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後金的西北面有並不支持他的蒙古和葉赫部，南面是忠於明朝的朝鮮，西南面則是立國已有250年的巨無霸——明朝。
當時，蒙古力量渙散，沒有形成統一的力量；葉赫部雖然有明朝的支持，但是本身戰力還是弱於後金；南面的朝鮮沒有明朝的幫助差點被豐城秀吉滅了國，而明朝坐擁九州，有火藥刀兵之利，有錢糧物資之富，可以說是當時後金最大的對手。
從地理角度來看，蒙古、葉赫、朝鮮位於後金的兩翼，而明朝卻位於西側前線。努爾哈赤卻偏偏置後方的對手於不顧，選擇了最強大的明朝率先開戰。這與明太祖朱元璋當時平定南方的進攻順序有著異曲同工之妙。當時朱元璋、張士誠、方國珍據有東南，其中陳友諒、朱元璋勢大，均有意天下。張士誠、方國珍則相對弱小更向往割據一方。朱元璋聽取了劉基的意見先陳後張再方，果然鄱陽湖一戰，陳友諒傾巢而來，張士誠則首鼠兩端，未能出姑蘇一步相救援。朱元璋先敗後勝，攜滅陳友諒之勢一舉平定蘇南浙江，統一了東南，打下了統一全國的基礎。
我們可以發現假若後金先打朝鮮、葉赫則會陷入當年朱元璋先攻張士誠的困局。一旦戰事持久，明軍介入，兩線作戰的壓力將會壓垮剛立國的後金，而如果先向明朝挑戰尋求決戰機會並一舉擊潰，葉赫、朝鮮、蒙古自然頓成累卵，趁勢而破只是朝夕之事。
根據這一戰略思想，努爾哈赤率軍首先突破遼東防線，大肆侵擾撫順、清河等重鎮，迫使明朝用兵遼東，這場名為薩爾滸之戰的會戰就此展開。
在分析戰役的具體情況前，我們先來了解一下主要人物，這會對我們理解隨後的歷史發展走向有著很大的幫助。
努爾哈赤：後金天命汗，精通滿語和漢語，曾長期跟隨明朝前遼東總兵李成梁，與其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熟知明朝的軍事政治概況，其戰術風格也類似於李成梁，依靠騎兵的機動性在戰場間進行長途奔襲，通過速度上的優勢發起精準打擊。
楊鎬：明末將領，薩爾滸之戰明軍總指揮，雖然任職遼東多年，但並沒多少戰績，在援朝之役中有分兵大敗於蔚山的前科。
杜松：山海關總兵，薩爾滸之戰明朝中路左翼主帥，在西北作戰中經常仗著勇力長驅直入，戰績斐然，人稱“杜太師”
馬林：以父蔭升總兵，薩爾滸之戰明朝北路軍主帥，雅好文學，能詩，工書，交遊多名士。
劉綎：薩爾滸之戰明朝南路軍主帥。一生經歷平緬寇，平羅雄，平朝鮮倭，平播酋，平倮，大小數百戰，威名震海內。《明史》稱讚其為“諸將中最驍勇”。
李如柏：李成梁次子，薩爾滸之戰明朝中路右翼主帥，熟知遼事，但薩爾滸之戰前已賦閒在家二十餘年。
薩爾滸之戰中明軍號稱47萬人，但由於遼東軍餉嚴重不足，實際人數不足9萬，協同葉赫部1萬5千人，朝鮮軍1萬人，合計11萬左右。後金則有兵6萬有餘。明清軍力對比接近於1.5比1，但是明朝自嘉靖以來，衛所軍戶制度逐漸崩潰，為了適應對外戰爭的需要，邊將開始自行招募士兵操練，進而形成了明朝獨有的家丁家將制度，可以說明軍中真正有戰鬥力正是這些家丁。遼東大將李成梁也是依靠著8000家丁起家，成為百年來武將封爵的唯一一人。
明軍不但缺乏能戰兵員而且由於長期的軍需供給不足，裝備缺失嚴重，明軍許多官兵除了胸甲與背甲之外，身體其他部位並無保護，相比之下，後金重裝部隊配備有頭盔、面具、護肩、護臂、護心鏡，還製造了專門用於保護脅部的“護腋”甲，全身上下防護非常嚴密，連一些戰馬也披上了重鎧。不但能抵擋弓箭，甚至能對三眼銃（明軍主力火器）有較佳的防護作用。
考慮到明軍的實際戰鬥力，明朝相對於後金的優勢並不如想象那麼大。
