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财政与中国现代化的供给侧创新道路上的“守正出奇”
最后一部分，要说说在财政和国家治理这个视野之内，还一定要讨论一个问题，就是中国实现现代化，一定要在比较优势战略之上附加赶超战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个内在的追求，就是我们必须“守正出奇”。常规发展不解决中国现代化的问题，因为我们是在工业革命之后被人家远远甩在后面，常规发展顶多是你跟着人家走，我们现在改革开放已经走了将近40年，是非常清晰的一个按照邓小平“三步走”战略的超常规发展过程，地方政府层面自己的战略设计，几乎是不约而同、众口一词采用了“跨越式发展”，“超常规发展”，“弯道超车式的发展”这种用语。从全中国来看，我们已经走过了“前两步提前实现”的阶段，第三步现在总体来说是到了必然从高速发展转换到中高速发展的时候，然而总体来说也仍是一个“巨国模型”之下大经济体的超常规发展。这种超常规发展有其可能性，当然，继续追求它也有一定的风险，但我们可能别无出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相关研究中，在总结世界金融危机冲击之后，我们怎样借鉴经济学和人类文明的积极成果以后，强调遵循共性规律，走市场经济之路方面，更多体现在“守正”这个概念，但还要追求“出奇”即继续超常规的“出奇制胜”。附带说一下，在这方面的理论创新努力中，有北大林毅夫教授，是很有影响的，曾经当过世行首席经济学家，他们构建了新结构经济学。我现在和其他同道者所形成的概念，叫新供给经济学。这两个经济学概念之下的研究，有共同特点，就是都特别注重供给侧，都要讨论结构问题，而且讨论结构问题作为重点，林教授那边是直接标在它经济学的名称上的；但是重要的区别在于林教授他们认为，整个理论大厦的基石，就是要素禀赋和比较优势这两个核心概念，任何一个经济体的要素禀赋是客观的，无法改变的，需要依托于要素禀赋，然后认识自己的比较优势，按照比较优势战略，促进结构优化，就发展起来了。我们则认为，这个比较优势战略只能覆盖经济运行里的一部分，一般来说低中端的这块，要素禀赋和比较优势可以解释和说明我们怎么样一般性地制定常规战略和设计常规发展政策，但是要完成中国现代化的“后来居上”，从追赶到赶超，还必须意识到比较优势战略运行中一定会碰到天花板，就是在全球合作竞争的格局里，你会碰到你花多少钱，人家比较优势在手的先进经济体里那些高科技的东西，你也是买不来的情况。你出天价人家也不卖给你，你怎么办？这不是靠比较优势战略所能解决的，一定要靠赶超战略解决问题。我们传统体制下搞出的“两弹一星”是依靠赶超战略，我们改革新时期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里当时称为绝密的16个重大专项，现在陆续披露出来，也是赶超战略。比如大飞机，核心的东西人家不会卖给你，我们自己举全国之力攻关，现在国产大飞机已经走到取得适航证的阶段，越来越多地在做飞行实验了，而且现在定单还在不断提升，升到600多架了，这种进步，可不是靠比较优势战略能够支撑出来的发展。这种从追赶到赶超的发展，我们认为在哲理上讲的守正，是首先你要认识、顺应和尊重市场规律，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要敬畏市场的力量，但不是说我们把市场经济已有的经验和我们过去发展市场经济的本土经验继续用下来，我们就一路现代化了，没有这么简单的事儿。我们还必须经受考验，在供给侧特殊的结构优化管理中避免非常容易滑入“新计划经济”的那种不当的非理性供给管理，而走通理性供给管理之路，就是政府有意通过区别对待的产业政策、技术经济政策，以及特殊的一些财政为后盾的政策性金融等等，支持我们能保持在常规发展之上、还有超常规发展加上来的发展态势，争取出奇制胜，这才能真正解决整个中国现代化战略目标实现的问题。这在财政服务于国家治理现代化过程中，是“出奇”的考虑。
