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財政與中國現代化的供給側創新道路上的“守正出奇”
最後一部分，要說說在財政和國家治理這個視野之內，還一定要討論一個問題，就是中國實現現代化，一定要在比較優勢戰略之上附加趕超戰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一個內在的追求，就是我們必須“守正出奇”。常規發展不解決中國現代化的問題，因為我們是在工業革命之後被人家遠遠甩在後面，常規發展頂多是你跟著人家走，我們現在改革開放已經走了將近40年，是非常清晰的一個按照鄧小平“三步走”戰略的超常規發展過程，地方政府層面自己的戰略設計，幾乎是不約而同、眾口一詞采用了“跨越式發展”，“超常規發展”，“彎道超車式的發展”這種用語。從全中國來看，我們已經走過了“前兩步提前實現”的階段，第三步現在總體來說是到了必然從高速發展轉換到中高速發展的時候，然而總體來說也仍是一個“巨國模型”之下大經濟體的超常規發展。這種超常規發展有其可能性，當然，繼續追求它也有一定的風險，但我們可能別無出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相關研究中，在總結世界金融危機衝擊之後，我們怎樣借鑑經濟學和人類文明的積極成果以後，強調遵循共性規律，走市場經濟之路方面，更多體現在“守正”這個概念，但還要追求“出奇”即繼續超常規的“出奇制勝”。附帶說一下，在這方面的理論創新努力中，有北大林毅夫教授，是很有影響的，曾經當過世行首席經濟學家，他們構建了新結構經濟學。我現在和其他同道者所形成的概念，叫新供給經濟學。這兩個經濟學概念之下的研究，有共同特點，就是都特別注重供給側，都要討論結構問題，而且討論結構問題作為重點，林教授那邊是直接標在它經濟學的名稱上的；但是重要的區別在於林教授他們認為，整個理論大廈的基石，就是要素稟賦和比較優勢這兩個核心概念，任何一個經濟體的要素稟賦是客觀的，無法改變的，需要依託於要素稟賦，然後認識自己的比較優勢，按照比較優勢戰略，促進結構優化，就發展起來了。我們則認為，這個比較優勢戰略只能覆蓋經濟運行裡的一部分，一般來說低中端的這塊，要素稟賦和比較優勢可以解釋和說明我們怎麼樣一般性地制定常規戰略和設計常規發展政策，但是要完成中國現代化的“後來居上”，從追趕到趕超，還必須意識到比較優勢戰略運行中一定會碰到天花板，就是在全球合作競爭的格局裡，你會碰到你花多少錢，人家比較優勢在手的先進經濟體裡那些高科技的東西，你也是買不來的情況。你出天價人家也不賣給你，你怎麼辦？這不是靠比較優勢戰略所能解決的，一定要靠趕超戰略解決問題。我們傳統體制下搞出的“兩彈一星”是依靠趕超戰略，我們改革新時期中長期科技發展規劃裡當時稱為絕密的16個重大專項，現在陸續披露出來，也是趕超戰略。比如大飛機，核心的東西人家不會賣給你，我們自己舉全國之力攻關，現在國產大飛機已經走到取得適航證的階段，越來越多地在做飛行實驗了，而且現在定單還在不斷提升，升到600多架了，這種進步，可不是靠比較優勢戰略能夠支撐出來的發展。這種從追趕到趕超的發展，我們認為在哲理上講的守正，是首先你要認識、順應和尊重市場規律，在某種意義上甚至可以說要敬畏市場的力量，但不是說我們把市場經濟已有的經驗和我們過去發展市場經濟的本土經驗繼續用下來，我們就一路現代化了，沒有這麼簡單的事兒。我們還必須經受考驗，在供給側特殊的結構優化管理中避免非常容易滑入“新計劃經濟”的那種不當的非理性供給管理，而走通理性供給管理之路，就是政府有意通過區別對待的產業政策、技術經濟政策，以及特殊的一些財政為後盾的政策性金融等等，支持我們能保持在常規發展之上、還有超常規發展加上來的發展態勢，爭取出奇制勝，這才能真正解決整個中國現代化戰略目標實現的問題。這在財政服務於國家治理現代化過程中，是“出奇”的考慮。
