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駱一凡
設計 | 張鵬飛
上世紀80年代末，還是演員的姜文曾參加過幾次國外的電影節。當時在這些電影節上放映的國產影片讓他很不滿意，甚至著急得想趕緊跑掉，生怕讓人知道他是這片裡的演員。
“中國電影雖然有很多思考在裡面，但節奏又慢，顏色也不好，很多電影的技術、手段都沒有充分利用上。好多國外電影並不高級，思想性也一般，但是他們的技術做得非常好，就是要聲有聲，要色有色，光是聲音和色彩，你就有很大的享受。”
中外電影的反差刺激了姜文，當時的他就對自己說，這種東西是能做好的，“於是我就一直在追求，起碼把它做好”。
在今年上海電影節上，姜文已經是評委會主席。有人問他，改革開放40年來，中國電影有什麼變化。他回答說：“起碼現在電影拍得讓人乍一看還都像電影，樣兒都沒錯。這其實是挺大一進步，以前連樣兒都不是。”
說這話時的姜文已經執導過六部電影，在業內備受讚譽，技術上東西顯然早已不是他要考慮的，個人趣味的表達和對電影的審美才是他的殺手鐧。“比如能不能把故事講清楚了，能不能有趣，這是技術。這不是事兒，我的電影技術肯定沒問題。”
他的審美隱約出現在很多地方。與高曉松對話時，姜文提到自己最近在看的書是《資治通鑑》，在上節目《圓桌講究派》聊創作時，隨口舉例的人則是，托爾斯泰，博爾赫斯，達利，梵高。
從他電影中的配樂也可以窺見一二。
7月13日上映的最新一部電影《邪不壓正》中，王菲演唱的推廣曲《偶遇》改編自英國作曲家柯茲1930 年創作的輕音樂作品《By the Sleepy Lagoon》。電影開場不久正邪兩大人物密會時，配樂是莫扎特的《A大調單簧管協調曲622K第二樂章柔板》，這首音樂也同樣用在《讓子彈飛》中湯師爺告誡張麻子不能睡寡婦時。
時間再往前，還有《陽光燦爛的日子》裡的《鄉村騎士》、《一步之遙》裡的《索爾維格之歌》等。拍攝《太陽照常升起》時，他把久石讓的作曲一稿幾乎全部推翻，跑到日本去跟久石讓當面聊音樂，硬是逼著對方寫出一首“比莫扎特好一點”的曲子來。
這種手法幾乎出現在姜文所有的電影中，這是他的表達趣味，也一定程度上讓他每部作品都被大量的觀眾解讀。“《讓子彈飛》大夥兒都覺得好，其實是好多人的過分解讀。我看著都吃驚，怎麼成這樣了？其實任何一個作品，當離開了創作者，面對欣賞者的時候，都是在表達自己。”姜文曾說。
久而久之，觀看姜文的電影甚至成了一件需要儀式感的事。不久前《邪不壓正》的首映禮上，黃渤看完電影后也說：“姜文導演的電影一上映，對我們來說，其實就是過個小節，每過幾年看一個姜文的電影，對我們來說是一個很重要的事。”
《邪不壓正》破億花了10小時43分鐘，截至目前，首日累計票房1.21億。但這部豆瓣開分8.2的電影隨著觀影人數的增加，分數已經跌至7.1。
其中一條評論讓人眼前一亮：姜文真他媽是個無限接近審美鄙視鏈頂端的男人。
早在18歲報考中戲時，姜文的審美意識和偏好就開始顯現。在面試考場上，他背誦了一段契訶夫的《變色龍》，這種不動聲色的黑色幽默讓老師折服。當時，其他同學背誦最多的文章是《回延安》。
