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玉琢:我与段永基的冲突

改革往事 | 李玉琢:我与段永基的冲突

李玉琢

第一次冲突

在四通的权力斗争中,我基本持十分反感和超然的态度。

“文革”搞了十年,你方唱罢我登场,结果怎样?还不是国家衰败,人民遭殃?所谓与这个斗那个斗,最后都得到了什么?只是让外人看了笑话而已。办企业更是靠本领吃饭,合则干不合则走,争来斗去做什么?有问题不怕,摆到桌面上来,利用大家的智慧,总有解决的办法。凡是背后的东西,都不是光明正大的。

在四通的大多数时间里,段永基是我的上司,我对他有过坚定的支持。 包括在我没有意识到他的错误时的支持(如在郗建民、徐建平等问题上); 后来我逐渐发现,他的一些做法有问题时,我还以助手的身份好心地、直率地提出,甚至与他争论过。我觉得,提醒他、帮助他就是在帮助公司。

在权力斗争面前我可以痛苦地沉默,不发一言(段永基曾说我是“过分爱惜自己羽毛的人”);而在讨论工作的时候,我一向有话直说,有人也因此称我:李大炮。

我任四通副总裁主持OA本部期间,曾在香山列席过一次四通的董事会。会议临近结束时,段永基问谁还有事,我要求发言。我提出:“有人反映,主持打字机开发的负责人除了不干工作,吃喝玩乐五毒俱全。让他干下去,四通的打字机就完了。建议撤换。”段永基显然认为我不该把这样 的问题拿到这个会上来,说:“你这是压制人才,他是博士,不用他我们用谁?”我不识相,反驳道:“他虽然是博士,但什么正事都不干,就等于不是人才。”段永基更火了:“我是总裁,我说了算。”我不识眉眼高低,回道:“作为副总裁,有权提出自己的建议。正因为你是总裁,我才提出来,请你决定。如果我说了算,早就把他撤职了。”满脸不高兴的老段气呼呼的再没说话。一场“争执”当着四通所有高层的面像一阵暴雨一样过去了。这是我们两人之间第一次公开的争吵。

合资公司是段永基在四通最重要的资本,一直被他视作自家的后花园。怎么能把打字机的事在董事面前说呢?他认为我把家丑外扬了,所以非常气愤。

这件事情该不该在这个场合说,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但我觉得, 这位开发负责人的所作所为不是一天半天,甚至晚上喝酒闹过事,段永基不可能不知道。他如此放任这种人,就是在拿整个四通开玩笑。四通毕竟不是段永基一个人的,如果他是一个一心为公司的人,我的激烈的发言, 他理应听得进去。

事后我也曾反思过,这件事个别跟他说,也许效果会好些。但不说是不可能的。那时候到底还年轻,很直,很简单,不怕得罪人。我甚至也想过,如果因此有人整我,这样的公司就不值得待下去。

另一次冲突

合资公司建立以来,无论我做生产部长的时候,还是任副总经理之后,由于总经理段永基还要负责集团公司的工作,经常不在,因此合资公司的生产经营调度会始终由我主持。每月一次,成为惯例。有时段永基也参加。

王玉海的这番话,谁也没想到,矛头所向自然是主持会议的我。当时段永基也在会上,我期望此时他能站出来说两句话,或者批评两句王玉海刚来不了解情况,或者干脆说调度会是委托李玉琢主持的,这应当在情理 之中。但奇怪的是,王玉海讲话之后,段永基居然一声未吭,其他干部也不知该说什么。

对于王玉海的挑战我还能忍受,但段永基的沉默,无疑等于是对王玉海的默许和纵容。我必须直面回应。

我站起来毫不客气地对王玉海说道:王总,我知道你是副总经理,也知道你该接受总经理的领导。其实在座的各位都是接受总经理领导的。这个调度会,你不要过于敏感,它仅仅是一个工作协调会,不存在谁领导谁的问题。如果参加这个协调会,你觉得就是被谁领导了,你也可以不参加。不过我要告诉你,公司各部门的工作联络、协调就是在这样的会上完成的,你负责的进口工作也不例外。如果因为你不参加会议因而耽误了整个公司的生产经营,你要负完全的责任。

没有人再说话,王玉海也沉默了。王玉海那时候有五十多岁,也算是一个在社会上混过的人,深浅高低不会不知道。他当着段永基和其他干部 的面,说那样具有挑衅性的话,在知识分子中是极为少见的。

我的愤怒表面冲着王玉海,实际与段永基的沉默有关。一般人也许就算了,我的个性对此不能接受。任何这种无理挑战我都不会客气。

王玉海那一次为何如此,我一直不大明白。十几年后,有一次在深圳机场碰到王玉海,那时他早已从四通退休,跟我谈起以往,抱歉地说:老李呀,真对不起,我曾经不了解情况误会过你呀。

