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邪不壓正》今天凌晨0點已經上映了。我作為一北京人，因為姜文電影裡一向不缺的那股子倔勁兒，所以一直挺他，總感覺這部電影的票房和口碑照樣兒差不了。
我把這個觀點講給郎郎先生，郎郎先生說：“我認識姜文30多年了，他絕對是個眼裡不揉沙子的主兒，所以……”“所以”什麼？您還是自己看文章吧。
▲郎郎先生在說事
初識姜文在北京飯店
他把我當成了“港慫”
姜文算是我的一個老哥們兒，我認識他那會兒，他剛拍完《芙蓉鎮》（這部電影攝製於1986年），那時候他還沒當導演呢。
我跟姜文認識的那次碰面是在北京飯店。那時北京飯店是涉外飯店，沒護照不讓進，駐中國的外商機構只能在北京飯店駐點，所以那裡成了當時北京涉外的一個特殊聚集地。
那次是姜文和劉曉慶一起來找宋曉紅的。
宋曉紅是何許人也？她是“中國時尚教母”宋懷桂的女兒，宋懷桂當時是皮爾•卡丹的首席代表，也是北京著名西餐廳馬克西姆的總經理。而宋曉紅是法、英、意合拍的那部《末代皇帝》電影的美工，她正好代表《末代皇帝》攝製組駐在北京飯店。
那時的姜文和劉曉慶想到法國去拍《春桃》，所以來北京飯店找宋曉紅，看她能不能幫著跟法國那邊的電影項目組接上頭兒。
他們來找宋曉紅的時候，我正跟宋曉紅坐在北京飯店的咖啡廳裡喝咖啡，聊的是宋曉紅工作的事兒。
因為她當時剛結束《末代皇帝》的工作，找不到地方上班，只當自由藝術家也不是那麼回事兒，所以我就推薦她去我認識的美國凱壽律師事務所當秘書。
那我又是怎麼認識宋曉紅的呢？宋曉紅可是出生在大雅寶衚衕甲2號。
宋曉紅的爸爸媽媽談戀愛的時候，我們就是大雅寶的鄰居，那時宋懷桂還上學呢。後來有了宋曉紅，我們這些大孩子就帶著她玩兒，所以我就跟宋曉紅開玩笑——小時候你想吃冰棍兒，我還得抱著你去買呢！可宋曉紅不認這個賬，她總說：我那時候小，根本不記事兒。
那天，我和宋曉紅正喝著咖啡，姜文和劉曉慶就來了。
姜文第一次看見我，就認為我是一“港慫”。
“港慫”是那個年代北京人給港商的外號兒。上世紀80年代那會兒，北京確實出現了一批假港商，他們雖然說是港商或者愛國港商，可實際上都是咱大陸人，只不過在香港混了個身份，然後回北京住在北京飯店開公司，所以這些人算是冒牌兒“港慫”。
嚴格來說，我當時也是以“外商”身份常駐北京飯店，而且確實也是香港身份，所以他把我當成“港慫”沒毛病。可後來，一聊天兒，聽我一嘴北京話，姜文就知道是怎麼回事兒了，我們也就算認識了。
▲今天上映的《邪不壓正》海報
不打不相識
姜文和耿樂的衝突讓我們更熟了
我們倆第二次碰面也是一個很偶然的機會。
澳大利亞非常有名的漢學家——白潔明，當年就在北京建國門外的外交公寓住著。
有一次，他辦了一個小型的私人宴會，請了幾個他認為值得請的人，而在這些人中就包括我和姜文。那時的姜文雖然也沒當導演呢，但白潔明覺得姜文是個非常有潛質的人。
在白潔明家裡聊完天兒，我和姜文一塊兒騎著自行車往家走，我們倆就這麼一來二去的熟了。
過了一段時間，姜文當導演了，拍了至今讓人們念念不忘的《陽光燦爛的日子》。沒想到，他選的演員又恰好是我侄子——耿樂。
耿樂絕對是個老實人，可這越老實的人吧，犯起軸來就越麻煩，結果耿樂在《陽光燦爛的日子》劇組跟姜文發生了衝突，一氣之下不拍了，直接回家了。
電影不拍肯定是不行的，姜文就去了耿樂家，一見他爸媽才知道，原來耿樂是我侄子。姜文就說，你早說啊，早說咱也不至於為這點兒拍電影的事兒，吵這麼大的一架啊！
後來，矛盾化解了，《陽光燦爛的日子》順利上映。我們家和姜文結的這個小樑子，也算是一種不打不相識吧。
▲姜文的這張《讓子彈飛》劇照，很符合他的脾氣秉性
姜文眼裡不揉沙子
所以才拍出了一系列好電影
後來姜文拍的幾部片子，像《太陽照常升起》、《讓子彈飛》等等，說明他在藉助國際資本拍中國百姓喜歡看的電影這條路上，越走越熟練，越走越好了。同時，他的團隊人也越來越多。
姜文曾經請我去過他的團隊，他說：“郎郎，你隨時可以來當我們的顧問。”可我去了一看，團隊裡的副導演、“軍師”一大群人讓他給“折騰”的都灰頭土臉的。
我一想，我要是去了，我算什麼呢？我到底要不要替他手下的人拔闖呢？可我要真是跟姜文爭執起來，也就真沒意思了。所以我去過兩回以後，就沒去過。
其實，姜文就是這麼個“我想怎麼說，我就怎麼說”的脾氣。形成這種脾氣的原因也明擺著，第一，他是大院子弟，多少承襲了父輩的軍人作風；第二，他天生的性格就是眼睛裡揉不得沙子，這事兒要幹就必須幹到極致。
這種脾氣秉性，既讓姜文躋身國內最優秀的電影導演和演員行列，但也讓他有了一些比如有領導架子等負面評價。
說實話，姜文對我還真是網開一面，從來都不跟我爭執什麼。而我呢，也從來不提出跟他能產生爭議的意見和觀點，我這就叫打太極拳。
今天，姜文的新電影《邪不壓正》剛剛上映，我就祝我這個老哥們兒的新電影大賣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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