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日张家老宅的大门，现在还用着。　　记者 尚洪涛 摄

　　在灞桥区的车丈沟村，有个著名的“张百万旧居”。其实在西安城里，也曾有多处张家大院。作为“张百万”的后人，我家的老宅开通巷23号（现为41号），就是一处张百万家的老宅院。

　　“张百万”就是我曾祖父张洪声，他那一辈人从摆地摊经商开始，生意发展到从新疆喀什到上海、广州沿线。张氏家族人口众多，不仅在老家车丈沟建有许多院落，在城里也建有多处张家大院。

　　1925年建成的张家老宅

　　我们家开通巷23号院落原先由南北两个院子组成。

　　上世纪初年，“张百万”的儿子、也就是我爷爷张兆机，在开通巷距城墙约百米的路东，购置了23号院南边一院房产及21号、23号院两处空地，还有后坑数十亩麦地，随后紧挨南院北墙又建了现在的23号院。南院门牌为甲字23号，南北两院在门房与二门之间有一扇门相通，靠北院的门楣上有“紫气东来”四个砖雕大字。南院二门处原有一个圆形砖砌门，院子最后还有一个半地下室的砖砌窑洞，其上建有平台，窑洞内冬暖夏凉。

　　当时21号院空地租与薛姓人家自建房屋，他们靠养蜂、卖茶水、卖馒头谋生。该院无水井，后院与我家花园相通，他们从花园内挑水吃。

　　北院也就是现在的41号院（23号院），于民国十四年（1925年）建成。数年后，南院便转手他人。23号院子前后深50余米，宽11米多，门房中间大门外有两个精雕的青石墩，带三道门闩的槐木大门至今还用着，是开通巷最结实的大门。进入大门后是一道两扇高屏风门（平时关闭，人走两侧）。靠南的门房临街，原先是铺板门，是以前停放祖母轿车的地方，北边门房是喂牲口的地方。二门前南边有一个面朝西的砖雕土地爷堂，二门上也有厚重的三道门闩。

　　进了二门就是前院，南北两侧是厦房了。往后过了天井就是雕梁画栋的过厅了，过厅前沿两旁的柱子上悬挂着一副弧形黑底金字隶书对联，上书：身世皆坦途从来为善最乐，胸怀开异境到底读书要多。

　　过厅由三道门组成：前边是四扇雕花彩绘屏风门，厅堂靠后是四扇贴赤金高屏风，下边是高门槛，跨过高门槛就是过厅后门。

　　过厅两侧是由十二扇核桃木镂空精雕的高屏风，其上嵌装黄杨木浮雕二十四孝图。屋里的长条几、方桌、太师椅平时靠南纵向摆放，过年时横过来摆，关闭中间两扇高屏风，供桌上摆上锡制的祭器，下铺棕毯，年三十晚全院插满了蜡烛，厨房灶王爷、水井龙王爷、土地堂都写了对联，大门上贴上门神。供桌上各种糕点不用去买，都是我爷爷在三原县开的“德合生”点心铺做的。每逢腊月二十三前后，我父亲就带上伙计或几个兄长，拿着长方形的大提货竹篮，坐火车去三原自家的铺子取点心，记得有到口酥、水晶饼、蓼花糖、南糖及各种花色的细点，如佛手之类，全用精美木盒包装，据说蓼花糖原来还是我家创始的。另外，我爷爷还在西安开过“钱庄”和“当铺”。

　　出了过厅后门就是后院，靠左侧是厨房，挨着是水井，靠后是三间上房了。上房右侧靠南有一通道，出了后门右边是厕所。厕所不用清理，粪便直接排到后花园粪坑施肥用。

　　此外，过厅前天井处有一葡萄架，下面有一座假山和一个瓦质大鱼缸，旁边摆满了夹竹桃等盆花，南墙爬满了爬墙虎；后院有一棵香蕉梨树，前后院南墙根都种有一畦晚香玉。

　　在开通巷，人们把我们家叫张八家，是因我爷爷和曾祖父均在家族排行老八。我是1938年出生在23号院，爷爷也是当年去世的。我从小在这座院内长大，如今已度过80个年头了，对院内的一砖一瓦，历历在目，很有感情。从我记事起，住在这个院子的有我的祖母、父母亲、叔父母和我们兄妹等一大家子人，还有经常轮换租住的房客。
　　张天伟保留着父亲张焕江上个世纪30年代在老宅过厅前的留影

