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漠里的每一粒沙都有着它的故事，不过没有读懂而已；沙漠里的每一粒沙都是五彩的，不过不会欣赏而已。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对我们来说也一样。
1901年，斯坦因来了。他是从印度进入新疆的，从1897年领到英属政府的申请拨款后，他准备了很长时间，他想弄清在位于今阿富汗、巴基斯坦健陀罗地区的移民是当初怎么进入中国的新疆，在塔克拉玛干大沙漠与当地居民小心翼翼地相处，并和他们通婚，被他们慢慢同化为楼兰居民的。
斯坦因发现尼雅
斯坦因走的是一条早他十多年就被英国人开通的经过吉尔吉特的线路。吉尔吉特是南亚次大陆西北部克什米尔西北部城市。位于吉尔吉特河南岸，海拔1,454米。人口5,000。曾为佛教中心，现为克什米尔北部经济、交通中心。东北沿罕萨河谷经中、巴边境的明铁盖山口可进入中国新疆。
吉尔吉特在喀喇昆仑山和兴都库什山脉的分界河吉尔吉特河边上，很久以前，丝绸之路就已蜿蜒山间。那连绵了十几个世纪的商队，载着的不仅仅是丝绸香料瓷器，还载着思想哲学宗教——佛教和伊斯兰教就是从这里先后传向中亚和中国的。
斯坦因的线路注定了他要翻越数十座险峻入云的冰峰，穿越很多的河谷，也注定他会在陡峭的山间艰难的挪动，那些山分别是喀喇昆仑山脉、兴都库什山脉、帕米尔高原、昆仑山脉和喜玛拉雅山脉。
当年，连牲口也走不了那样的路，斯坦因只好雇挑夫。他们从明铁盖山口进入中国，再从那里到达喀什、和田，然后，从和田进入沙漠，塔克拉玛干大沙漠。
斯坦因他们和所有的人一样，得在夏天翻越雪山，冬天进入沙漠。这一路上，他们看到了很多涂鸦在石头上的佛像或者经文，那也是当年走过这条道的移民刻划下来的信仰，以及移民们那颗虔诚的祈求佛祖保佑的心。按照史学家们的说法，正是因为有了当初的那些涂鸦，才有了中国和日本的佛塔。
塔克拉玛干大沙漠自古以来就不缺少绿洲城市的，它们像翡翠的项链被串了起来，之间的路程仅仅需要步行一天。这也是历史留下来的痕迹，遥遥远远的，丝路上的那些驼队，在各自的穿梭里，都需要在绿洲的城市里获得水源和给养。超过一天的里程，就会给他们带来很多的不便。
斯坦因在沙漠边上的那些绿洲城市转了一圈，他先后到了叶尔羌（今莎车）、和田、克雅里（今于田），尼雅（今民丰），在克雅里，他遇到了阿卜杜拉。这个人告诉斯坦因，自己在沙漠里见到过古遗址。之后，斯坦因从一个叫易卜拉欣的人手里收购了两块带字的木板。
这个时候，斯坦因已经结束了对塔克拉玛干沙漠克里雅河流域的丹丹乌里克的探险发掘，回到克雅里本想做些必要的修整，意外的消息和两块木板让他激动不已。
易卜拉欣是一家磨坊的主人，没事儿的时候，他总喜欢去沙漠中寻找宝贝，他顺手捡到了那些木板，但他认为那是没用的东西，据说有六块儿之多，但他在路上扔掉了一些，只带了其中的两块回来，让孩子们玩。
现在，斯坦因要花大价钱收购它们，易卜拉欣因为这意外的收获很高兴，甚至答应为斯坦因作进入沙漠寻宝的向导。
斯坦因认得出来，木板上的文字是佉卢文。佉卢文最早起源于古代犍陀罗，是公元前3世纪印度孔雀王朝的阿育王时期的文字，曾经是丝绸之路上重要的通商语文和佛教语文。东汉末年，伴随着贵霜王朝的日趋瓦解，贵霜难民迁入塔里木盆地，佉卢文开始在于阗、鄯善等地传播。
但是，今天的学者研究发现，在贵霜王朝还没有瓦解之前甚至更早，或者说中国的东汉之前，就有中国史书里的月氏人沿着斯坦因选择的路线进入中国。印度裔僧人支谦的传中也说：“支谦，大月支（霜贵）人也，祖父法度，以汉灵帝世率国人数百归化，拜率善中郎将。”
这句话的核心意思是，支谦的祖先是后汉灵帝时入中国籍的月氏族后裔。汉献帝末年，洛阳一带发生兵乱，他随族人避乱南渡到东吴，被吴国的孙权拜其为博士，辅导太子孙亮。重译《道行般若经》、《首楞严三昧经》等重要经典，是著名的译经大师。
