面金融專業、金融類型的那些文章，一開始看不太懂，我也要硬著頭皮往下讀，越讀越覺得有意思，等到看了黃達老師寫的80年代中期就出版的《財政金融綜合平衡導論》，我就十分佩服——黃達老師是非常嚴謹地把大家所說的財政金融兩個領域打通在一起，做了一個綜合平衡概念之下的通盤闡釋。雖然現在可能各位同學很少接觸綜合平衡這個概念，但實際上這個綜合平衡跟西方所說的宏觀調控內在的道理是一致的，只不過我們現在新供給經濟學指出，西方講的宏觀調控更多注重總量方面，而我們現在所說的新供給的視野之下，更強調了結構方面，其實也是要處理一個綜合平衡裡把總量和結構結合的問題。按這樣一個理解——國家治理的基礎和重要支柱，我們可以再進一步說一說兩大政策——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顯然都非常重要，他們相互比較，共同的地方可以舉出若干條，但他們不同的地方在哪兒？我們是不是就可以在總量的側重和結構的側重這兩方面首先作出區別：貨幣政策總體來說必然是一個總量政策，它解決的問題是整個經濟生活中的流動性的適度、合意，調節的手段就是掌握最根本的貨幣供應量指標來調節銀根的鬆緊。而財政，就必然要有區別對待，要有結構優化這方面的使命和努力，等等。這方面還有一個重要的區別：貨幣政策總體來說是在經濟領域裡起作用，而財政政策一定是超越經濟領域而在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起作用。這不是很重要的一個差異嗎？說起來我們搞市場經濟、間接調控，貨幣政策、財政政策都非常重要，過去也專門討論過大財政小銀行還是大銀行小財政，後來我們中青年的說法，是要跳出這種“孰大孰小”的認識侷限，還是要放到服務全局的角度來通盤理解這兩大政策各自的功能、他們的異同，怎麼樣合理的協調，各盡其責。在各盡其責裡，貨幣政策的職責主要就是涵蓋於經濟概念之下，不可能超越經濟。你想貨幣政策它能影響經濟範疇之外其他的什麼生活呢？總體來說，貨幣政策直接可以由所作為的一個邊界，就是經濟。但到了財政政策，絕對不限於經濟生活，扶助社會上的弱勢群體，社會救濟，還有經濟色彩，再進一步的維護社會公平正義，那就更多的是對應於法律，是整個社會的法治環境，財政必須在這方面提供物質基礎，使我們的公檢法、使這個國家政權機器的功能，能夠得到物質條件的支持而發揮出來。到了國防，那是軍事，財政是國防最主要的物質資料的來源，要用公共資金支撐著國防所需的各種物質條件的形成。諸如此類我舉的這方面的例子，是讓大家在思考中可以看到財政的重要意義和作用，反過來更可以理解為什麼到了“60條”裡，說財政是國家治理的基礎和重要支柱，沒有說貨幣金融是國家治理的基礎和重要支柱呢？我們可以這麼想：如果後面那句話，帶出來學術上明顯不夠嚴謹的問題，而前面這句話，財政是國家治理的基礎和重要支柱，十分嚴謹，沒有問題。這不是說我們在財政研究領域裡工作，就故意想誇大財政的功能和作用，我們也不能存在這樣的動機，但是從學術的分析來說，實實在在應該說清楚財政的這種特點。
四、從全局、長遠看基本認識框架
再往下，就要說一下從“現代國家治理”，要聯繫到一系列中央大政方針層面已經明確的基本概念。我覺得已經很清晰地形成了這樣一個鏈條：對“現代國家治理”前面我發了很多議論，它為什麼有別於管理，它有什麼制度安排、創新方面的要求和內在的新意；跟著的，就是《60條》裡特別強調的必須打造“現代市場體系”。我們搞的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是經過幾十年探索，小平南巡以後才終於一錘定音，成為我們經濟社會轉軌的目標模式（我們現在還不能說已經實現了這樣一個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追求，我們還在進一步完善發展這個市場經濟體制）。這個現代市場體系怎麼把握它的重點，60條裡特別強調了市場必須發揮“決定性作用”。這一認識得來，是非常不容易的：在改革開放初期，關於計劃和市場的關係，政府和企業這種市場主體的關係，有反覆討論，到了小平南巡的時候，終於以他一言九鼎的影響力，說清楚了計劃和市場都不是根本制度層面的問題，而是運行機制層面的問題，不要在計劃和市場概念上貼社會主義還是資本主義標籤，資本主義也有計劃，社會主義也要運用市場，也要搞市場經濟。