　　张家花园的花草树木

　　出23号院后门往左下坡，再过一道“头道门”就可下到后花园了，人称“张家花园”。

　　这块地在购置时还种着麦子，因此地比周围地势低近十米，我们都叫它“坑底下”。南边与29号任阁臣家菜地仅一墙之隔，往北一直通到东厅门附近。这道深沟传说是当年建城墙时取土或烧砖所开挖的，清朝时在此制过黑色火药，也叫“火药局坑”。我家花园内曾遗留有许多方形石头，中间有一圆坑，底部是锅形的，还有石碾、磨盘、碌碡等，好像是当年加工火药的佐证。

　　花园这块地方据说原先购买时有几十亩地，还种着麦子，后因无人耕种就荒废成了空场地，听老人讲，这里还曾成为杨虎城部队的练兵场。到后来将靠北许多土地转手他人。几经变迁，后来只剩下院后五亩地了，家里种些花草树木，便成了“张家花园”了。

　　我父亲和叔父经营着后花园，还曾雇佣过几个帮工，我记得有一个伙计名叫“金燕”，另一个是河南人，是个花匠，叫“宝玉”。每当我母亲与叔母把饭做好后，就让我到后门外叫喊宝玉叔们上来吃饭，过去我们家一直都是先让伙计在厨房吃完饭后，我们才自己吃。

　　后花园东西约五十米，南北六十多米，东南角有一座土坯砌的三孔半地下室窑洞，洞顶是平台，靠东有一土质台阶（这个窑主要是冬季放盆花，也住人）。土窑西边是两眼浇地用的水井，井边有磨盘，还有在平地上用砖砌的一大一小鱼池。记得有一个姓杨的“鱼老汉”，每天给我家送来用荷叶包的一大包鱼虫，专门喂鱼，那时好多金鱼都有近一尺长，眼睛大如鸡蛋，鱼池冬季盖上草帘以防冻。

　　抗日战争时期，为防日军轰炸，我父亲兄弟二人和易俗社一帮朋友在花园北边东崖下挖了很深的防空洞，由三个大洞室相连组成。1942年日军轰炸西安时，有一颗未爆的炸弹正好砸在第一洞室靠后顶部，致其洞内震落一大堆泥土。当时全家都躲在洞内，所幸无人伤亡。我经常与小伙伴在洞内捉迷藏玩耍，对洞内结构非常熟悉。

　　我们家在花园里种了许多花草树木，水果蔬菜。光果树就有苹果、沙果、樱桃、香蕉梨、柿子、核桃、枣、葡萄、扁桃、拐枣、石榴等，还有一种白色的但个不大至今很难见的“冰糖石榴”。花卉有玫瑰、月季、美人蕉、菊花等。种的蔬菜有花白、萝卜、西红柿、茄子、南瓜、韭菜等。路边还种了许多向日葵和其他树木，像槐树、椿树、松柏、四季青、绒线花、蜡梅、花椒等。井台周围摆满了数十种盆景（仙人球类）。

　　我父亲精通嫁接技术，记得每年腊月时节，父亲让我帮他提上竹篮，里边放着刀、斧、锯、花剪、蜂蜡、麻、枝芽等。只见父亲将臂膀粗的树从距地面一尺高处锯断，再用斧子从中间劈开一道缝，中间夹一木楔，然后把枝芽削成楔形插在两边靠树皮处，用麻丝缠牢，再用蜂蜡糊严，最后用草绳包裹以防冻，来年就发芽成树。经父亲嫁接的桃树在开花季节十分奇特，同一棵树上一半红花，一半白花，同一棵苹果树上往往结出不同品种的苹果。据说老家车丈沟院内的“金线吊蝴蝶”也是我父亲嫁接的。