這個“出奇”我們可以看看一些具體的案例：比如討論了多年的金融，意義重大，鄧小平說金融是現代經濟的核心，它怎麼叫核心呢？我的理解就是金融可以比喻為整個經濟運行中的心血管系統，顯然是核心系統，非常重要，它通過種種信用的方式，可以加快要素流動，促進潛力活力釋放。但是這個金融無論它多麼重要，心血管系統一定要服務於整個經濟系統機體的健康可持續發展，就好象心臟是要服務於整個生命機體的健康發展，金融的出發點和歸宿一定是要服務於實體經濟升級換代。在這個取向之下，我們就會注意到實體經濟的發展需求，有些是靠常規的商業性金融難以有效滿足的。比如我說的支撐趕超戰略實施，支持特定的一些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我們就必須考慮以政策性金融手段給予特殊支持。又比如說對於弱勢的“三農”概念之下的普惠金融、小微金融、草根金融，也包括現在中央特別強調的綠色金融概念之下的這些經濟活動，商業性金融是很難把支持的力量做到位的，因為商業性金融必然是隻認錦上添花，它不肯持續地雪中送炭。錦上添花有道理，這是一般競爭領域資源優化配置中間一個必然的機制，誰的利潤高、風險度低，商業性金融就往上湊，就要支持它，這就是依靠市場的優化資源配置。但是僅此還不夠，雪中送炭的有效供給，是要以財政為後盾，形成“政策性資金、市場化運作、專業化管理、信貸式放大”這種四兩撥千斤的有效機制，這個取向是多少年一直要探索而要依靠守正出奇來解決的。怎麼解決好？就有很多要討論的地方。非常簡單地說，在實際生活中，我們的決策層、管理部門早早就意識到政策性金融是不可能迴避的事情，需要把它和商業性金融分道揚鑣。所以，上個世紀80年代後半期就討論這個事情，90年代以後專門組建了國家開發銀行這家政策性銀行的旗艦，以後又有了農業發展銀行，進出口銀行，出口信用再擔保公司等政策性金融機構，但到了後來，曾經橫跨十年之久，中央不提政策性金融了，兩次金融工作會議，都要求國開行做市場化轉制，我認為那是走了彎路了。十八大之後重提政策性金融，承認開發性金融，現在又強調綠色金融，普惠金融，這些綠色、普惠等的政策色彩都非常鮮明，它必然是屬於有別於商業性金融體系的政策性金融體系的。但是要以財政為後盾支持它，就必須解決挑戰性的問題：它是區別對待，雙軌運行，處理不好就是整天大家在那兒拉關係處關係，烏煙瘴氣而很快地不可收拾、不可持續——中國特別容易造成這種情況，但你不能因為懼怕出現這種設租尋租烏煙瘴氣局面，我們就放棄國際經驗已經證明、我們自己的實踐也證明有必要性的政策性金融體系的打造。這樣一來，可能各位能夠體會到我所說的供給側改革裡守正出奇這條路，是非常有挑戰性和考驗性的，它要通行的夾縫是很窄的，處理不好烏煙瘴氣一塌糊塗不可持續，既然可區別對待，那咱們都靠關係解決問題，結果該支持的不能都有效支持，不該支持的卻擠進來了，那還能有可持續性嗎？在中國又特別容易犯這個毛病。只是不能因為懼怕這個毛病，我們就只認同比較優勢戰略放棄趕超戰略——不行，我的說法是必須在這方面借鑑國際經驗，形成政策性金融可持續的機制，最主要的要領有兩條，一條是所有相關主體在一起，要形成風險共擔機制，不能說財政介入進來以後，大家就都把風險推給財政承擔，財政成了面對一個無底洞、無法向公眾交代的分配狀態。第二，支持對象獲取支持的要求，不可能有求必應，必須遴選，支持誰，不支持誰，比如三農裡哪些主體和經濟活動要支持，科技創新小企業裡哪些主體應該得到支持，應該有陽光化、規範化的由專家充分參與的決策機制，再加上多重審計監督，這個過程就可持續了——不能說它不發生失誤，但是較低概率的失誤出來以後，在控制在比較低的水平的同時，可以對公眾交代，納稅人血汗錢構成的財政資源，是怎麼用於這種區別對待的支持的；這種支持也會發生失誤，但這個失誤率我們是怎麼控制的，這個過程是怎麼讓它可持續的。這就是我們財政“守正出奇”必須解決的問題。
