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锷所见的故人，正是他的恩师梁启超。
梁启超原本寄希望于袁世凯实现他民主共和的政治理想，但他看错了人，在袁世凯公开进行称帝活动后，梁启超对他彻底失望了。蔡锷和梁启超，在政治态度上是互相影响的。在袁世凯称帝组织“筹安会”发表成立宣言的第二天，即1915年8月15日，蔡锷从北京搭乘晚班车去了天津，找到了梁启超。二人商量了一夜，决定策划反对袁氏复辟的军事行动。他们计划在蔡锷势力比较深入的云南率先行动，积极准备，一旦袁世凯称帝，云南就宣布独立。
梁启超公开发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掀起讨袁舆论。作为梁启超的学生，蔡锷的行踪引起了袁世凯的密切注意。为了遮人耳目，蔡锷在北京逢人便大说梁启超的不是：“我们先生是书呆子，不识时务。”有人反问他：“那你为什么不劝你先生？”蔡锷回答说：“书呆子哪里劝得过来，但书呆子也不会做成什么事，何必管他呢？”
1915年12月19日，蔡锷历尽艰辛回到了昆明。而袁世凯早已于12月12日在北京称帝。12月23日，云南方面致电袁世凯，要求他“立即取消帝制，将筹安会骨干绳之于法，并限袁世凯在24四小时内答复”。
镇压过“二次革命”的袁世凯，没有把一个小小的云南放在眼里，他托人给唐继尧带去口信说：“只要唐把蔡锷杀了，就可以得到由汇丰银行寄出的300万元酬劳。”
但唐继尧不为所动。12月25日，云南宣布独立。接着，护国军成立。唐继尧为云南都督兼第三军总司令，蔡锷为第一军总司令。
蔡锷的护国军出师，对袁世凯震动很大。1915年12月25日云南宣布独立那天，在国务会议上，袁世凯竟然愤怒到语无伦次的程度，他责怪所有参会人员都曾经逼他称帝，抱怨说：“云南自称政府，照会英法领事，脱离中央。帝制余本不主张，尔等逼余为之。”当时在座的人被吓得没有人敢说话，可见袁世凯的懊悔与惊慌程度之深。
反袁护国战争开始了，蔡锷负责出征，唐继尧留守。蔡锷和唐继尧在辛亥革命中有同袍之谊，但到此时，两人在思想和路线上出现了分歧。唐继尧只是表面上积极支持护国战争，以至于出征者还未出征，留守者就开始刁难了。作为地方长官，唐继尧以“饷糈支绌”为借口，不给蔡锷的护国第一军出发费用。最后，蔡锷的总参谋长罗佩金把自己的家产押给银行，筹措了12万元，第一军主力才得以在1916年1月16日从昆明出发。而这已经是宣布云南独立的20天以后了，出征日期要比原定计划晚了半个多月。
护国军和北洋军的战斗进行得十分惨烈。云南独立后，袁世凯迅速调集的军队达十万人之多，并且配备有重机枪等重型武器，而护国军兵力单薄。在消耗巨大、伤亡增多的情况下，护国军一度陷入困境。战场上的这一切，让远在上海的梁启超焦虑不安，为了支援前线，他不得不经受各种艰难险阻，从上海到达广西南宁，策动广西独立。广西独立策划成功，让蔡锷备受鼓舞。此时的他，不但要面对艰难的战局，还得应对内部的困境。
在军饷、军需和兵员上，唐继尧都没有给予前线任何补充。蔡锷说：“自滇出发以后，仅领滇饷两月。半年来，关于给养上后方毫无补充，以致衣不蔽体，食无宿粮，每月伙食杂用，皆临时东凑西挪，拮据度日。”
尽管困难重重，蔡锷依然身先士卒，率领官兵对北洋军进行了猛烈的反击。经过七昼夜的浴血奋战，护国军彻底扭转了战局。随着护国军的节节胜利，广东、浙江等地纷纷宣布独立，护国战争终成燎原之火。
南方局势告急，袁世凯还没来得及解决，更大的危机接踵而至。原来支持袁世凯的各国列强，看到他已陷于孤立，政权朝不保夕，便纷纷改变态度，和袁世凯翻脸了。北洋军内部原有的矛盾，也随着前线战事的失利而变得越来越激化。袁世凯的一些亲信感到大势已去，相继倒戈，另谋靠山。经历无数风浪的袁世凯本来还具有足够的能力应付这样的危机，却因亲信反叛，急火攻心，气得一病不起。
1916年3月22日，袁世凯被迫宣布取消帝制。1916年6月6日，带着对世人的信义的深深失望，盛极一时的袁世凯黯然离世。临死前，他悲恸 地说：“吾不为帝位惜，吾为天下人心惜。”
袁世凯称帝，前后不过83天，终于以反帝制的胜利而落幕。此后，进步党联络西南各省实力派人物，以及北洋军阀段祺瑞，共推黎元洪继任总统，国会随之恢复，护国战争以胜利告终。
在人民群众的支持下，护国运动把袁世凯推向毁灭的深渊，制止了封建帝制复辟，是有历史功绩的。但是，这次运动没有也不可能彻底动摇封建专制的社会基础，取代袁世凯的仍旧是封建军阀段祺瑞的专制统治，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任务远未完成。
护国战争胜利时，蔡锷的病情已急剧恶化，不得不前往日本养病。在日本福冈一家医院里，蔡锷度过了他最后的日子。病中的他，透过医院的窗户目睹了日本的飞机演习，不由得再一次受到刺激。他对身边的蒋百里说：“我不死于对外作战，不死于疆场马革裹尸，而死于病室，不能为国家作更大贡献，自觉死有余憾。”
1917年11月8日，蔡锷在福冈医院去世，年仅34岁。蔡锷带着莫大的遗憾英年早逝，他最后的请求是：“锷以短命，未能尽力民国，应为薄葬。”
新中国开国元帅朱德，曾经这样评价：我一生有两个老师—参加共产党后，我的老师是毛泽东，他是我现在的指路明灯；参加共产党前，我的老师是蔡锷，他是我黑暗时代的指路明灯。
但从当时的历史走向来看，也有历史学家撰文指出：蔡锷倒袁成功后，中国由于再没有强势人物掌控，很快陷入空前大混乱，进入中华民族又一个灾难深重的时代。
评述蔡锷的历史功过，孰是孰非，对于百年后的今天已经没有意义了。这段历史留给后人的，更多的是一段关于知音的千古佳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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