佉卢文是移民们当地人交流的重要证据。关于移民们迁徙的线路，美国学者芮乐伟·韩森是这么认为的：移民们以每批不到100人的规模，一批一批地到达沙漠，而他们走的线路就是斯坦因选择的线路。
芮乐伟·韩森还认为这个时间段大约在公元一世纪至八世纪间，甚至更早（详见芮乐伟·韩森《丝绸之路新史》，张湛译，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5年9月）。
斯坦因他们向北先进，告别沙漠边缘最后一个有人居住的村庄，尼雅河已经干涸了，他们沿着河床又向北走了近40公里，在那里，他们发现了尼雅遗址。它是被易卜拉欣当作“炮台”介绍给斯坦因的。
斯坦因说，他在那里看到了“枯萎的古代果树”，以及一些“旧屋”和被埋在沙岗下的佛塔，而他要找的是那些珍贵的木板文书。
就是在尼雅这块废墟里，这个匈牙利裔英国人，将他的探险生涯以及他的事业、名声推向辉煌的顶峰。他先后来过尼雅四次，仅1901年的他在这里的半月时间中的某一天，他就在这里获得了简牍几百片，还有铜镜、金耳饰、铜戒指、铜印、铜镞、带扣、铁器、玻璃、贝、水晶珠饰、木器、漆器残片和各类织物。
斯坦因在日记里这样记下了自己的工作方式， “……在我确立的规矩下向我出示他们（他雇来的民工）拾到的东西，一旦有古文物的价值，就能拿到合适的报酬。”他还按日给雇来的村民付工资报酬，如果谁挖到珍贵遗物，会额外领到赏金。
为了挣到更多的钱，那些村民们的“工作”对于文物来说当然是疯狂而野蛮的。
当斯坦因把从这里获得的珍贵文物运往英国，很快便引起了学术界的轰动，但他的名声却因此在中国不大好，有人甚至将他称为“强盗”。
“五星出东方利中国”
在斯坦因的身后，“五星出东方利中国”出世了，它就是后来被称其为东方“庞培城”的尼雅遗址出土的“五星出东方利中国” 织锦。
那是一件汉代蜀地织锦护臂，为国家一级文物，收藏于新疆博物馆。被誉为20世纪中国考古学最伟大的发现之一。是1995年10月，中日尼雅遗址学术考察队成员尼雅遗址一处古墓中发现的。
该织锦呈圆角长方形，长18.5厘米，宽12.5厘米，用“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织锦为面料，边上用白绢镶边，两个长边上各缝缀有3条长约21厘米、宽1.5厘米的白色绢带，其中3条残断。织有八个汉隶文字：“五星出东方利中国。”
“五星出东方利中国”8字出自《史记·天宫书》“五星分天之中，积于东方，中国利；积于西方，外国用（兵）者利。五星皆从辰星而聚于一舍，其所舍之国可以法致天下。”古代的“五星”指岁星、荧惑星、填星、太白星和辰星。天地回转，日月流逝，五星难以聚合。然而，汉元年十月，五星聚于东井，这在《天宫书》、《汉书》、《张耳传》、《汉纪》均有记载。
据说，当年的考察队尼雅遗址上的挖掘一直没有什么新的发现，就在失望中，他们挖开了一座古墓。
那是一个两人合葬墓。
合葬的两人身上穿着许多衣物，最显眼的是，其中一具尸体的右臂上绑着一个色彩鲜艳的织锦。织锦色彩绚烂，文字激扬，纹样诡秘，意蕴神奇，立刻吸引了所有人的眼光。
于是，便发现了“五星出东方利中国”。
“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织锦出土时，和作为随葬品的弓箭、箭箙、短剑鞘等物品放在一起。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于志勇认为：五星指水、火、木、金、土五大行星；“东方”是我国古代星占术中特定的天穹位置，“中国”指黄河中下游的京畿地区及中原，是一个地理概念。“五星出东方”是指五颗行星在一时期内同时出现于东方天空即“五星连珠”或“五星聚会”现象；“五星出东方利中国”，即出现五星共见东方之天象，则于中国地区的军国大事有利。（详见王瑟《“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的解说》）