再有，現在大家可能也關注到地方曾經觀望一段、後來積極性調動起來以後越來越積極參與的PPP——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也就是過去所說的“Public-privatePartnership”直譯的“公私合作伙伴關係機制”，最新在中央強調風險控制的大氛圍之下，財政部門更多強調防範風險，要講規範，地方理解為是不是要叫停，我反覆說絕對不可能叫停，這是一個必要的波浪式發展中的點剎車，穩一穩，來認識風險而防範風險，讓它更可持續地來發展。這方面PPP也是一個守正出奇的機制。我覺得當務之急是管理部門要趕快在法治化的軌道上通過立法來說清楚什麼是真PPP和偽PPP的界限，你不能光是到處批評搞了假PPP，偽PPP，地方都很緊張，現在的氛圍就是動輒得咎，不敢動了，一動就出事兒，就可能挨批，什麼都不做倒最安全——地方說沒有創新氛圍了，這也不合理，這不是供給側改革的真意和應該有的狀態。PPP是非常典型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以有效制度供給形成績效提升機制的這樣一種創新，是我們一定要做的。各位研究者、各位同學以後感興趣在這方面做選題的話，可以考慮考慮PPP，它的創新是更有利於調動各種各樣的潛力和活力，實現治理水平提高，而同時風控可以做得更到位。這方面的法治應該跟上，以保證參與的企業有希望感、安全感，大體上可預期，願意跟政府長期合作。另外，在技術方面，必須解決資產負債表怎麼處理的問題。有的同志感覺現在主導的意見就是PPP不能造成地方政府新的負債，但對於這些一個一個成規模的項目，都是政府和企業以合作伙伴的關係一起來做，那麼它的形成的負債，政府是不可能完全撇清干係的，地方財政支持PPP在三年滾動預算規劃裡列入的“可行性缺口補貼”等，雖然可以不稱作負債的形式，而是預算安排的形式，然而三年以後那還要做20年、30年，甚至50年的那些項目部分，顯然有政府或有負債，如把這個或有負債，在財務會計的規範方面形成明規則，合理地體現，正是有利於大家更好地往前看，看到前景以後更有效、有針對性地來防範風險，和衷共濟把事情做好，這是一個非常必要的技術性的匹配。PPP也是我說的財政在中國現代化道路上守正出奇又一個很明顯的例子。
常規發展不是中國人應滿足的作為，常規發展基礎上我們要追求能夠在“出奇”方面承受風險考驗而真正出奇制勝。我這麼多年參與財政研究，注意到咱們的管理部門，財政部的一些領導同志、業務部門，早早就意識到反正是要花錢的，高水平地花錢就應結合著改革，花錢要買來機制。凡支持什麼，在支持的同時要求你這個部門，這個行業，機制上必須有進步。創業創新方面也是，財政要把錢投進去，怎麼樣培養造血機制，不能光是花錢。過去不得已撒“胡椒麵”，到處都花點錢，然後對領導、對人大的報告講財政怎麼支持了創新，有多少錢用於科技型小企業的補助，等等，但是很難追蹤問效，如果有新的機制去培養“造血功能”，股權混合在一起的產業引導基金等等，這就是現在我們非常值得看重去探索的新的機制。在這個小節再推薦兩本書，一本是《中國的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這也是中信約稿、出版以後，我沒有想到在2016年被評為中宣部指導的中國圖書學會和央視一起評的30本“中國好書”裡經濟類兩本書裡的一種，經濟類的另外一本書是關於經濟史的，所以，面對現實經濟問題在2016評為中國好書的，就這一本。我沒有想到，自己覺得這本書裡有些鋒芒，但是可以看得出來，我們體制內還是有些人認為有點鋒芒的東西也是值得推薦的。另外一本書是我前面提到的政策性金融，我們專門寫了一本《中國政策性金融向何處去》。這兩本書也向大家做個推薦。
下面希望大家提出問題。
主持人：下面我們進入互動環節。
問：本來我想問一個問題，但是聽完您的守正出奇之後大概能感覺到解答吧，但是我還是想重複一下這個問題。這兩年我們中央和地方政府投資基金規模越來越大，現在有一個數據，中央層面實際出資接近一萬億。
跟您剛才說的PPP市場化運作信貸式放大可能有異曲同工之妙。我想問的問題，這種政府投資基金，有財政的背景在裡面，但是它也是市場化運作，運作的過程怎麼區分市場和政府的界限，財政資金用於市場的項目是不是合理。另外，財政資金既要保值增值，同時又要實現政府目標，怎麼協調？