這很大程度上得益於他從小在大院中成長，具備見多識廣的條件和資源。
姜文出生於1963年的唐山，父親是一名軍人，曾參加過抗美援朝，母親是一名音樂教師。十歲前，他跟隨父親的部隊，住在貴州省沿線的一個小鎮裡。
那時他家住的部隊宿舍外有兩個露天籃球場，每週放兩次電影，當時的姜文只要躺在家裡的床上，透過窗戶，就能看到外面放映的電影，也是在這個時候，他在《白毛女》裡第一次看到芭蕾舞。他還用硬紙板、針盒，以及手電筒製作了自己最初的“電影”，自帶解說，主要是戰爭片。
十歲後，姜文隨全家遷居到北京，住在內務部街11號的部隊大院中。當時，每週在北京的各個軍隊、政府機關的家屬大院會有外國電影的內部放映。
姜文是受大院文化滋養的一代，在信息閉塞的年代，大院子女比普通人有更多機會接觸到書籍、外來信息。如王朔、英達、梁左、陳佩斯、馮小剛、葛優，馬未都、王中軍、王中磊，還有更年輕輩的崔健、許晴、徐靜蕾等都出自大院。
中學時他就可以模仿電影對白，一個人給四五個角色配音，把當時的同學都給聽懵了，紛紛慫恿他去當演員。後來，在發小兒英達的鼓動下，姜文就真的去報考了中戲。
曾經《末代皇帝》劇組找到他演溥儀，但由於外形原因又被別人替代。畢業後他得到《末代皇后》中溥儀一角，為了一口氣，不僅去查資料、看紀錄片，還找到溥儀的弟弟溥傑，甚至晚上睡覺的時候也跟弟弟姜武聊這個角色。最終呈現出的效果，超乎所有人想象。
二十五年間，姜文演過皇帝、太監、農民、失足青年、將軍、個體戶、特務頭子、中產階級，雖然不是所有人都能記全這些影視作品的名字，但所有人都記住了姜文。一次他坐的士，司機見了他脫口而出問道：“你就是那個演姜文的吧！”
三十歲時，姜文出演電視劇《北京人在紐約》，該劇引發了街頭巷尾的觀劇熱潮，成為了歷史上收視率最高的中國電視劇之一，也讓姜文從電影演員變成家喻戶曉的大眾偶像。
在一次飯局上，王朔遞過來一本《收穫》雜誌，裡面有他的小說《動物兇猛》。夜深人靜，姜文翻到這篇小說，七十年代的氣味讓他回到令人心醉神迷的少年時代。
那一年，演員姜文關掉了所有與外界的通訊工具，在一間六平米的小屋子裡，在不捨晝夜中把6萬字的《動物兇猛》改編成了9萬字的劇本——他的導演處女作《陽光燦爛的日子》。
《陽光燦爛的日子》的故事就與大院的時光有關。在電影裡，大人們在政治鬥爭中遭受精神與肉身的雙重碾壓，而十幾歲的小孩們，作為紅色特權的享有者，得以在無人知曉的安全地帶，任憑青春期的性困惑野蠻生長，以少年視角窺探青春歲月，享受到比平常人更為燦爛的陽光。
這樣一部並非為了取悅大眾，甚至是在冒犯主流敘事和常識的電影，在當時卻大獲全勝。在票價還不到10元一張的1995年，《陽光燦爛的日子》創造了5000萬的票房記錄，位列當年內地票房的第三名。
姜文想做導演早就有跡可循。
在拍《芙蓉鎮》時，姜文就很有想法，當時導演謝晉笑著說，“你這麼多主意，不如以後自己當導演”。當時的另一位主演劉曉慶也鼓勵姜文做導演，說服他放手一試。
幾年之後，這種想法轉變成了自信。1991年時，臺灣影評人焦雄屏曾問姜文：“中國這麼多導演，哪個最優秀？” 姜文說：“現在沒有，以後會有。” 焦雄屏追問是誰，姜文說：“我”！
