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史上沒有出現神權壓制王權的現象，是因為中國歷史在一開始就斷絕了神權的上升通道，將神權昇華到了無法影響世俗生活的哲學高度。在最容易產生神權的野蠻矇昧時期，神權沒有佔據主導地位，在後來的政治生活中再想獲取更多資源，就更不可能了。
中國歷史上由神權主導的時期是在商王朝。那些在安陽出土的甲骨，即是當年的占卜用的。商王朝對於天神的信仰和崇拜，使得商王朝實行了大規模的人牲行為，商王朝的大大小小的事件都要依靠神的旨意來決斷。後來隨著王朝財富的增加，統治階級越發奢侈糜爛，逐漸陷入了信仰危機。商王開始對上帝不敬，甚至還用皮袋裝血掛在樹上，用箭射之流血，謂之“射日”。沒過多久，周王朝舉兵滅商。
周王朝起兵的名義是“以有道伐無道”，可是商王朝和周王朝在當時不是一個民族，他們的信仰也不同，生活習性和方式都有很大的區別。商王的上帝如何能保佑周人的天下呢？周人必須要給自己君臨天下尋找合法性。再加上週朝本身的實力，相對比較弱小，沒有底氣自稱為神，周朝走向了世俗化的道路。因此周王朝發明了“以德配天”的政治觀點，意即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唯有德者居之。至此，上帝從指導人們生產生活的神祇，退居幕後成為了“天道”。經過周朝800年的發育，中華民族夯實了自己的基本盤，直到秦朝統一中國，中央集權的政權，王權反過頭來，開始壓制教權。
牧野之戰
中國從周王朝開始形成了世俗為主的政治生態，孔子“從周”，“子不語怪力鬼神”，“未知生焉知死”。對於世俗生活，中國的聖哲先賢們保有著強烈的好奇心，在2500多年前就把世俗生活可能遇到的各個方面都考慮了清楚，發明了“拔一毛而利天下而不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等看似矛盾，實則殊途同歸的生活哲學。
此後中國政治生活一直在世俗的領域裡前行，尤其是秦始皇統一六國後，中央集團的政治制度使得中央能夠聚起強大的實力控制全國。簡單來說，中國的王權，是自帶主角光環，不需要神權的加持。面對世俗政權的絕對實力，宗教代表的神權，往往成為了陪襯，能起到的最大作用是為了世俗政權的穩固統治發明出讓人放棄反抗的宗教思想來獲得世俗政權的認可。
秦始皇
在中國遭遇離亂的時期，由於對自己堅守的文化造成的現狀的不理解，產生了對世俗政治哲學的反思，由此形成了宗教傳播的契機，儒、釋、道三家都在魏晉南北朝時期積極爭取信眾，引起了世俗政權的忌憚，引發三武一宗的滅佛的法難事件。
政教合一的政權中國歷史上也曾有過，如王朝末世經常有藉助宗教起義的農民軍建立的政權——明朝即是其中一例。然而在通往中國傳統的政治生態的過程中，二元政治從來都沒有形成過主流，這與中國傳統的“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的政治哲學是一致的。
在中國的政治生活中，只有最大的那個王，才能夠擁有生殺予奪的權力，對包括神權在內的所有統治對象，都是“朕給你的，才是你的。朕不給你，你不能搶”的態度。換成我們最熟悉的表達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中國王權發育太快，神權只得成為王權的附庸，甚至為了避免王權的猜忌，將自己弱化到多神教的形態。但是發育太快的王權，同樣阻礙了中國邁入近代社會。只能說有得有失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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