这个“出奇”我们可以看看一些具体的案例：比如讨论了多年的金融，意义重大，邓小平说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它怎么叫核心呢？我的理解就是金融可以比喻为整个经济运行中的心血管系统，显然是核心系统，非常重要，它通过种种信用的方式，可以加快要素流动，促进潜力活力释放。但是这个金融无论它多么重要，心血管系统一定要服务于整个经济系统机体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就好象心脏是要服务于整个生命机体的健康发展，金融的出发点和归宿一定是要服务于实体经济升级换代。在这个取向之下，我们就会注意到实体经济的发展需求，有些是靠常规的商业性金融难以有效满足的。比如我说的支撑赶超战略实施，支持特定的一些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我们就必须考虑以政策性金融手段给予特殊支持。又比如说对于弱势的“三农”概念之下的普惠金融、小微金融、草根金融，也包括现在中央特别强调的绿色金融概念之下的这些经济活动，商业性金融是很难把支持的力量做到位的，因为商业性金融必然是只认锦上添花，它不肯持续地雪中送炭。锦上添花有道理，这是一般竞争领域资源优化配置中间一个必然的机制，谁的利润高、风险度低，商业性金融就往上凑，就要支持它，这就是依靠市场的优化资源配置。但是仅此还不够，雪中送炭的有效供给，是要以财政为后盾，形成“政策性资金、市场化运作、专业化管理、信贷式放大”这种四两拨千斤的有效机制，这个取向是多少年一直要探索而要依靠守正出奇来解决的。怎么解决好？就有很多要讨论的地方。非常简单地说，在实际生活中，我们的决策层、管理部门早早就意识到政策性金融是不可能回避的事情，需要把它和商业性金融分道扬镳。所以，上个世纪80年代后半期就讨论这个事情，90年代以后专门组建了国家开发银行这家政策性银行的旗舰，以后又有了农业发展银行，进出口银行，出口信用再担保公司等政策性金融机构，但到了后来，曾经横跨十年之久，中央不提政策性金融了，两次金融工作会议，都要求国开行做市场化转制，我认为那是走了弯路了。十八大之后重提政策性金融，承认开发性金融，现在又强调绿色金融，普惠金融，这些绿色、普惠等的政策色彩都非常鲜明，它必然是属于有别于商业性金融体系的政策性金融体系的。但是要以财政为后盾支持它，就必须解决挑战性的问题：它是区别对待，双轨运行，处理不好就是整天大家在那儿拉关系处关系，乌烟瘴气而很快地不可收拾、不可持续——中国特别容易造成这种情况，但你不能因为惧怕出现这种设租寻租乌烟瘴气局面，我们就放弃国际经验已经证明、我们自己的实践也证明有必要性的政策性金融体系的打造。这样一来，可能各位能够体会到我所说的供给侧改革里守正出奇这条路，是非常有挑战性和考验性的，它要通行的夹缝是很窄的，处理不好乌烟瘴气一塌糊涂不可持续，既然可区别对待，那咱们都靠关系解决问题，结果该支持的不能都有效支持，不该支持的却挤进来了，那还能有可持续性吗？在中国又特别容易犯这个毛病。只是不能因为惧怕这个毛病，我们就只认同比较优势战略放弃赶超战略——不行，我的说法是必须在这方面借鉴国际经验，形成政策性金融可持续的机制，最主要的要领有两条，一条是所有相关主体在一起，要形成风险共担机制，不能说财政介入进来以后，大家就都把风险推给财政承担，财政成了面对一个无底洞、无法向公众交代的分配状态。第二，支持对象获取支持的要求，不可能有求必应，必须遴选，支持谁，不支持谁，比如三农里哪些主体和经济活动要支持，科技创新小企业里哪些主体应该得到支持，应该有阳光化、规范化的由专家充分参与的决策机制，再加上多重审计监督，这个过程就可持续了——不能说它不发生失误，但是较低概率的失误出来以后，在控制在比较低的水平的同时，可以对公众交代，纳税人血汗钱构成的财政资源，是怎么用于这种区别对待的支持的；这种支持也会发生失误，但这个失误率我们是怎么控制的，这个过程是怎么让它可持续的。这就是我们财政“守正出奇”必须解决的问题。