辞职 OA 本部

MS-2401 打字机在我的主持下,由买方市场转变成了卖方市场,打字机一时间成了炙手可热的商品。

当时我很清楚,能否廉洁地、公正地主持好 OA 本部打字机的分配与销售工作,关系到打字机市场秩序是否会重新陷入混乱,关系到四通的声誉和企业成败。

工作本身的压力尽管很大,但都不难处理。最难处理的是人情关系。 我每天拒绝接听分公司和代理商打来的走后门的电话,回家后拒绝给来访者开门,避免他们给我送礼。这些也还好办。最为难的,也让我最无奈的, 是四通高层的干部们,有的是我的同事,有的还是我的领导。他们让老婆 和亲戚带条子给我,希望我批几台打字机给他们,我只能说:“对不起,打字机每月的数量是死的,都一台不差地提前分配给分公司、代理商了,一 台多余的也没有。”

记得妻的公司也要买一台打字机,我让她到 OA 的门市去排队,那里每月也有二三十台的零售。两天后她告诉我,你们的人让我到另外的公司去拿机器,这里恐怕有问题吧?一查,果然有专业公司不知从谁的手里拿 到配额,居然在中关村倒卖打字机。立即规定,零售打字机也要实行用户登记制度,以堵塞这里的漏洞。

还有一位分公司总经理竟然与 OA 本部收款人员联手搞虚假开票,被我发现后公开谴责,并宣布他为“不受欢迎的人”,再也不准到 OA本部来。

后来我曾跟别人开玩笑:稍一把握不住,中国可能会多一个千万富翁,而四通则可能毁在我手里。

我这样做了一年,四通集团差不多70% 的利润都来自打字机。但也因此得罪了许多人,对此我并不在乎。

大约是1990 年底,有一天段永基打电话跟我说:“李玉琢,有人对你们打字机销售有些反映,要求查查你们的账,你们准备一下。”我听了心里立刻一阵反感:别人有反映是必然的,因为我的岗位很敏感。你老段为什么不能替我顶一顶、做做工作?别人要查账就是对我的不信任。

我当即在电话里说了下面一番话:“老段,很高兴有人来查账。不查账, 还真不知道我李玉琢做了些什么?但有一句话我先撂在这里,查账结束的时候,就是我辞职的日子。无论有问题没问题,我都不再干了。”来人查了大约一个星期左右,怎么查的我不知道,也从不过问。不久段永基给我来电话,说:“李玉琢,没事了,你们做得不错。”——这是肯定的,我对此十分自信。

我对段永基说:“段总,我已经跟您说了,查账结束之日,就是我的辞职之时。请立即安排人接替我。我为公司利益得罪了一年的人,现在该轮到别人了。”我言出必践,不顾段永基的再三挽留,毅然挂冠而去。

在即将离开 OA 本部的时候,我再一次带领几位主要干部到樱桃沟五位因公殉职的同志墓前,献了鲜花,并默默地站立致敬。我在心里告慰他 们:这一年,在你们的神佑下,我们不仅把市场打开了,做大了,还做成了百年难遇的卖方市场,我们没有辜负你们的流血牺牲。

本文选自《办中国最出色企业:我的职业经理人生涯》

改革往事 | 李玉琢:我与段永基的冲突

书名:《办中国最出色企业:我的职业经理人生涯》

书号:978-7-5154-0800-2

出版日期:2018年1月

定价:69.00元

字数:430千

页码:412

正文用纸:纯质纸80克

这是一本写给企业家、企业管理者和想成为企业家、企业管理者的人士的书。作者是一位具有24年职业经理人经历并取得骄人业绩的企业经营者、管理者。他没有学习过任何一门管理课程,但正是在艰苦卓绝而漫长的实践过程中,摸索和总结出了一套平实而有效的方法。比如,职业经理人如何选择一个企业、如何寻找企业的核心竞争产品、如何兼顾战略目标和阶段性生存、如何搭班子、如何考察干部、如何在过程中实现质量控制、如何处理市场中的利益关系,等等。这些实战中的经验,在本书中都得到了具体、生动而精彩的展示和总结。一名优秀的职业经理人不可能亲自操刀所有企业,但是,作者通过这本踏实办企业、用心办企业得来的活灵活现、具体而微的“案例教材”,则可以起到让办企业、管企业的人有所觉悟,并进而对其有所帮助的作用。

阅读此书,你可以了解到企业成功背后不为人知的艰辛与磨难,可以学习到面对管理难题时的破解之道。更为重要的是,在追寻管理者成功足迹的过程中,可以领悟到管理思想的精髓。

李玉琢,一个以“办中国最出色企业”为毕生追求的职业经理人,在中国改革开放后的每一阶段,几乎都在一个具有某种时代标志性的企业有过工作、奋斗的经历,也曾与各类企业领袖人物共过事。

在四通共八年,历任北京四通办公设备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深通公司总经理、四通集团副总裁。之后,南下深圳,转投华为。在华为的四年半中,先后任华为子公司莫贝克总裁、华为公司执行副总裁兼合资合作部总监、顾问,是任正非最得力的干将之一,做出了卓越的成绩。任北京利德华福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期间,将濒临倒闭的利德华福带到了中国高压变频器行业的第一。入职金风科技后,先后担任执行副总裁、常务副总裁、高级副总裁,兼天诚同创公司董事长,如今金风科技已成为中国发展风力发电的标志性企业。

1992年,获“中国优秀民办科技实业家”称号;2001年,获华为授予的“创业纪念”金牌;2005年底,获中国高压变频器行业唯一的“年度风云人物”称号;2008年底,获金风科技授予的“总裁特别提名奖”。

(部分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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