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路易威登的手袋差不多12000元，一個最新款的蘋果手機不到9000元，一瓶奢侈品牌的香水1000多元，一支大牌口紅不到300元。
300元無法讓一個人躋身上流階層，卻能讓一個人和上流社會用到同樣品牌的東西。這似乎是一個奢侈品的門檻越來越低的時代。
但是，一箇中高端健身房的私教課可能需要600元一節，年卡至少10000元起步；買一架鋼琴至少幾萬元，每年請鋼琴老師的錢也得上萬；一所一流的國際高中一年的學費在十萬元左右，三年下來的學費就要幾十萬。更何況，這些投資都是需要經年累月地持續投資。跟這些數字比起來，買一個LV包花掉的錢似乎也不算什麼。
所以，真的是奢侈品變得大眾化了嗎？或者，其實“奢侈品”需要被重新定義。美國南加州大學教授伊麗莎白·科瑞德-霍爾基特（Elizabeth Currid-Halkett）在她的新作《昂貴的小幸福：關於有志階級的理論》（The Sum of Small Things:A Theory of the Aspirational Class）中就分析了美國當代社會富人階級消費觀念和行為的變化：相比於中產階級把大量的錢花在購買傳統的奢侈品上，現代的高收入群體更願意把錢花在教育、醫療、食品等看不見的方方面面。
告別炫耀性消費
“整個夏天的夜晚都有音樂聲從我鄰居家傳過來。”在出版於1925年的小說《了不起的蓋茨比》中，作者菲茨傑拉德這樣描述著蓋茨比家晚宴的奢華，“下午漲潮的時候，我看著他的客人從他的木筏跳臺上跳水，或是躺在他私人海灘的熱沙上曬太陽，同時他的兩艘小汽艇破浪前進，拖著滑水板駛過翻騰的浪花。每逢週末，他的勞斯萊斯轎車就成了公共汽車，從早晨九點到深更半夜往來城裡接送客人。
這是美國“咆哮的二十年代”中富人們的樣子。這種對於觥籌交錯的上流社會的刻畫時至今日仍然塑造著我們對於財富的想象。金錢一詞和豪宅、晚宴、絲綢、燭光、紅酒之間存在著一種曖昧的聯繫，而今天，這些傳統的象徵財富的符號則現代化為了高檔腕錶、名牌包、高定時裝、最新的數碼產品、七星酒店和米其林餐廳。
消費不只是一種購物選擇，它反映著“品味”，彰顯著我們的身份，塑造著我們是誰。 蓋茨比的遊艇豪車，成群結隊的僕人，和一疊疊昂貴的高檔襯衫，都是他奢侈生活的冰山一角。這樣的消費選擇不僅是為了讓他的生活質量變得更高（絲綢的襯衫並不一定比純棉舒適），更重要的是告訴所有人“我很有錢”。奢侈和鋪張是富有的證詞。
這種富人階級的消費習慣被19世紀的美國著名經濟學家、社會學家索爾斯坦·凡布倫在《有閒階級論》中概括為“炫耀性消費”（Conspicuous Consumption）：“想贏得及維持人們的尊重，光靠擁有財富或權力是不夠的。財富或權力必須提出證據，因為唯有取得證據才享有尊榮。”凡布倫在著作中分析了工業革命下資本主義社會中的財富積累和隨之而來的消費與浪費，提出了一個用來描述富人階層的概念“有閒階級”（the Leisure Class）。這些“有閒階級”掌握大筆財富，遠離勞動，用大量奢侈而無用的物品虛榮地點綴自己的社會地位和階級。
手工打製的銀勺性能未必好於機器生產的銀勺，但是價格卻是後者的十倍，並且廣受富人們歡迎。這就是因為昂貴的手工銀勺具有符號價值，象徵著生活品質和社會聲望。在過去，上流社會在有電燈的情況下選擇蠟燭，在門廳裡的玻璃櫃中展示著各種藥物（暗示著自己請得起醫生），在喝茶的時候先倒茶再加奶而非先加奶再加茶（因為平民負擔不起優質茶具，如果先加熱茶，杯子就會裂開，所以只能先加奶）。諸如此類的行為在階級之間劃出了一條物質界限。
在《有閒階級論》的兩個世紀之後，“炫耀性消費”仍然存在，但是社會的高速發展將曾經的有閒階級變成了一個英才教育下通過文化和知識、而不完全是通過財富定義自我的新精英階層，即科瑞德-霍爾基特所定義的“有志階級”（the Aspirational Class），同時也催生了新的隱形低調地展示自己社會地位的方式。
從有閒階級到有志階級
資本主義工業革命不是“炫耀性消費”存在的原因，但它們卻是“炫耀性消費”主流化、平民化的原因。
一方面，富人們生活方式在大眾媒體上的曝光度越來越高，比如帕麗斯·希爾頓在英國真人秀節目上展示自己的豪宅，還有BBC拍攝的《億萬富翁的饕餮盛宴》（Feeding the Super Rich），讓有錢人的生活方式更加可見，也給中產階級注入了對奢侈的羨慕和渴望。
另一方面，工業革命讓曾經昂貴的東西，比如私家汽車、電視和空調等等越來越廉價，互聯網購物更是讓在大城市的專賣店才能買到的名牌隨處可及，季末的時候人們能以很低的價格買到舊款，還能在促銷季半價拿下一件可能原價兩萬美元的手包（更別說網上那些物美價廉以假亂真的高仿）。面對這種趨勢，上流社會的“炫耀性消費”不再是針對某類物品，而是向同類物品中的高定版和限量版轉移。