在中国人的意识中，五星连珠是一种难得的吉瑞之兆，认为天象的变化会影响到人们的现实生活。
传说，舜帝即位时就出现过这种天象。后来，天文学家计算出这种天象历史上曾经三次：第一次是唐高祖武德二年；第二次是武则天当政的第一年，第三次韦后当政时期。
另外，还有一种说法是汉武帝攻打匈奴时也出现过五星连珠的大吉兆，有关的说法在一些民间的记载和故事里反映很多，但是不是真的有，仿佛一直没人能说得清楚。
总之，中国人认为人是生活在天地间的，人即是天地，五星连珠的大吉兆会给中国人带来大幸运、大发展、大繁荣。因此，对于这件事情格外重视。
当年的考察队在这个墓葬中还发现了另外一块织锦，上面写着“讨南羌”，南羌就是汉代占据青藏高原的羌族，因为他们在河西走廊之南，故而称之为南羌。这两块织锦连起来，整个意思就是“五星出东方，利中国，讨南羌。”就是说金、木、水、火、土五个行星出现在天空时，利于政府去征伐羌族。（详见王文元《千年前的预言“五星出东方利中国”? 》）
事实是，“五星出东方利中国”是中国古代星占用辞，是古代先民观察五大行星运行变化而归纳总结出来的占辞术语。被占星家们赋予了五星特殊的星占学意义：将五星视为五行之精，天之五佐，佐天行德；现实关怀的是——战争胜负、王位安危、年成丰歉、水旱灾害等政治、军国大事。
“五星出东方利中国讨南羌……”当年的考察队找到了与这条吉祥语可能有联系的史事：《汉书·赵充国传》记载的西汉王朝的一次讨伐西羌的战争，汉宣帝曾将“五星出东方利中国”星占术语教条地用在了督促、鼓励对羌人作战的诏书里。
不难看出，“迷信”的汉朝皇帝对此有着绝对话语权，并将此作为汉帝国军国大事决策的一项重要依据，用以激发和鼓励军队甚至国家的精神气，力图使一切变得顺应天理，进而获得难得的祥瑞与幸福，国泰民安，神圣不可侵犯。
这也是在汉王朝独尊儒术背景下，强调王权天授，强调政权合乎法统、正统的意识形态的高调宣扬和文化运作的反映，对汉晋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产生深远而特殊的影响。
“五星出东方利中国”汉锦采用的青赤黄白绿五色，皆为秦汉以来发展广泛的植物染料所得。五色应为“青赤黄白黑”，而该锦用色为“青赤黄白绿”，其中绿应为黑，这里用了绿色，专家们猜测可能黑色不够亮丽而以绿色替而代之。五色的“青赤黄白黑”分别与五星的“岁星、荧惑星、填星、太白星和辰星”一一相对应。织造工艺非常复杂，为汉式织锦最高技术的代表。（楼婷《汉代经锦“五星出东方利中国”欣赏》）
于志勇说，织锦上的文字、星纹和祥云气纹以及凤凰、鸾鸟、麒麟、白虎等祥瑞动物纹样，可能为人们如何理解上述文字的内涵，提供了很重要的佐证。
目前，学者们已经推算出，在20余年后的2040年9月9日，将会出现罕见的五星聚会天文奇观。
美国学者、天文考古学家班大为（David W.Pankenier）在他研究中国古代五星聚的重要论文里也曾激情地说过，伴随2040年9月五星聚会奇观同时到来的，很可能是中国再次走向繁荣和富强。
精绝国
“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的千年预言就要来了，只是不知当年的大汉王朝和当下的中国人怎么想？