而當時由於種種主客觀限制，在這個思想突破之後，中央文件裡的表述還只能說到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的是“基礎性作用”。這一認識已指導我們大大地打開了讓市場機制生長的空間，但畢竟沒有說到位；到了“60條”，真正把漢語語境裡市場經濟、市場機制的作用說到位了，說它是“決定性的”。那時候總書記還專門有另外一個關於十八屆三中全會60條文件的書面說明，裡面有很長的一段專門講為什麼要表述為決定性作用，核心的意思就是說，這樣表述才有利於我們正確處理政府和市場關係這個改革的核心問題，才有利於真正地去推進攻堅克難的全面配套改革。
現在在市場決定性作用方面，實際上還有豐富和深化相關認識的必要性。比如決定性不能理解為市場在所有場合、所有的發展階段、所有的事情上決定一切。總體的市場決定性作用，已經決定了政府在資源配置全局而言，充其量是輔助性的作用，所以，緊跟著的要求“政府更好發揮作用”不能認為政府能在資源配資全局唱主角；但反過來講，在一些特定的領域、特定的發展事項上，在一些有中國特色的貫徹趕超戰略、在理性的供給管理概念下去追求超常規發展等等的作用點上，政府它的作用往往可能是決定性的，在一些局部，在某些特定的事項上，它也應是主導的、決定性的，比如維護社會公平正義，你不能指望市場機制起決定性作用；扶助社會弱勢群體，總體而言要對接市場，但是決定性的唱主角的，不是市場，而是政府；這些事情就得進一步討論。還有更復雜的機制問題，比如現在大家都注意到PPP創新，PPP中政府和市場的關係，是什麼關係？不是我們原來這方面已提升到的政府和市場劃清邊界——對這個認識進步應該充分肯定，政府和市場應該解決怎麼樣合理分工、政府既不越位又不缺位的問題，這個認識帶來了我們改革推進過程中很多的正面效應，但是到了新的發展階段，又需要螺旋式上升到在特定的一些有影響的公共工程、基礎設施、產業園區、連片開發，包括產業新城建設運營這種領域裡，對於社會生活舉足輕重的這種建設事項上，政府和企業不是劃清邊界，不是“井水不犯河水”，而是要形成合作夥伴關係一起來做事情。那麼這裡面的資源配置機制怎麼解釋？就一定需要我們有創新的思維。我的解釋，就是在PPP的概念之下，其各個環節上政府到底是當裁判員，還是當運動員，仍然是可以合理地、非常清晰地界定出來的，最關鍵的環節是到了簽約，一個地方政府和企業自願簽字，使PPP協議生效，進入建設和運營過程以後，整個項目生命期裡，這個地方政府它就是運動員，它和企業都是具有平等民事主體身份的夥伴。那麼裁判員到哪裡去了？裁判員是到法那裡去了。由法律罩著這個契約中的夥伴各方，大家要一起守約履約，誰要違約毀約，對不起，可以通過法律程序限制他的行為，糾正他的行為，並去追究他的責任。這個法當然需要有相關的實體來實施，那就是我們現在說的以司法改革打造維持社會公平正義的我們的司法系統。這套道理，都需要我們根據創新發展的理解，在現代市場體系裡去深化認識，與我後面將說到的現代國家治理我們必須守正出奇，是有密切關係的。
還有一個與“現代市場體系”緊密相連，我認為大家一定要特別注意的重要概念，就是“混合所有制”，其實這也是爭論不休的問題。三中全會說，混合所有制是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重要實現形式，是延續了原來中央已經認識的股份制是公有制的主要實現形式的認識思路。但在這之後，實際生活中仍然存在種種困惑，比如說按照股份制改造來推進企業改革，很多的民營企業的主體是說我們仍然突破不了玻璃門、旋轉門、彈簧門，一旦做起來就是政府這方面、國有股這方面的一股獨大，我們很難接受，民營企業想施展拳腳，更多發揮自己的潛能，碰到的往往是看起來能過去，但上去以後發現過不去——這是個玻璃門；或者說你覺得有進展了，已經過去了，怎麼一轉又轉回來了——這叫旋轉門；還有一個也是大同小異的，彈簧門，你自己覺得有進展了，結果一下子反彈，又給你扔回原來的位置上。怎麼破解這樣的問題呢？