與此同時，上流社會本身的性質也在變化。當今，富人階級的主流不再依靠貴族頭銜和家產繼承，而是那些擁有自己事業的社會精英。這些社會精英不再“有閒”。
“比你有錢的人比你還努力”，可能真的是當代的成功學雞湯：根據胡潤研究員走訪了500名千萬富翁的報告，發現他們平均每天只睡6.6小時，三成億萬富翁每天睡不夠六小時。除了更加努力之外，工業社會向依靠科技、創新的知識社會的轉變也使得文化變成了向上階級流動的重要資本。科瑞德-霍爾基特總結了美國社會中新的社會精英的共同點：受過高等教育，平日閱讀文化評論（比如《紐約客》），關注時事新聞（尤其是《紐約時報》、《金融時報》），逛Whole Foods，吃健康的有機食物，去健身房，參加音樂會，關注環保，關注育兒等等。
科瑞德-霍爾基特把這群用教育、文化和知識自我定義的精英階層稱為“有志階級”。“有志階級”中的銀行家、律師、工程師等等依靠高級的專業知識向上爬升，但從廣義來說，那些在耶魯讀創意寫作的人，那些默默無聞的劇作家和音樂家，那些上著常春藤名校的學生，諸如此類受過高等教育的人都屬於正在形成的“有志階級”的後備軍。這些有志階級共享著許多文化實踐和社會規範。這並不是說進入“有志階級”俱樂部不需要物質門檻，而是
“有志階級”的成員“有志”於成為他們心目中更好的自己，變成精英文化群體的一員。因此，有志階級不再把大部分的財富花在毫無用處的奢侈品上，而是花錢讓生活更高效、讓投資更有回報、消費更充滿意義，比如僱傭保姆和園丁來減少自己的體力勞動，出國旅遊來豐富自己的人生經歷、增加茶餘飯後的談資，還有把錢花在孩子和自己的教育、健康和保險上，以期未來的回報。科瑞德-霍爾基特把這些行為總結為“隱形消費”，這些消費看不見摸不著，但是無處不體現著自己更懂得如何更好地生活。
更大的階級鴻溝
資本主義推動了消費社會的發展，使得物質上的不平等成為階級之間的巨壑。在此背景下，新的“有志階級”似乎另闢蹊徑。但是，物質並沒有缺場，只是隱形。
富人階級從注重炫耀性消費到注重隱形消費的轉變已經發生。數據顯示，在教育、育兒、SAT補課班、政治和其他諸如此類的隱性消費上，美國的富人階級比其他階級更捨得花錢，尤其是在2008年的金融危機之後，隱性消費的比例開始明顯上升。根據經濟學家羅伯特·弗蘭克的觀察，由於貧富差距的增大，美國的富人階級開始把消費方向從可見的奢侈品轉移到圈內人才知道的不可見消費，比如家政人員和去邁阿密海灘的私人飛機。
雖然遠沒有富人階級有錢，中產階級反而比富人階級投入更大比例的收入去追求奢侈品。美國家庭平均在非炫耀性消費的支出比例佔總支出的10%，但是對於那些收入排名前1%、5%和10%的富人來說，隱形消費的比例分別高達22.9%、19.7%和17.4%，而中產和低收入階層的非炫耀性消費比例則是9-9.5%。在金融危機之後，年均收入為47000美元的中產階級反而減少了他們的各種隱形消費開支，把炫耀性消費的開支又提高到了經濟危機之前的水平。
對知識、藝術、體育、生活方式的大量投資，也使得種種“隱形消費”更具有道德感，它讓社會精英看起來
“有趣”、“有品位”、“有教養”，而不是簡單的“有錢”，因此更能合理化精英階層的成功。申請名校需要一封精彩的個人陳述，但是，想要成為一個多次出國交流、做過聯合國志願者、會拉小提琴、喜歡搖滾和音樂劇、會說多國語言、讓面試官感到“Interesting”的申請人，需要投入多少的財力？雖然一份《紐約時報》只要2.5美元，但是想要讀懂它可能需要價值至少4萬美元的大學教育。中產階級和精英階層之間的差距，是物質帶來的，卻不是僅靠物質就能彌補的。就像我們常常無法分清“美”和“貴”一樣，“優秀”和“有錢”的界限也越來越模糊。當Facebook的首席運營官謝麗爾·桑德伯格在《向前一步》中鼓勵女性勇敢地追求事業和家庭生活的完美平衡的時候，讀者也不能忘記她請得起保姆，而且恰恰越頂尖的職位和公司越能保障母親的帶薪產假，反倒是低收入的女性會害怕因為產假失去收入甚至工作。
但是，難道一個學生不想多才多藝，一個母親不想帶薪休產假嗎？現實是工薪家庭根本付不起高昂的學費和家政等隱形消費的開銷。“一個開著小轎車、家裡擺著液晶電視和電腦的家庭算貧窮嗎？”2016年，微博上戲傳著“北美吐槽君”這一以留美學生為主要受眾的微博賬號的“官方家庭標準”：年收入200萬以下為特困家庭，年收入2000萬到2億為小康。但是，
在教育、健康、醫療費用水漲船高的今天，也許真的要重新定義富有和貧窮之間的差距。閱讀更多 時空理論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