賈康：提了一個很好的問題，我來回應一下。您說的政府投資基金我們可以理解為一種產業引導基金，它實際上是在硅谷經驗之上我們想趕超硅谷，至少要追趕，又不滿足於美國經驗裡的政府無為而治，只是讓風投、創投、天使投資他們來發揮作用，希望有一個政府層面的母基金，這個母基金給下面的一些可以稱為子基金的那些主體去助力。本來這是歐洲人觀察硅谷經驗以後他們動腦筋提出的，中國呢，早早我們在研究中長期科技發展規劃的時候，就注意到科技部的業務部門已關注這個概念。更早的時候，發改委那時候還叫計委，王建（這幾年身體不好不出來活動了）他們早早就研究產業基金，實際上就是這個政府為背景的產業引導基金，現在也可以稱為政府投資基金。您提到的第一個問題，我舉個例子，就是在湖北已經正式成立了長江經濟帶產業基金，我參加了他們的會議，算是他們專家組成員。我聽到介紹，它有很多規定，其中一個很清晰的規定，是財政出的幾百億元，它一定要放大，引出其他的出資者以股權的形式形成總規模要放大三、四倍的總共兩千億元以上的基金。這個財政出資之外，其他的都是以子基金的形式存在。這些子基金的每一個決策團隊，要自己獨立地作出決策，去考慮具體投到什麼項目上，投的方向當然結合財政出資時給出的引導性信息，比如支持戰略性新興產業，又比如長江經濟帶戰略規劃裡特別看重的一些增長點項目，但是政府絕對不干預這個子基金的決策團隊到底投在哪個項目上，它只是給了一些具體原則，什麼優先劣後，這些技術上的東西可再細化，然後讓他們獨立決策以後自擔風險——當然這個自擔風險不能說是絕對的，但是要儘可能地讓它們自擔風險去做出具體項目投資。這裡面想到因為自擔風險實際上不可能特別到位，又附加了一個很硬的條件，要求他們這些子基金的決策團隊，確定項目之後，一定要有他們個人的跟投，跟投的資金怎麼來當然要有細則，總之是要湊上自己的錢，跟你團隊所決策的那個市場化對接的投資項目混在一起，把個人的利益與子基金跟隨政策導向下特定追求體現的公共利益捆在一起。母基金是財政出資這部分，再通過一定的規範機制，給這些子基金投資的項目上加一把勁兒。它是這樣處理這個所謂政府要有所作為，同時政府又不能過度干預的問題的，這不失為一個具體案例，其中值得肯定之處，就是還是比較清醒地意識到，政府雖然是求有為，但一定要有限。這也是我們所說的我們和林毅夫教授的一個區別：林毅夫教授特別強調的是有效市場加有為政府，我們認為一定還要加上有為和有限的理性供給管理的政府作為。這個母基金它所做到的這個事情，按我的理解它甚至不要求增值，最好能保值，特殊情況下給點補貼也未嘗不可，但是這需要各個地方自己去規定。你想想所謂財政貼息，所謂財政政策性擔保，就是要有一個支持中的資金追加機制，這個追加機制在可接受的範圍之內，不是要求財政資金一定保值增值，是要求支持過程可持續，如必要和可承受的話，後續還可以有財政的追加投入。這種投入是可以產生顯著的放大效應的。貼息在一個具體項目上，你貼息幾個點，所謂貼息率，它的倒數，就是放大的倍數。比如一個項目它要求市場上的商業性金融主體得到10%的回報率（體現為利率），別的事情都可以了，就這個10%算來算去滿足不了，這個項目充其量只可有5%的回報率（利息水平），那麼付息時財政可把差出來的5%補上，於是整個過程運轉起來以後，財政的5%這部分資金，帶來的是放大20倍的效果，使相當於百分之百規模的資源，流入政府想給予支持的項目和領域。政策性信用擔保，實際上是好比把一個一個的項目貼息打了一個捆，高高低低放在一起，通過專業化管理，使政策性擔保的代償（即出錢去填缺口的部分），控制在可容忍的範圍內，比如總體來說就是5%以下，那就是這個過程可持續了。這些裡面有相通的道理。我理解，以後如果大家認識得更充分一點，政府投資基金這方面甚至可以不要求保值，就是可容忍、可控制地由財政去填這樣一個“可行性缺口補貼”，這跟PPP又是一個道理了。PPP為什麼可以在政府付費這方面由預算規範安排可行性缺口補貼呢？就是追求四兩撥千斤，就是放大效應。這些在守正出奇裡，都是非常值得我們探討的、很有意思的一些理論聯繫實際的問題。感謝你提了這樣一個很好的問題。