《陽光燦爛的日子》最初需要一百萬美元的投資，劉曉慶找到香港監製文雋，一起為支持姜文拍電影找投資。其中一個香港老闆是做夜總會、賭船生意的，頗有江湖人士的豪爽，又欣賞姜文，就說好，願意投。但是隻投部分，不是全部。
於是劉曉慶和文雋為這部片繼續籌資。最後籌到100萬美金，由三家共同投資。一家是上面的香港老闆，一家是劉曉慶後來在雲南找到的，做菸草生意，還有一家是文雋在臺灣找到的發行公司。
但姜文拍片超了預算，由一百萬追加到了兩百萬美元，原先的三家沒人願意繼續投了，還好最後找到了嘉禾公司的老闆蔡永昌，看了樣片後墊付了超額的預算。
而超預算的事，也在姜文那成了常態。到了《太陽照常升起》的時候，只拍了三分之二，資金就斷了，沒法繼續往下拍，文雋最後找到英皇的老闆楊受成，才解了資金之急。
王朔作為小說原作者，還在電影中扮演了一個角色。《陽光燦爛的日子》開機那天，趕巧是王朔生日，開機儀式現場貼著兩行字：“陽光永遠燦爛，朔爺永遠牛逼。” 但王朔在事後回憶說，到盧溝橋拍第一場戲，他就後悔了：在北風呼嘯的冬天拍夏天的戲份，鼻涕橫流，斯文掃地。
拍攝正值冬天，劇組化冰融雪，硬生生製造出了夏天的熱氣升騰。
為了演員們回到《陽光燦爛的日子》的那個年代，姜文把所有演員拉到北京大興區的一個院子裡，對他們進行封閉式訓練。夏雨、寧靜、陶虹、耿樂在滿是文革宣傳語的屋子裡，穿著軍裝，讀《毛澤東語錄》，聽紅色歌曲。
成片用了25萬尺膠片，耗費驚人。當時國產電影的耗片比為1:3，而《陽光》達到1:15，創下了當時國內最高的耗片比記錄。此外，電影裡，米蘭家裡掛了一張照片，馬小軍一見就丟了魂，為了拍出這張照片的美，姜文一共拍了23040張備選。
耗時兩年，終於拍完了，送到電影局審查，電影局提出了七處修改意見。除了小臺詞要改動，有一處是要把在衚衕內打架時的背景音樂《國際歌》去掉。
別的地方姜文都接受，但唯獨去掉《國際歌》這個地方他不同意。因為這個場景是他對於童年最真實的記憶。每天早上八點半，廣播裡在播完新聞後，雷打不動放《國際歌》。尤其在夏天，本身就因為天氣熱人容易躁，再一聽這種歌，立馬想要找人打架。
他不想抹去這個細節。經過力爭，電影局在這方面做出了讓步，1995年，電影上映的時候，《國際歌》還是保留下來了，但是用打架動作的強音量弱化了歌聲的音量。
1994年，華語電影在國際影壇大放光彩。姜文的《陽光燦爛的日子》，和王家衛的《東邪西毒》、蔡明亮的《愛情萬歲》共同入圍了第51屆威尼斯電影節的金獅獎提名名單。最後《愛情萬歲》勝出，《陽光燦爛的日子》讓18歲的夏雨拿下最佳男主角。
當時的夏雨對於“影帝”毫無概念，又因為他自小就拿過很多滑板冠軍，以為“影帝”和滑冰冠軍沒多大區別。
“《陽光燦爛》對我來說，當然有很多瀰漫的我能抓住的生活氣味在裡面，但其實那個片，最成熟的是王朔，包括裡邊對記憶的否定，我其實當時並不理解。我從（三十歲）才有意地把記憶、情感、真實有意地拆開。所以，《陽光燦爛》的成熟，可能有一半是蒙的，有一半是你比我還不成熟。”
同樣是海外電影節獲獎，姜文執導的第二部電影《鬼子來了》卻讓他差點再也做不了導演。