　　我小时候在开通巷小学读书，每天放学后或寒暑假期间，一直帮父亲在花园干活：锄草、浇水、翻地、施肥。也经常与小伙伴在园内捉蛐蛐、捉知了（蝉）。
　　作者绘制的张家老宅平面示意图

　　在院子里演戏演电影开大会

　　我们23号院最为热闹的时代是上世纪五十年代。

　　我父亲张焕江原毕业于上海艺专，多才多艺，精通音乐美术、园艺、无线电、摄影，擅长制作超大型风筝，曾是西安风筝界的名人。1952年我在父亲的指导下，制作过会转眼的蝴蝶、钟馗、梁山伯与祝英台等风筝，在当时影响很大，街坊邻居称我们家为“风筝世家”。

　　1953年到1957年间，市政府十分支持群众的文化娱乐活动，开通巷春节期间的“社火”就在我家院内制作，如狮子、龙灯、旱船、毛驴、竹马、大头娃、鹬蚌相争等道具，都是我父亲扎制、绘画，我给他帮忙。当时，开通巷的社火是全市唯一一家不用蜡烛、全电器化的。其实就是所有道具的灯光全部采用一号电池，经串、并联后点亮手电灯泡（当时没有彩色灯泡），再用各色透明水果糖的包装纸包裹就行了。1956年还搞了一个灯塔，使用的是12伏汽车电瓶和汽车灯泡。

　　每年的社火因为要在正月十三至十六晚上上街演出，十五晚上还必须要到北院门市政府门前演出，春节前后要做大量的准备工作，院子里每天挤满了人：有赶制道具的、帮忙的、看热闹的，一直到深夜。

　　我用18号铁丝拧了两个像甜瓜的笼笼（火流星）拴在绳子两端，晚上出发时给里面装满烧红的木炭，身上再挎一个装木炭的帆布包，在队伍前抡起开路，当时觉得很好玩。

　　当时开通巷还有一个“文艺组”，相当于“自乐班”，也在我家院内活动。我的叔父张化石自幼习武，爱唱戏，喜欢交友，曾与易俗社早期的几班学生，如杨保民、王天民、刘毓中、樊新民等结拜为兄弟或忘年交。正巧易俗社名丑晋福长就住我家门房，晋老先生亲自担任导演并打板，附近许多爱好秦腔的戏迷自发组成了“文艺组”。“春光剧团”著名琴师张满堂就住我家对门，他和开通巷“民进”的姜竹青自愿拉琴，当时我还跟他们学着拉板胡呢。

　　开通巷文艺组在晋福长的指点下，先后在院里多次挂衣演出。我们家过厅的外沿就是舞台，演出时将中间两扇屏风门关闭，两旁屏风打开并挂上门帘，也就是二帘子，俨然一座小型戏台，两旁是文武场面。也就是在这座戏台上，先后演出过《探窑》《斩秦英》《三堂会审》《柜中缘》《起解》（晋老扮崇公道），还有晋老著名的《捉鹌鹑》等。另外，还有反映新社会、新风尚，宣传新婚姻法的多出现代戏，如根据赵树理作品改编的秦腔现代戏《三里湾》等。

　　我长兄张天亨是省电影机械厂的高级技师，曾设计出全国体积最小、重量最轻的8.75 毫米放映机，他多次在院内放映电影，我记得有《地道战》等，一放电影全街道的人都会来看。

　　开通巷的群众大会也一直在23号院内召开。

　　在那个年月，我家这个院子，一年到头，热闹得很，为宣传党的政策，活跃群众的文化生活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期待重建的23号院老房子

　　张天伟用两个多月时间制作的张家花园微缩景观沙盘 记者 尚洪涛 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