再有，现在大家可能也关注到地方曾经观望一段、后来积极性调动起来以后越来越积极参与的PPP——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也就是过去所说的“Public-privatePartnership”直译的“公私合作伙伴关系机制”，最新在中央强调风险控制的大氛围之下，财政部门更多强调防范风险，要讲规范，地方理解为是不是要叫停，我反复说绝对不可能叫停，这是一个必要的波浪式发展中的点刹车，稳一稳，来认识风险而防范风险，让它更可持续地来发展。这方面PPP也是一个守正出奇的机制。我觉得当务之急是管理部门要赶快在法治化的轨道上通过立法来说清楚什么是真PPP和伪PPP的界限，你不能光是到处批评搞了假PPP，伪PPP，地方都很紧张，现在的氛围就是动辄得咎，不敢动了，一动就出事儿，就可能挨批，什么都不做倒最安全——地方说没有创新氛围了，这也不合理，这不是供给侧改革的真意和应该有的状态。PPP是非常典型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以有效制度供给形成绩效提升机制的这样一种创新，是我们一定要做的。各位研究者、各位同学以后感兴趣在这方面做选题的话，可以考虑考虑PPP，它的创新是更有利于调动各种各样的潜力和活力，实现治理水平提高，而同时风控可以做得更到位。这方面的法治应该跟上，以保证参与的企业有希望感、安全感，大体上可预期，愿意跟政府长期合作。另外，在技术方面，必须解决资产负债表怎么处理的问题。有的同志感觉现在主导的意见就是PPP不能造成地方政府新的负债，但对于这些一个一个成规模的项目，都是政府和企业以合作伙伴的关系一起来做，那么它的形成的负债，政府是不可能完全撇清干系的，地方财政支持PPP在三年滚动预算规划里列入的“可行性缺口补贴”等，虽然可以不称作负债的形式，而是预算安排的形式，然而三年以后那还要做20年、30年，甚至50年的那些项目部分，显然有政府或有负债，如把这个或有负债，在财务会计的规范方面形成明规则，合理地体现，正是有利于大家更好地往前看，看到前景以后更有效、有针对性地来防范风险，和衷共济把事情做好，这是一个非常必要的技术性的匹配。PPP也是我说的财政在中国现代化道路上守正出奇又一个很明显的例子。
常规发展不是中国人应满足的作为，常规发展基础上我们要追求能够在“出奇”方面承受风险考验而真正出奇制胜。我这么多年参与财政研究，注意到咱们的管理部门，财政部的一些领导同志、业务部门，早早就意识到反正是要花钱的，高水平地花钱就应结合着改革，花钱要买来机制。凡支持什么，在支持的同时要求你这个部门，这个行业，机制上必须有进步。创业创新方面也是，财政要把钱投进去，怎么样培养造血机制，不能光是花钱。过去不得已撒“胡椒面”，到处都花点钱，然后对领导、对人大的报告讲财政怎么支持了创新，有多少钱用于科技型小企业的补助，等等，但是很难追踪问效，如果有新的机制去培养“造血功能”，股权混合在一起的产业引导基金等等，这就是现在我们非常值得看重去探索的新的机制。在这个小节再推荐两本书，一本是《中国的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这也是中信约稿、出版以后，我没有想到在2016年被评为中宣部指导的中国图书学会和央视一起评的30本“中国好书”里经济类两本书里的一种，经济类的另外一本书是关于经济史的，所以，面对现实经济问题在2016评为中国好书的，就这一本。我没有想到，自己觉得这本书里有些锋芒，但是可以看得出来，我们体制内还是有些人认为有点锋芒的东西也是值得推荐的。另外一本书是我前面提到的政策性金融，我们专门写了一本《中国政策性金融向何处去》。这两本书也向大家做个推荐。
下面希望大家提出问题。
主持人：下面我们进入互动环节。
问：本来我想问一个问题，但是听完您的守正出奇之后大概能感觉到解答吧，但是我还是想重复一下这个问题。这两年我们中央和地方政府投资基金规模越来越大，现在有一个数据，中央层面实际出资接近一万亿。
跟您刚才说的PPP市场化运作信贷式放大可能有异曲同工之妙。我想问的问题，这种政府投资基金，有财政的背景在里面，但是它也是市场化运作，运作的过程怎么区分市场和政府的界限，财政资金用于市场的项目是不是合理。另外，财政资金既要保值增值，同时又要实现政府目标，怎么协调？