混合所有制就是在現代企業制度股份制推行的大框架中，進一步強調不要再簡單地按照“國進民退”或“國退民進”來理解企業改革，要把它的主流取向理解為在一個一個具體的市場主體產權結構內部，把國的股、非國的股，公的股、非公的股都充分混起來，尋求多贏共贏。這是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已經涉及的股份制使原來的私有制生產關係可能得到“揚棄”這樣一個邏輯的延伸。當時馬克思說到在可以觀察的情況下，股份制帶來的對私有制的揚棄是一種消極的揚棄，而工人合作工廠就可以變成積極揚棄。所謂工人合作工廠，可以理解為就是工人都入股變成了大家持股，實際上持股就帶有生產資料佔有者的這種法律地位，它是生產資料裡股權的一部分的持有者，即股東成員，馬克思已經意識到這個變化途徑了，只是他有生之年來不及更多去展開，但他充分肯定如果沒有股份制，鐵路的建設還是不可想象的。正是由於有了股份制，可以在資本集聚的旁邊出現一個資本集中的機制，把分散的這些資金攏在一起，以股權的紐帶形成一種巨大的資本力量去推動那種大規模、長週期的建設，是顯著地解放生產力。那麼我們如是有出息的馬克思主義者，到了現在，一百多年之後，還不能捅破這層窗戶紙嗎？我理解，混合所有制就是繼承了馬克思這個思路，要積極地揚棄，通過股份制實現公有制實現形式這方面實實在在的進步，而且這個事情自然就聯繫到一些宏大的命題。比如社會化大生產與私人佔有生產資料之間的矛盾，在股份制這種現代化企業制度框架下是如何消解於無形的——典型的上市公司，上市之際被稱為“go public”，已迥然不同於私有制的眼界與機制。又比如總書記為什麼講“人類命運共同體”，為什麼鄧小平早早就強調再也不可錯失發展機遇，都是因為有了供給側生產力創新帶來的新的歷史條件，正面的講關於“共享經濟”，我們已經看到很多的案例，首先較多的是微觀的案例：信息支持下的搭順風車，分時度假、共享酒店，特別典型的是以後的電動汽車所有的各個相關環節合在一起，使車的主人拿到車，既是一個消費單位，同時又成為生產單位，到了晚間他可以在電網裡接入最便宜的電來給自己座駕充電，晚間充了電以後白天不用的時候，智能手機上跳出一個提示告訴你可以留下一個備用電量以後賣出多少電，而且還可以賣個好價錢，還有盈利，這不是大家的資源共享嗎？所有人在這裡面都沒有失分，都是加分。用車人、不用車的人、電網、生產消費方方面面各個角度來看，是個共贏，這是微觀層面體現出的生產力創新帶來的共贏。反過來看制約：從宏觀情況來看，供給側創新帶來的制約是什麼？核威懾。人類社會為什麼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到現在為止，沒有第三次世界大戰？供給側創新使生產力已推動到了核威懾時代，而核威懾時代使第三次世界大戰成為極小概率事件，這就是鄧小平最後拍板認清的和平與發展是時代主題，是我們再也不可錯失的發展的歷史機遇，不就是這套道理嗎？如果按這套道理來理解，我們現在所談的這個混合所有制，是在一個一個的微觀事項上大家感受到可以尋求共贏，一個一個作為微觀單位的混合所有制企業，可在一起共贏地形成整個國家治理的大系統，這當然也是全球化時代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發展。中國在其中是和平崛起，已絕對不是要解決過去所說的“誰戰勝誰”的問題，而是總書記所說的“摒棄你輸我贏的舊思維”，爭取在發展過程中遵循規律，中國可以超常規發展，後來居上和平地來實現偉大民族復興。使中國這個民族國家，歷史上曾經有過的輝煌我們希望它能再現，這個再現不是為了追求別的什麼目的，就是為了造福於中國人民，同時也有利於世界人民。不就是這套道理嗎？從現代市場體系裡，我們看到這兩個非常重要的概念，一個是“市場決定性作用”帶來挑戰性的更復雜問題的處理，再一個是“混合所有制是基本經濟制度的重要實現形式”，可以引出很多我們的認識創新與提升。