由於明末軍餉吃緊，大軍每駐紮一天就多一天的壓力，皇帝與內閣的催戰命令每天都會如期而至，同時由於明末軍隊家丁盛行，四鎮總兵互不為統屬，因此楊鎬決定四路部隊分別總開原、遼陽、瀋陽、寬甸這個長達四百公里的戰線上分兵進擊。
分兵進擊本來並沒有問題，但其成功的基礎建立在各路軍隊在利用地形，在兵力調配，在行軍安排上做出調整，最終在會戰地點出其不意的集結優勢兵力。在薩爾滸之戰中明軍最理想的會戰地點即為赫圖阿拉，通過優勢兵力的機動突擊，一舉拿下後金大本營，這也是過去李成梁所善用的“搗巢”戰術的本質。
在世界近代戰爭史上也不乏分兵合擊的好手，拿破崙的幾次著名戰役都是分兵合擊的經典案例，1805年的烏爾姆戰役。在不到1個月時間裡，拿破崙兵分四路，將散佈漢諾威—佈雷斯特的17.6萬法軍以一天24公里的速度強行軍603公里抵達萊茵河一線，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在烏爾姆合圍殲滅了奧地利6萬大軍。誠如他自己所說的，他的勝利是靠士兵的雙腿，而不是靠他們的刺刀贏得的。而在隨即到來的這個戰役中，我們可以看到拿破崙作為戰場指揮官的才能真正發揮到了頂峰，那就是著名的三皇會戰即奧斯特里茨戰役。拿破崙同樣在極短的時間內，集結了所有能調動的兵力，雖然在數量上仍落後於俄奧聯軍，但通過出乎對手意料的軍力集結依然為勝利打下了基礎。
然而由於明軍的自大以及對後金的輕視，其軍事部署基本沒有進行保密，甚至楊鎬還讓逃兵帶了出兵的軍事信息給努爾哈赤，寄望形成心理上的威懾。努爾哈赤跟過李成梁多年，自然熟知明軍的慣用手法，不僅沒被嚇住，而且完全掌握了將帥人選，行軍路線，出兵時間等信息，據此選擇了“憑爾幾路來，我只一路去”的戰法，集中優勢兵力殲滅敵方有生力量。
可以說這一不成熟的分兵合擊戰略，就註定了明朝大敗的結局。
而楊鎬作為主帥的不作為也加速了明軍的失敗，其失職有四：其一為備戰階段未能有效解決糧餉問題最終倉促在早春從四地分兵出擊。去過東北的人基本都知道，遼寧吉林一帶的初春經常會有大雪霜凍，是一個不適於中原軍隊向東北進攻的季節；其二妄自尊大，沒有理解“兵者詭道也”這一定義，對軍事部署未能有效保密；其三未能給各軍制定明確的作戰目標，也沒有指派相互配合的作戰任務。四路明軍主帥沒有主次之分，以至於在400公里長的戰線各自為戰；其四在前軍將領沒有主次的情況下，中軍主帥楊鎬卻留在了瀋陽，整個戰役期間，他一不派斥候偵察，二未預留一支部隊隨時機動應變，對戰爭發展態勢真正做到了完全不知情。換言之明軍是在沒有統一指揮的前提下打了這場決定國運的會戰。
通過前文關於主要人物的介紹，兩軍基礎信息的比較以及戰略方面的部署我們已經對薩爾滸之戰有了一個全景的認識。而具體到戰術打擊層面，首當其衝的正是輕兵冒進的杜松部。
杜松其人，前文已經介紹長於勇力，在西北與蒙古對戰多有建樹。這次他也根據歷來的經驗，認為兵貴神速，日夜兼程，導致了攜帶輜重的部隊與前軍拉開了距離。雖然兵貴神速並沒有錯，但其成功的兩個要素至少需要兼備一個：一為突然性，在軍力有限的情況下通過速度搶佔主動權，霍去病出擊漠北，快速的在敵後迂迴並進行精確打擊即是對這一戰法的完美演繹，二為以強擊弱，在局部集中強勢兵力迅速找到敵人軟肋進行有效打擊，二戰時期德國針對波蘭發動的閃電戰正是參照了這一戰略理論。
可以說速攻中充滿著雙方在信息收集分析上的博弈。可惜的是杜松對後金一無所知，而努爾哈赤卻對杜松的行兵路線瞭如指掌。後金與杜松在西北的對手蒙古最大的不同是：蒙古多以弓騎兵進行兩翼的騷擾，極少有正面的突擊，因此杜松的速攻在西北能夠屢試不爽，然而後金軍隊多裝備重甲，步騎混編，並不懼怕騎兵的突進，因為他們本就是習慣正面突擊的部隊。在信息不對稱的前提下，努爾哈赤順利的藉助冰河在薩爾滸附近將杜松所部3萬人分割為兩部分，明軍的速攻轉眼間變成了孤軍深入，其依仗的火器由於受到天氣以及渡河的雙重影響，不能有效發揮作用，就這樣明軍主力杜松部就毫無抵抗的被努爾哈赤分割殲滅。