在與抗日有關的故事中，一向習慣於講述英勇的中國人民，如何抵抗外來者的侵略，而《鬼子來了》的故事從一個叫馬大三的農民和寡婦偷情開始講起，逐步展現了當地活生生的農民——他們沒有義正嚴辭的身影，反而，他們身上的私利、貪婪，或是懦弱，變得像汙垢一樣。
他們不敢得罪抗日遊擊隊的人，也對於他們送來的兩個日本俘虜儘量照顧，因為在他們的本能中，不敢得罪任何一方。裡面的日本囚犯本來決定一死了之，但他很快就喪失了這種驕傲，而後來村民們開始同情這個日本囚犯。
《鬼子來了》改編自尤鳳偉的小說《生存》 ，故事背景是1945年，抗日戰爭結束前的最後一年，發生在一個河北省的農村，講述抗日戰爭時期侵略者與當地農民的一段故事。
但對於姜文來說，改編就是重寫。“你非常迷戀地看一遍，然後你必須把它關掉，不能再看了。然後憑你的記憶，寫出一個劇本就有意思了”。電影與尤鳳偉的小說大相徑庭，甚至引發了一場官司，為此尤鳳偉還專門寫了《官司談》。
為了拍攝這部電影，姜文用了國內能買到的每一卷柯達黑白膠捲，一共50萬英尺長，是一般長片所用膠片的五倍。最後成片花費了將近五百萬美元，是原先預算的兩倍。拍攝前，飾演農民的演員被姜文送去養豬，飾演日本軍人的演員被他送進了武警訓練基地。
2000年，《鬼子來了》在戛納電影節收穫了評審團大獎和金棕櫚獎提名。姜文那時的妻子舍尼韋斯·桑德琳回憶起當時的場景：“戛納電影節結束以後，我們去了法國南部旅行。我們每到一處，都有人把我們認出來。他們說，噢，我們在電視上看到你了。祝賀你們！我們走進一家巴黎的咖啡店，人們就會放下咖啡，要和我們拍照。”
但從電影節歸來後，《鬼子來了》被禁止在中國內地上映。
在廣電總局電影審查委員會對《鬼子來了》的眾多審查意見中寫道：“影片一方面不僅沒有表現出抗日戰爭大背景下，中國百姓對侵略者的仇恨和反抗，反而突出展示和集中誇大了其愚昧麻木、奴性的一面；另一方面，不僅沒有充分暴露日本軍國主義的侵略本質，反而突出渲染了日本侵略者耀武揚威的猖獗氣勢。”
甚至在2001年到2005年期間，姜文被禁影五年，不能再擔任導演，也不允許出演大製作的電影。期間，姜文陸續參演了陸川導演的《尋槍》、何平導演的《天地英雄》、徐靜蕾導演的《一個陌生女人的來信》等。
一直有個關於《尋槍》的導演不是陸川，而是姜文的傳聞。傳說中，新人導演陸川被獨斷專制的姜文奪了執導權，最後哭著打電話向出品人王中軍告狀。真實情況不得而知，“奪取執導權”也只是個軼聞，但又由於《尋槍》中擁有大量姜文氣質的表達，以至於讓這種傳聞愈演愈烈。
美國記者何偉對姜文當時的處境是這樣描述的“戛納的大獎讓他變成了電影中的囚徒”。在這種持續的沉寂中，姜文努力地重新回到電影。
《尋槍》之後，他如同被繼續放逐般，遠走西北，出演了何平導演的《天地英雄》。沙漠中的生死大戰，不再試圖挑戰任何官方的話語。
在現場拍攝中，日本演員中井貴一說：姜文被捧得太高，連何平導演在現場都要被他指揮，拍完還要問下姜文老師的意見。在日本怎麼能這樣呢，從來都是導演最大。
作為導演的第三部作品《太陽照常升起》已是七年之後。電影的名字出自聖經《舊約》“一代人來，一代人走，大地永存，太陽昇起，太陽落下，太陽照常升起”。
七年的積蓄，他以一種改天換地的激情，讓道具組實現了種種匪夷所思的發明創造。