問：賈老師好，我來自2017級財政博士班，首先非常感謝賈老師今天下午的講座給我們帶來的思想盛宴。我注意到賈老師今天的題目是財政和國家治理，您從財政的起源說起，落到財政的具體熱點問題。通過聽講座我感覺到財政與國家治理，整個社會，以及我們人的發展階段是息息相關的，它有具體的體現形式。我也注意到在講座中提到社會發展的問題，包括整個社會、整個世界潮流的問題，提到民主化和法治化的問題。我的問題是從這些要素裡延伸出來的，我想到的一個問題是民主化、法治化是一個辯證統一的兩個要素，民主化體現出對我們人類本身一種人的內在資源的釋放，法治化形成一種法治、民主的基礎，是一種規則的約束。民主化天然帶有一種分權傾向，法治化規則約束又有一種集權的要求。在這裡我想到一個與中國同時在發展中伴生的另外一個華人社會國家治理中新加坡李光耀的設計，他們對於集權和法治化的要求，可能感覺更加重視於民主化的自我釋放。我就聯想到我們這次十九屆三中全會非常重大的機構改革舉措，昨天見到報道披露，兩個具體的決定文件和方案。對於這樣一種機構的整合和改革來講，我個人的感覺就是在現階段這種集權是不是會變為一種必要的手段，也就是說從當前來講的話，中國如何處理好民主化和法治化的這樣一種平衡，或者我們說的集權和分權的平衡。這樣一種平衡它應該遵循什麼樣的原則，對於我們中國目前來說，這種集權和分權的平衡對於我們構建現代的財政制度，對於我們理順中央地方的財政關係，包括對於您提到的如何做好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防止出現過度的新計劃經濟這樣一種傾向，怎麼樣真正做好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賈康：謝謝。你的問題提得很好。我認同你前面對於民主和法治的區分這種基本理解，民主更多的是你說的社會成員內在自由的釋放，但是每個人的內在自由合在一起，它們一定會磕磕碰碰，怎麼樣來協調社會成員之間不同的取向呢？就離不開你稱為有約束特徵的帶有集權內在邏輯的法治。我理解實際上民主化、法治化必須把它們結合在一起，結合在一起用什麼概念呢？我自己傾向於運用辛亥革命時中國人早已經形成的“走向共和”這個概念。共和講的什麼呢？不是隻講民主，也不是隻講法治，是借二者的結合，而且特別強調法治不能是“制度”的“制”，而是治理的“治”。“刀制”的“制”秦始皇時就有，而“水治”的“治”講的是整個這套制度安排中，法在一切權力之上，而法在權上怎麼形成呢？要制度化地反映社會成員的民意——這是一個我們所說的現代化理想境界的內在要求。走向共和，實際上就是必須在社會成員裡，並不是簡單地按照少數服從多數處理公共事務的問題，而是要有一個好的機制來尋找最大公約數。這個尋找最大公約數，最典型的可舉出咱們財政領域裡的一些事項，比如稅制。現在中央講“稅收法定”，2020年，十幾個沒有法的稅，按中央要求都得立法，當然做得出來做不出來另當別論，現在在努力加快。這種稅收的立法，按照簡單的“少數服從多數”民主的說法，太簡單了，我們不用考慮那麼多別的問題，每隔一個月來一次全民公投，一年就能解決12個法。少數服從多數，這民主了吧？結果可想而知，個人所得稅，房地產稅，遺產贈與稅，公決的結果肯定是否決掉，大家都別沾它，這就是民主的體現了。但任何一個稍有理智的現代國家，都不可能用這種“民主的方法”解決稅收制度怎麼樣形成法律規定的問題，那就必須通過立法程序，有充分理性的考慮，擺論據，然後形成一個我們所說的最大公約數，體現在可執行的法律文本上面。特朗普減稅也是參議院、眾議院反覆討論，各種意圖、建議可以列出一個很大的一覽表，最後大家妥協，最大公約數形成，特朗普簽了字開始生效。這種共通的東西，我們無法否定，民主和法治一定要合理地結合在一起，把它的分權和集權的邏輯融為一爐，以“走向共和”，這是中國真正的出路所在。但很遺憾，辛亥革命到現在一百多年了，我們還在走向共和的過程中間，而且曲曲折折，這個問題無法諱言。那麼這個曲折中間，就有一種可能性，你剛才涉及到這個問題，咱們內部討論裡不妨說得開闊一點兒：某一個階段上，可能集權特徵又來了，而這個集權可能導向兩種結果，一種結果是新權威主義的尾巴在起作用，這個新權威主義的主體利用這一段集權時間最後達到了一個華盛頓和蔣經國的境界，即到最後來實現當時孫中山先生說的三民主義經軍政、訓政、最後達到憲政，還權於民，咱們就走向共和了——這是一種可能性。