明朝神機營士兵
這個時候北路軍馬林部距離交戰的地方僅有十五六里，尚不清楚斥候是否有將戰況進行彙報，或者是馬林覺得大局已定並未尋求主動介入戰場，而是退回到了尚間崖兵分三路，成品字形安營，期望互為犄角的陣型能幫他抵禦後金的衝擊，以等待葉赫部援軍的到來。馬林做出這一選擇也是想發揮明軍最大的優勢——火器。而在戰爭主流仍被冷兵器主宰的時代，火器要獲得成功也有幾個要素：首先在陣地前沿需要配備拒馬或者戰車用來防止騎兵衝散陣型，其次需要形成火器的連發射擊陣型來對大規模的步兵軍團造成殺傷。
具體到這場戰鬥，馬林繞著大營挖了三道戰壕來延緩敵軍步兵的衝擊，同時有鳥槍大炮組成火力陣線，並在前面搭配了裝備有火器的精銳騎兵，勉強形成了可以連發的火力佈局。但是明軍的佈置存在著三大先天不足：首先拒馬戰車的缺失造成了後金的重騎兵可以輕易的撕開防線；其次戰壕的存在影響了三個大營之間的呼應，分兵紮營互為犄角的目的完全沒有實現；最後明朝的火器對付後金的精鐵重甲效果有限。努爾哈赤也迅速發現了這些不足，首先隔斷了一個犄角與其他大營的聯繫，然後全力進攻這個被孤立的營盤。毫無意外，明朝的北路軍也被努爾哈赤全殲，馬林僅以身免。而馬林一直寄予厚望的葉赫部在觀望戰場形勢後，為了保全實力，悄悄退出了戰場。
就在努爾哈赤獲得重大勝利的同時，他得到了斥候的報告，得知劉綎和李如柏部已經行軍到赫圖阿拉附近。努爾哈赤當機立斷，決定星夜馳援大本營。
而劉綎和李如柏由於指揮部遠在瀋陽後方，在當時完全不瞭解其他友軍的信息。如果說明軍有著一線勝機的話，那就存在於努爾哈赤與杜松馬林激戰之時，彼時赫圖阿拉僅有數千守軍，假若李如柏劉綎能夠抓著這一空當，加速行軍全力攻城拿下赫圖阿拉，後金震動，努爾哈赤必然會率軍回撤。明軍再借助後金軍心不穩急於回援的心態，在途中憑藉火器之利進行伏擊，一舉奠定勝勢。那時處於觀望狀態的葉赫、蒙古等勢力也會趁機出兵，遼東可定。
然而劉綎和李如柏都沒有抓住這短短一瞬的機遇，三月三日努爾哈赤回師赫圖阿拉，並派人假扮杜松士卒計誘劉綎。
劉綎自恃勇武也怕杜松搶攻，果然中計，拋棄輜重輕裝突進，很輕易的就進入了後金的包圍圈，劉綎雖然手刃數十人終究力不能支，最終壯烈殉國。在其後面跟進的朝鮮部隊則在目睹明軍全軍皆墨的慘狀後，選擇了投降後金。
李如柏則在此期間一直逗留在虎欄，既沒有攻城，也沒有選擇支援劉綎部。直到接到楊鎬的撤退命令，全師撤回了瀋陽，而努爾哈赤對於他似乎也沒有追擊的打算。考慮到李成梁與努爾哈赤之間難以說明的關係，這種默契很難不讓人產生疑問，最終李如柏也因為難以忍受世人的眼光於天啟元年在家中自裁。
我在上一篇文章中關於李成梁與努爾哈赤的關係嘗試著做了分析。據此個人認為李如柏的避戰並不是由於通敵，主要是因為他對遼東對後金的瞭解，讓他清楚這次作戰成功的難度，李家家丁部曲的喪失殆盡也讓他對這支部隊的戰鬥力心存疑問，二十餘年的賦閒在家更讓他對自己的判斷缺乏信心，這一切都放大了其一直以來都有的難以在瞬息萬變的戰場上迅速做出決策的特點。
於是，明朝傾全國之力進行的徵金戰役，在戰鬥打響後不到五天裡就以慘敗告終。9萬名明軍主力中傷亡高達4.5萬餘人，大明在遼東的精銳自此喪失殆盡，；遼東的攻守之勢就此逆轉。1619年的這場戰役其實也是明朝多年在政治上軍事上經濟上的弊病所致，是國運走向衰弱的集中體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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