贾康：提了一个很好的问题，我来回应一下。您说的政府投资基金我们可以理解为一种产业引导基金，它实际上是在硅谷经验之上我们想赶超硅谷，至少要追赶，又不满足于美国经验里的政府无为而治，只是让风投、创投、天使投资他们来发挥作用，希望有一个政府层面的母基金，这个母基金给下面的一些可以称为子基金的那些主体去助力。本来这是欧洲人观察硅谷经验以后他们动脑筋提出的，中国呢，早早我们在研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的时候，就注意到科技部的业务部门已关注这个概念。更早的时候，发改委那时候还叫计委，王建（这几年身体不好不出来活动了）他们早早就研究产业基金，实际上就是这个政府为背景的产业引导基金，现在也可以称为政府投资基金。您提到的第一个问题，我举个例子，就是在湖北已经正式成立了长江经济带产业基金，我参加了他们的会议，算是他们专家组成员。我听到介绍，它有很多规定，其中一个很清晰的规定，是财政出的几百亿元，它一定要放大，引出其他的出资者以股权的形式形成总规模要放大三、四倍的总共两千亿元以上的基金。这个财政出资之外，其他的都是以子基金的形式存在。这些子基金的每一个决策团队，要自己独立地作出决策，去考虑具体投到什么项目上，投的方向当然结合财政出资时给出的引导性信息，比如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又比如长江经济带战略规划里特别看重的一些增长点项目，但是政府绝对不干预这个子基金的决策团队到底投在哪个项目上，它只是给了一些具体原则，什么优先劣后，这些技术上的东西可再细化，然后让他们独立决策以后自担风险——当然这个自担风险不能说是绝对的，但是要尽可能地让它们自担风险去做出具体项目投资。这里面想到因为自担风险实际上不可能特别到位，又附加了一个很硬的条件，要求他们这些子基金的决策团队，确定项目之后，一定要有他们个人的跟投，跟投的资金怎么来当然要有细则，总之是要凑上自己的钱，跟你团队所决策的那个市场化对接的投资项目混在一起，把个人的利益与子基金跟随政策导向下特定追求体现的公共利益捆在一起。母基金是财政出资这部分，再通过一定的规范机制，给这些子基金投资的项目上加一把劲儿。它是这样处理这个所谓政府要有所作为，同时政府又不能过度干预的问题的，这不失为一个具体案例，其中值得肯定之处，就是还是比较清醒地意识到，政府虽然是求有为，但一定要有限。这也是我们所说的我们和林毅夫教授的一个区别：林毅夫教授特别强调的是有效市场加有为政府，我们认为一定还要加上有为和有限的理性供给管理的政府作为。这个母基金它所做到的这个事情，按我的理解它甚至不要求增值，最好能保值，特殊情况下给点补贴也未尝不可，但是这需要各个地方自己去规定。你想想所谓财政贴息，所谓财政政策性担保，就是要有一个支持中的资金追加机制，这个追加机制在可接受的范围之内，不是要求财政资金一定保值增值，是要求支持过程可持续，如必要和可承受的话，后续还可以有财政的追加投入。这种投入是可以产生显著的放大效应的。贴息在一个具体项目上，你贴息几个点，所谓贴息率，它的倒数，就是放大的倍数。比如一个项目它要求市场上的商业性金融主体得到10%的回报率（体现为利率），别的事情都可以了，就这个10%算来算去满足不了，这个项目充其量只可有5%的回报率（利息水平），那么付息时财政可把差出来的5%补上，于是整个过程运转起来以后，财政的5%这部分资金，带来的是放大20倍的效果，使相当于百分之百规模的资源，流入政府想给予支持的项目和领域。政策性信用担保，实际上是好比把一个一个的项目贴息打了一个捆，高高低低放在一起，通过专业化管理，使政策性担保的代偿（即出钱去填缺口的部分），控制在可容忍的范围内，比如总体来说就是5%以下，那就是这个过程可持续了。这些里面有相通的道理。我理解，以后如果大家认识得更充分一点，政府投资基金这方面甚至可以不要求保值，就是可容忍、可控制地由财政去填这样一个“可行性缺口补贴”，这跟PPP又是一个道理了。PPP为什么可以在政府付费这方面由预算规范安排可行性缺口补贴呢？就是追求四两拨千斤，就是放大效应。这些在守正出奇里，都是非常值得我们探讨的、很有意思的一些理论联系实际的问题。感谢你提了这样一个很好的问题。