另外一種可能性，哪怕有良好的願望，但權力腐蝕人，權力到手以後就不想撒了，又回到老路了。人們現在滿屏都刷袁世凱，不是也擔心這個事兒嗎？袁世凱那麼有作為的一個人，最後還是經不住權力的誘惑，最後以83天皇帝暗淡收場。這個事情咱們內部討論裡我不想影射任何事情，我們就是作為學者嚴謹地分析認識歷史發展的大潮流，在實際生活中它的曲曲折折的複雜性。我們研究生同學們一定要有充分的思想準備，我們應力求理性地考慮問題。總體來說，新加坡的模式只可借鑑，絕對不能想當然地拿到中國來套用。新加坡是個扁平化、幾百萬人口的城邦小國，李光耀他主導的思路，是說就靠英國人教給我們的法治解決問題，同時他很巧妙地也利用了民主，比如底下各個選區，他的執政黨的這些黨內的人士，要頻繁地去做家訪，頻繁地跟選民溝通，千方百計讓這些選民認同，把他們選上位。前幾年已經受到威脅，在某些選區他們出現落選失敗了，便非常緊張。從這個邏輯來講，如果他們自己以後處理不好，不能排除新加坡若干年後會翻盤，這樣一個非常穩定的執政黨，很可能按照已有的選舉機制，就被選民翻過來，把原來認為穩穩抓在手裡的執政黨這個地位動搖和改變了。我們現在也不好算命先生式地說新加坡到底怎麼演變，但可以說清楚一條：新加坡這些特定的做法我們可以借鑑，但中國是一個比它複雜得多得多、接近14億人的大國，新加坡的很多東西你要拿到中國來非常容易簡單化，非常容易出現副作用。比如淡馬錫，新加坡的國有經濟起非常重要作用的大公司，就是李顯龍的夫人在那兒實際上作為掌門人。但是他們有充分的與民意的互動，新加坡人認為可接受。我們能設想在中國簡單複製嗎？中國實際生活中已經出現了現代民意的多樣化，我們要更審慎的處理這樣一些微妙的問題，一個淡馬錫拿到中國來做，不足以處理好中國國有經濟體制改革的問題。淡馬錫一些可借鑑的地方，如嚴格的考核，跟市場對接，決策集團不受政府官員的過多幹預等等，值得我們借鑑，但以為在中國可以來一個巨無霸式淡馬錫，一下就可把整個中國經濟的現代化發展的問題，按新加坡模式解決好，我覺得那絕對不可能。我們一定要更堅定地在中國考慮發展若干個有實力的國有經濟的或者國有控股的大企業，同時要充分地調動民營企業發展潛力。現在電商領域裡BAT+京東都不是國有吧，現在有些人聽到點兒味兒了，馬雲說國家需要的話我可以獻給國家，他這話到底多少是發自內心的感受，多少是處於壓力之下的說法，我們也無從判斷，但說明已琢磨著有何變數。然而畢竟電商的三巨頭加京東已經規模可觀，華為現在於世界上攻城略地，華大基因、科大訊飛都不是國有經濟，積極發展成混合所有制經濟，可能是共贏的出路。這就是中國情況下走通特色道路的問題，不是簡單學新加坡學得來的。
問：謝謝賈老師。我是2017級博士班，財政學專業的，因為前不久國務院辦公廳出臺了一個基本公共服務領域中央和地方事權和支出責任劃分的兩個方案，那裡面提出對轉移支付基金打破現在一般轉換和專項轉移支付的管理方式，提出了一個分類、分檔的轉移支付管理方式，想請教一下賈老師對這個改革方案怎麼看？
賈康：這是聯繫我前面說的事權的共享部分怎麼操作。
問：對，因為您今天講的比我之前接觸的類似這方面範圍更廣，也更系統，好像沒有從您今天講的這個角度考慮過這個問題。所以，想請教一下您。
賈康：謝謝！看來這位女同學跟蹤最新進展還是很用心的，我也注意到這個消息，我對這個新的方案是給予高度評價的，它終於解決了一個說了多年怎麼樣理清事權的操作問題。過去只講原則，不講操作，最近終於在這方面有突破了。它現在規定了一套分類分檔辦法，我理解就是可操作方面體現了精細化管理的特徵。所謂操作，就是越精細越好，在一個特定的文教科衛的領域裡，共享的事權怎麼分類，分類怎麼分檔，都有量化依據可循，這就好操作了。所以，應該充分肯定這個進步。但是它現在已經定的這個分類的設計，以及分檔的量化依據，不可能是一成不變的，我們要在實際過程中總結經驗，以後再動態優化。在現在這個階段上，它的合理性比較充分，並不意味著三年五年以後它仍然有這麼高的合理性，還要有一個與時俱進的調整。總體來說是應當高度評價，這是一個期盼了多年終於看到的很好的進步。