再往下說，就要推進認識到服務於現代國家治理的財政功能，是必須打造“現代財政制度”。這種現代財政制度怎麼建設，在60條以後政治局首先審批通過的第一個配套改革方案，就是大家都已經高度關注、到現在還在執行中間的財稅配套改革，是把三大領域任務合在一起的通盤方案。這個現代財政制度的建設，後面我還要專門再展開說，又必須進一步擴展到四中全會所強調的全面依法治國，依憲行政這種“現代政治文明”。認識中國的現代化所要順應的歷史潮流，顯然包括工業化、城鎮化，中國正是在工業革命以後落伍了，現在我們要爭取迎頭趕上，首先要解決的，在1949年以後就明確地所說的，是要儘快形成相對獨立的工業體系；這種工業化必然要帶來城鎮化，過去我們工業化這方面的追求是非常明確和堅定的，但對城鎮化的認識不到位，居然在文革十年浩劫過程中來個逆城鎮化，將近兩千萬知青給打發到農村去，降低城鎮化率，結果實際帶來的是我們付出了沉重的社會代價，不得不在文革之後整個一風吹，上山下鄉運動就壽終正寢，我們重回城鎮化的正路。工業化、城鎮化加在一起，大家自然而還要想到“改革開放”四個大字所表明的市場化和國際化，改革是什麼？市場化取向的變革，開放是什麼？就是義無反顧加入國際競爭，順應全球化的潮流。鄧小平認識得非常清楚：不改革開放死路一條。他還特別強調說，我們過去閉關鎖國帶來的結果，是造成了普遍的落後和愚昧無知。他自己早年就在歐洲見過世面，知道人類文明發展在歐洲文藝復興之後於工業化、城鎮化加上其他的發展帶來的那樣一種狀態。所以，到了70年代咱們有一個自己造的萬噸輪出去了以後，當時宣傳上想把它誇得多麼多麼了不起，鄧小平說了一句，我當年去歐洲的時候（那是20年代），我所坐的郵輪噸位就比你現在這個輪船大。人家是見過世面的，自然知道世界發展大的潮流。這個世界潮流在中國人開眼看世界之後怎麼順應它，我有一個非常深刻的印象——孫中山先生的題詞。當年聽說恢復高考，我非常興奮，終於有機會了，那時候我還在北京礦務局機電廠當工人，當了好幾年了，年年申請做工農兵學員，都是隻通過班組和車間這一級，再往上就不行了，厂部那一級有多少人排著隊走後門呢，要通過“工農兵推薦”上大學，沒我的份兒。聽說有了高考，這一下覺得機會來了，那趕快跑到當時稱為中國革命博物館和歷史博物館的地方，即現在的國家博物館，到那裡去看展覽，給自己增加一些歷史知識。在那裡我看到展櫃裡擺著一幅我們現在可稱為孫中山先生的墨寶的題詞，當年他到海寧觀潮之後欣然題寫的非常有名的兩句話：“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順之則昌逆之則亡”，給我的印象非常深刻，以後幾十年做研究，我反覆在想，孫中山先生當年所說的只能順應、不能違拗的這種世界潮流，也就是我們所說的人類社會文明發展的主潮流，你只能順著他，不可能跟他對著來的發展大勢，到底在實際生活中是什麼？我前面所說的工業化、城鎮化、市場化、國際化或全球化都是，現在還要加上什麼？一個是高科技化，或者叫信息化，這是第三次產業革命來了，必須順應，不順應就落伍，就被淘汰。除此之外，顯然還有政治文明，就是民主化、法治化，是不可能缺少這個民主化、法治化而建成現代化的。四中全會所說的全面依法治國，就是要解決這個問題，實際上已經把我們這個改革的覆蓋面從經濟改革為主推到行政、司法和政治改革的全覆蓋視域，只不過由於中國特色下的微妙，它不正面表述為政治體制改革，現在十九大叫什麼？不叫“政治改革”，叫“政治建設”，一回事兒嘛。一定要建設一個民主、法治、文明的新中國，這叫做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必然特徵。所以，這就是下面要連接著的一個重要的連接詞、關鍵詞——“現代政治文明”。但實話實說，可能各位同學也都體會到，這個難度之大，非同小可。中國過去的政治春秋史就是秦始皇大一統後，靠政治權力維持著每個朝代自己眼中命根子式的“江山”運行機制是，非規範的公共選擇，表現在歷朝歷代開始時比較明智的“與民休息”政策等等過去以後，按照那個“歷史週期律”式循環邏輯，越來越多地造成社會矛盾的累積，沒辦法內部解決，最後一定造成一個非規範公共選擇所表現出來的矛盾外部爆發的暴烈的社會動亂，大大小小二百多次農民起義，幾十次改朝換代，都是按這個邏輯演變。到了政治權力鬥爭裡面，那就是沒有規則，沒有是非，不擇手段，造成的社會代價就是哀鴻遍野、生靈塗炭，就是老百姓所追求的幸福生活難以有長治久安的保障。我們現在已經到了從未如此接近偉大民族復興願景的這樣一個現代化的門檻上，當然現代政治文明的重要意義，就自然而然地匹配到了十八屆四中全會確定的大政方針上。跟著，五中全會又有哲理方面關於現代發展理念的一套表述，即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形成一個體系，第一動力是創新發展，創新是靈魂，是我們活力的源泉、動力轉型升級的源頭，跟著要以創新發展帶出協調發展、綠色發展、開放發展、共享發展，即五位一體概念之下的可持續發展。這就是大家可以繼續領會的內涵非常豐富的現代發展理念這一套表述。