為了拍出姜文理想中顏色特別絢爛的故事，《太陽照常升起》歷時一年，花了一千萬美元。從雲南到甘肅，將三百多立方米的藏式房屋、數十噸鵝卵石和紅土，不遠千里運到外景地，數十輛卡車託載一隻鐵甲船從金沙江下游一直運抵高原湖。1000公里外藏式房屋的木框架被立到了雲南哈尼族村寨的廣場，裝上了哈尼式的草頂。甚至於一雙從河流上游漂來的繡花鞋，姜文也要求，它們必須幾乎並列，有形有款的排列。
“他甚至要求西紅柿嫁接在仙人掌上。”製片人王小柱說。
在拍片現場，他不斷提出新的方案，寧可造成道具、時間、人力的種種浪費，也要不斷推翻重來。甚至於姜文會讓和他合作的“大師級”人物感到難堪。拍攝期間，他一直不滿意配樂，讓久石讓不斷地改，逼得久石讓幾欲崩潰，三度摔門走人。
當然，最後出來的音樂成了經典，還在下一部作品《讓子彈飛》裡繼續沿用。
對懂的人來說，姜文的每一部作品都視若珍饈。影評人焦雄屏和剪輯大師廖慶松一同觀看了《太陽照常升起》，他們興高采烈地討論姜文佈下的迷陣，並稱贊姜文是在“冒著更大的挑戰，探討中國大地和民族魂的底蘊。” 竇文濤也說，姜文好像能把他夢見的東西拍出來，甚至包括這個顏色都對。
然而，影片中略微變形的，充滿彩色奇異鳥的世界，並不是觀眾所習慣的世界，他們並未拿到解密的鑰匙，於是紛紛以“看不懂”為名，放棄了進入這片繁複世界的好奇。
《太陽照常升起》雖然口碑尚可，但票房慘淡。“我7年沒拍戲了，我準備拍完這部戲，真正找個座標，然後開始正經玩。這回算一次火力偵察，可能火藥用得猛了點，咣噹一炸。”姜文後來接受採訪時說，“確實對於07年中國觀眾來說，《太陽》太突如其來、太沒做好準備、太另類。”
儘管後來的《讓子彈飛》被重新拋向人群歡呼的上空，《一步之遙》又再次墜落，穿過這些高低起伏的市場反響，是他一再佈下迷陣，等待觀眾穿行而至，在最個人化的創作中，不斷回到逝去的美好時代——雖然每部作品都引來諸多解讀，但大眾幾乎沒有真正懂過姜文。
在最新一期的《圓桌講究派》中，竇文濤問他拍電影超出預算怎麼辦。姜文理所當然地來了一句：什麼叫預算？這一幕截圖後，在社交網絡上作為表情包、作為梗被大肆傳播。
但很少人瞭解這句話的上下文。“導演就是請觀眾吃飯，你老是說這菜太貴，那菜太貴，沒意思，對吧。一頓飯能貴到哪兒去，一電影能貴到哪兒去？”
“娛樂是什麼，就是你能讓我為此去搶票，你讓我為此去翻牆進去，為我讓我去扒著牆，踩著磚頭看，這叫牛X。你娛樂不是站街呀，大哥，這是出臺站街是兩回事。不是說小曲難唱口難開，陪著大哥吃飯這個叫娛樂，那叫賤。”
《一步之遙》不論是票房還是口碑都十分慘淡，但在當時接受採訪時姜文仍然覺得這是他最好的一部作品。
“人往高處走，水往低處流，俗人是要往高處走的。給人點好東西吃，他會記著你原來對人尊重來著，您天天想著接地氣，掏人兜裡的錢，人家進步著，回頭一看 ，孫子，你當時給我拍什麼爛電影看，你這人不靠譜。”姜文說。
“那要是你這麼好心好意，他還不受用呢？”竇文濤問他。
“沒關係，給他點時間，來得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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