問：老師，非常感謝您，因為機會難得，我還想提個問題，您剛提到政策性金融，包括綠色金融、普惠金融這些，這些目前學者大部分是研究如何通過財政支出來支持這些政策性金融，您覺得從另一個角度如果政策性金融發展得好，它對財政收入有沒有自己的影響？
賈康：您說的這個問題是下面一輪的問題：如果政策性金融發展得好，我們的發展更有我所說到的不僅是常規發展，而且有超常規發展的特徵，經濟的蓬勃發展自然會帶來財源的培育和成長，長期來看，類似於減稅所做的，當期我們財政可能是減少收入，而政策金融是當期使財政增加支出，但從中長期來看有可能反過來，使我們的財源建設得到更好的推進，支持了財政以後有更充沛的收入，能夠得到在運行中供給體系質量提高以後應有的對財政過日子的回報。當然，我還強調一點，財政過日子不是為了自己，還是要以財政的可持續來服務全局。這裡你說到政策性金融要財政支持，其實並不是共識，比如跟我有很多合作的劉克崮行長，原來在咱們財政部的改革司和稅政司當過領導，在遼寧當過副省長，後來國開行當副行長，很有水平的一位老同志，他有一個觀點我聽著卻不能完全接受，他認為普惠金融是跟財政無關的，對普惠金融，他認為是一個沒有必要直接考慮財政支持的特定金融形態。但我的看法就是普惠金融當然要儘可能減少財政負擔，但是從通盤的長期的發展來看，不能否定財政要對普惠金融提供後盾支持，這就跟剛才您提到這個問題又合在一起了，財政應該以必要的支出去支持這種政策性的金融，但是不要以為財政支出做了以後，這個政策性金融就一定能取得好效果，它通盤的機制怎麼設計呢？確實是很有挑戰性的問題。
（全文完）
賈 康 介 紹
第十一屆、十二屆全國政協委員、政協經濟委員會委員，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首席經濟學家，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研究員、博導，中國財政學會顧問，中國財政學會PPP專業委員會主任委員，國家發改委PPP專家庫專家委員會成員，北京市等多地人民政府諮詢委員，北京大學等多家高校特聘教授。1995年享受政府特殊津貼。1997年被評為國家百千萬人才工程高層次學術帶頭人。曾受多位中央領導同志邀請座談經濟工作（被媒體稱之為“中南海問策”）。擔任2010年1月8日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體學習“財稅體制改革”專題講解人之一。孫冶方經濟學獎、黃達—蒙代爾經濟學獎和中國軟科學大獎獲得者。國家“十一五”、“十二五”和“十三五”規劃專家委員會委員。曾長期擔任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所長。1988年曾入選亨氏基金項目，到美國匹茲堡大學做訪問學者一年。2013年，主編《新供給：經濟學理論的中國創新》，發起成立“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和“新供給經濟學50人論壇”（任首任院長、首任秘書長），2015年-2016年與蘇京春合著出版《新供給經濟學》專著、《供給側改革：新供給簡明讀本》、以及《中國的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獲評中國圖書評論學會和央視的“2016年度中國好書”），2016年出版的《供給側改革十講》被中組部、新聞出版廣電總局和國家圖書館評為全國精品教材。2017年領銜出版《中國住房制度與房地產稅改革》、《新供給：創新發展，攻堅突破》、《構建現代治理基礎：中國財稅體制改革40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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