问：贾老师好，我来自2017级财政博士班，首先非常感谢贾老师今天下午的讲座给我们带来的思想盛宴。我注意到贾老师今天的题目是财政和国家治理，您从财政的起源说起，落到财政的具体热点问题。通过听讲座我感觉到财政与国家治理，整个社会，以及我们人的发展阶段是息息相关的，它有具体的体现形式。我也注意到在讲座中提到社会发展的问题，包括整个社会、整个世界潮流的问题，提到民主化和法治化的问题。我的问题是从这些要素里延伸出来的，我想到的一个问题是民主化、法治化是一个辩证统一的两个要素，民主化体现出对我们人类本身一种人的内在资源的释放，法治化形成一种法治、民主的基础，是一种规则的约束。民主化天然带有一种分权倾向，法治化规则约束又有一种集权的要求。在这里我想到一个与中国同时在发展中伴生的另外一个华人社会国家治理中新加坡李光耀的设计，他们对于集权和法治化的要求，可能感觉更加重视于民主化的自我释放。我就联想到我们这次十九届三中全会非常重大的机构改革举措，昨天见到报道披露，两个具体的决定文件和方案。对于这样一种机构的整合和改革来讲，我个人的感觉就是在现阶段这种集权是不是会变为一种必要的手段，也就是说从当前来讲的话，中国如何处理好民主化和法治化的这样一种平衡，或者我们说的集权和分权的平衡。这样一种平衡它应该遵循什么样的原则，对于我们中国目前来说，这种集权和分权的平衡对于我们构建现代的财政制度，对于我们理顺中央地方的财政关系，包括对于您提到的如何做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防止出现过度的新计划经济这样一种倾向，怎么样真正做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贾康：谢谢。你的问题提得很好。我认同你前面对于民主和法治的区分这种基本理解，民主更多的是你说的社会成员内在自由的释放，但是每个人的内在自由合在一起，它们一定会磕磕碰碰，怎么样来协调社会成员之间不同的取向呢？就离不开你称为有约束特征的带有集权内在逻辑的法治。我理解实际上民主化、法治化必须把它们结合在一起，结合在一起用什么概念呢？我自己倾向于运用辛亥革命时中国人早已经形成的“走向共和”这个概念。共和讲的什么呢？不是只讲民主，也不是只讲法治，是借二者的结合，而且特别强调法治不能是“制度”的“制”，而是治理的“治”。“刀制”的“制”秦始皇时就有，而“水治”的“治”讲的是整个这套制度安排中，法在一切权力之上，而法在权上怎么形成呢？要制度化地反映社会成员的民意——这是一个我们所说的现代化理想境界的内在要求。走向共和，实际上就是必须在社会成员里，并不是简单地按照少数服从多数处理公共事务的问题，而是要有一个好的机制来寻找最大公约数。这个寻找最大公约数，最典型的可举出咱们财政领域里的一些事项，比如税制。现在中央讲“税收法定”，2020年，十几个没有法的税，按中央要求都得立法，当然做得出来做不出来另当别论，现在在努力加快。这种税收的立法，按照简单的“少数服从多数”民主的说法，太简单了，我们不用考虑那么多别的问题，每隔一个月来一次全民公投，一年就能解决12个法。少数服从多数，这民主了吧？结果可想而知，个人所得税，房地产税，遗产赠与税，公决的结果肯定是否决掉，大家都别沾它，这就是民主的体现了。但任何一个稍有理智的现代国家，都不可能用这种“民主的方法”解决税收制度怎么样形成法律规定的问题，那就必须通过立法程序，有充分理性的考虑，摆论据，然后形成一个我们所说的最大公约数，体现在可执行的法律文本上面。特朗普减税也是参议院、众议院反复讨论，各种意图、建议可以列出一个很大的一览表，最后大家妥协，最大公约数形成，特朗普签了字开始生效。这种共通的东西，我们无法否定，民主和法治一定要合理地结合在一起，把它的分权和集权的逻辑融为一炉，以“走向共和”，这是中国真正的出路所在。但很遗憾，辛亥革命到现在一百多年了，我们还在走向共和的过程中间，而且曲曲折折，这个问题无法讳言。那么这个曲折中间，就有一种可能性，你刚才涉及到这个问题，咱们内部讨论里不妨说得开阔一点儿：某一个阶段上，可能集权特征又来了，而这个集权可能导向两种结果，一种结果是新权威主义的尾巴在起作用，这个新权威主义的主体利用这一段集权时间最后达到了一个华盛顿和蒋经国的境界，即到最后来实现当时孙中山先生说的三民主义经军政、训政、最后达到宪政，还权于民，咱们就走向共和了——这是一种可能性。另外一种可能性，哪怕有良好的愿望，但权力腐蚀人，权力到手以后就不想撒了，又回到老路了。人们现在满屏都刷袁世凯，不是也担心这个事儿吗？