到了十九大，現在印象最深刻的新的概念是什麼？就是從經濟這個基礎層面開始要打造現代化經濟體系，這樣來服務於實現2035年基本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目標，而到了2049和2050年這個時間節點，我們要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財政和國家治理，一定要服務於整個中華民族實現現代化的全局和長遠的戰略目標。這方面，有些值得推薦的我參與寫作的出版物。我在這裡特別提到兩本，一是《構建現代治理基礎——中國財政稅收改革40年》，是南方經濟出版社約的稿，內容是把改革開放以來財稅改革的歷史做了一個回顧，再對接到怎麼構建現代國家治理通盤的制度安排上討論財稅改革的思路與要領。這裡面的主線，就是緊扣我們今天討論的國家治理問題。另外一本書，是我們經過努力以後，在經濟學理論上尋求形成一套創新體系，聚焦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新供給簡明讀本》，這是中信出版集團約的稿，我們努力寫得相對簡潔和力求清晰，建議大家有耐心的話，翻一翻供給側改革這個簡明讀本，可以看看我們是形成了怎樣一套認識框架和對重點的闡述。
（未完待續）
賈 康 介 紹
第十一屆、十二屆全國政協委員、政協經濟委員會委員，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首席經濟學家，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研究員、博導，中國財政學會顧問，中國財政學會PPP專業委員會主任委員，國家發改委PPP專家庫專家委員會成員，北京市等多地人民政府諮詢委員，北京大學等多家高校特聘教授。1995年享受政府特殊津貼。1997年被評為國家百千萬人才工程高層次學術帶頭人。曾受多位中央領導同志邀請座談經濟工作（被媒體稱之為“中南海問策”）。擔任2010年1月8日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體學習“財稅體制改革”專題講解人之一。孫冶方經濟學獎、黃達—蒙代爾經濟學獎和中國軟科學大獎獲得者。國家“十一五”、“十二五”和“十三五”規劃專家委員會委員。曾長期擔任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所長。1988年曾入選亨氏基金項目，到美國匹茲堡大學做訪問學者一年。2013年，主編《新供給：經濟學理論的中國創新》，發起成立“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和“新供給經濟學50人論壇”（任首任院長、首任秘書長），2015年-2016年與蘇京春合著出版《新供給經濟學》專著、《供給側改革：新供給簡明讀本》、以及《中國的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獲評中國圖書評論學會和央視的“2016年度中國好書”），2016年出版的《供給側改革十講》被中組部、新聞出版廣電總局和國家圖書館評為全國精品教材。2017年領銜出版《中國住房制度與房地產稅改革》、《新供給：創新發展，攻堅突破》、《構建現代治理基礎：中國財稅體制改革40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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