袁世凯那么有作为的一个人，最后还是经不住权力的诱惑，最后以83天皇帝暗淡收场。这个事情咱们内部讨论里我不想影射任何事情，我们就是作为学者严谨地分析认识历史发展的大潮流，在实际生活中它的曲曲折折的复杂性。我们研究生同学们一定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我们应力求理性地考虑问题。总体来说，新加坡的模式只可借鉴，绝对不能想当然地拿到中国来套用。新加坡是个扁平化、几百万人口的城邦小国，李光耀他主导的思路，是说就靠英国人教给我们的法治解决问题，同时他很巧妙地也利用了民主，比如底下各个选区，他的执政党的这些党内的人士，要频繁地去做家访，频繁地跟选民沟通，千方百计让这些选民认同，把他们选上位。前几年已经受到威胁，在某些选区他们出现落选失败了，便非常紧张。从这个逻辑来讲，如果他们自己以后处理不好，不能排除新加坡若干年后会翻盘，这样一个非常稳定的执政党，很可能按照已有的选举机制，就被选民翻过来，把原来认为稳稳抓在手里的执政党这个地位动摇和改变了。我们现在也不好算命先生式地说新加坡到底怎么演变，但可以说清楚一条：新加坡这些特定的做法我们可以借鉴，但中国是一个比它复杂得多得多、接近14亿人的大国，新加坡的很多东西你要拿到中国来非常容易简单化，非常容易出现副作用。比如淡马锡，新加坡的国有经济起非常重要作用的大公司，就是李显龙的夫人在那儿实际上作为掌门人。但是他们有充分的与民意的互动，新加坡人认为可接受。我们能设想在中国简单复制吗？中国实际生活中已经出现了现代民意的多样化，我们要更审慎的处理这样一些微妙的问题，一个淡马锡拿到中国来做，不足以处理好中国国有经济体制改革的问题。淡马锡一些可借鉴的地方，如严格的考核，跟市场对接，决策集团不受政府官员的过多干预等等，值得我们借鉴，但以为在中国可以来一个巨无霸式淡马锡，一下就可把整个中国经济的现代化发展的问题，按新加坡模式解决好，我觉得那绝对不可能。我们一定要更坚定地在中国考虑发展若干个有实力的国有经济的或者国有控股的大企业，同时要充分地调动民营企业发展潜力。现在电商领域里BAT+京东都不是国有吧，现在有些人听到点儿味儿了，马云说国家需要的话我可以献给国家，他这话到底多少是发自内心的感受，多少是处于压力之下的说法，我们也无从判断，但说明已琢磨着有何变数。然而毕竟电商的三巨头加京东已经规模可观，华为现在于世界上攻城略地，华大基因、科大讯飞都不是国有经济，积极发展成混合所有制经济，可能是共赢的出路。这就是中国情况下走通特色道路的问题，不是简单学新加坡学得来的。
问：谢谢贾老师。我是2017级博士班，财政学专业的，因为前不久国务院办公厅出台了一个基本公共服务领域中央和地方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的两个方案，那里面提出对转移支付基金打破现在一般转换和专项转移支付的管理方式，提出了一个分类、分档的转移支付管理方式，想请教一下贾老师对这个改革方案怎么看？
贾康：这是联系我前面说的事权的共享部分怎么操作。
问：对，因为您今天讲的比我之前接触的类似这方面范围更广，也更系统，好像没有从您今天讲的这个角度考虑过这个问题。所以，想请教一下您。
贾康：谢谢！看来这位女同学跟踪最新进展还是很用心的，我也注意到这个消息，我对这个新的方案是给予高度评价的，它终于解决了一个说了多年怎么样理清事权的操作问题。过去只讲原则，不讲操作，最近终于在这方面有突破了。它现在规定了一套分类分档办法，我理解就是可操作方面体现了精细化管理的特征。所谓操作，就是越精细越好，在一个特定的文教科卫的领域里，共享的事权怎么分类，分类怎么分档，都有量化依据可循，这就好操作了。所以，应该充分肯定这个进步。但是它现在已经定的这个分类的设计，以及分档的量化依据，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我们要在实际过程中总结经验，以后再动态优化。在现在这个阶段上，它的合理性比较充分，并不意味着三年五年以后它仍然有这么高的合理性，还要有一个与时俱进的调整。总体来说是应当高度评价，这是一个期盼了多年终于看到的很好的进步。
问：老师，非常感谢您，因为机会难得，我还想提个问题，您刚提到政策性金融，包括绿色金融、普惠金融这些，这些目前学者大部分是研究如何通过财政支出来支持这些政策性金融，您觉得从另一个角度如果政策性金融发展得好，它对财政收入有没有自己的影响？
贾康：您说的这个问题是下面一轮的问题：如果政策性金融发展得好，我们的发展更有我所说到的不仅是常规发展，而且有超常规发展的特征，经济的蓬勃发展自然会带来财源的培育和成长，长期来看，类似于减税所做的，当期我们财政可能是减少收入，而政策金融是当期使财政增加支出，但从中长期来看有可能反过来，使我们的财源建设得到更好的推进，支持了财政以后有更充沛的收入，能够得到在运行中供给体系质量提高以后应有的对财政过日子的回报。当然，我还强调一点，财政过日子不是为了自己，还是要以财政的可持续来服务全局。这里你说到政策性金融要财政支持，其实并不是共识，比如跟我有很多合作的刘克崮行长，原来在咱们财政部的改革司和税政司当过领导，在辽宁当过副省长，后来国开行当副行长，很有水平的一位老同志，他有一个观点我听着却不能完全接受，他认为普惠金融是跟财政无关的，对普惠金融，他认为是一个没有必要直接考虑财政支持的特定金融形态。但我的看法就是普惠金融当然要尽可能减少财政负担，但是从通盘的长期的发展来看，不能否定财政要对普惠金融提供后盾支持，这就跟刚才您提到这个问题又合在一起了，财政应该以必要的支出去支持这种政策性的金融，但是不要以为财政支出做了以后，这个政策性金融就一定能取得好效果，它通盘的机制怎么设计呢？确实是很有挑战性的问题。
（全文完）
贾 康 介 绍
第十一届、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政协经济委员会委员，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博导，中国财政学会顾问，中国财政学会PPP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国家发改委PPP专家库专家委员会成员，北京市等多地人民政府咨询委员，北京大学等多家高校特聘教授。1995年享受政府特殊津贴。1997年被评为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高层次学术带头人。曾受多位中央领导同志邀请座谈经济工作（被媒体称之为“中南海问策”）。担任2010年1月8日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财税体制改革”专题讲解人之一。孙冶方经济学奖、黄达—蒙代尔经济学奖和中国软科学大奖获得者。国家“十一五”、“十二五”和“十三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曾长期担任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1988年曾入选亨氏基金项目，到美国匹兹堡大学做访问学者一年。2013年，主编《新供给：经济学理论的中国创新》，发起成立“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和“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任首任院长、首任秘书长），2015年-2016年与苏京春合著出版《新供给经济学》专著、《供给侧改革：新供给简明读本》、以及《中国的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获评中国图书评论学会和央视的“2016年度中国好书”），2016年出版的《供给侧改革十讲》被中组部、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和国家图书馆评为全国精品教材。2017年领衔出版《中国住房制度与房地产税改革》、《新供给：创新发展，攻坚突破》、《构建现代治理基础：中国财税体制改革40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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