我的网友们说，尼雅出土的“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织锦上的话语，是汉武帝决心攻打匈奴时说的。当时，汉武帝问星宿大师，大师看天空五星联线说大吉，于是，汉武帝说了句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第二天派卫青正式出击匈奴，取得初战大捷，夺得了河套地区，为后面最终赶走匈奴，拓展疆域奠定了军事基础。
我的网友们还说，五星出东方利中国？不管真也好假也好，只有踏踏实实地做好我们该做的才是才是硬道理。只有每个中国人在自己的岗位上认真工作，把自己的聪明智慧加上勤劳发挥到极至，相信会感天动地福佑中华，而自己不努力一切都是妄想。
斯坦因在尼雅的发现是惊人的，此后的时间和行程里，他还到过楼兰。除了上面上到的1901年，还有1906年、1916年和1931年，除去1901年的15天之外，他分别在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待了11天、5天和7天。而他在那里的发现的文物尤其是佉卢文书，与后来的考古一起还原了沙漠的故事也还原了沙漠的历史，当然，也为人们抛出了更多的难解之谜。
斯坦因认为尼雅是中国古代史料记载中的精绝国，得到了学者们的普遍认可。而他从这里从此掳走700多件出土佉卢文、汉文简牍、精美木雕后，尼雅才被人们所熟知。
《汉书·西域传》中说：“精绝国，王治精绝城，去长安八千八百二十里，户四百八十，口三千三百六十，胜兵五百人。精绝都尉、左右将，驿长各一个。北至都护治所二千七百二十三里，南至戍庐国四日，行地空，西通扜弥四百六十里。”
扜弥也曾经是是西域的一个小国家，都城为扜弥城。后来，被精绝国所灭，改名为宁弥。《汉书·迂弥国传》中说：“扜弥国，王治扜弥城。去长安九千二百八十里，户三千三百四十，口二万四千，胜兵三千五百四十人，辅国侯、左右将，左右都尉，左右骑君各一人，译长二人。东北至都护治所三千五百五十三里，南与渠勒，东北与龟兹，西北与姑墨接，西通于阗三百九十里。”
精绝国，一个只的480户人口的小国，就人口而言这相当于我们今天大城市里的一个小小区，但即使再小，那里的人们也曾有过自己的生活。他们在尼雅河的绿洲上，以农业为主，迎接着丝绸之路上南来北往的客商，将日子过得富足而充实。
《大唐西域记》中也曾提到过这个商贾云集的地方：“媲麽川东入沙碛，行二百余里，至尼壤城，周三四里，在大泽中，泽地热湿，难以履涉，芦草荒茂，无复途径，唯趣城路仅得通行，故往来者莫不由此城焉，而瞿萨旦那以为东境之关防也。”
大多数认为，这里所说的尼壤城即是尼雅，但中国学者齐东方认为，玄奘说的尼壤城与今尼雅遗址完全不符，今尼雅遗址东西宽约七公里，南北长约二十五公里，远远大于周三四里的尼壤城。齐东方的说法是，尼雅流域广阔，一定还有未曾发现的类似于尼雅的遗址存在。
这在今天对一般人而言已经不是很重要的了，百姓的日常才是他们所关心的。
尼雅人
尼雅遗址内发现有房屋、场院、墓地、佛塔、佛寺、田地、果园、畜圈、河渠、陶窑、冶炼遗址等遗迹。出土有木器、铜器、铁器、陶器、石器、毛织品、钱币、木简等遗物。此外，还发现了当时炼铁遗留下来的烧结物和碳渣以及麦、青稞、糜谷、蔓菁、羊肉、羊蹄、雁瓜等食物。
这些都是尼雅生活的痕迹，即使再过很多年，依然都是让后世感动的人间气息。
尼雅人通用的日常文字是佉卢文，但也有一部分汉文。按照美国学者芮乐伟·韩森的说法，是来自今天阿富汗、巴基斯坦健陀罗地区的月氏移民教会了当地居民使用这种文字，而汉字文书只有他们给汉朝政府官员或者军队以及商人打交道时才使用，属于很小的一部分。
这至少能说明两个问题：一是月氏移民没有能够进入尼雅的上流阶层，二是这一与尼雅出土东汉的五铢钱等一起证明了中原王朝曾经确确实实统治与控制了尼雅。
尼雅人的住房是将几根木头捆起来作为地基，再在地基上加上柱子，用木头做好屋梁，然后包是茅草和围席，有单独的小间，也有好几间连在一起的。
斯坦因的意义在于他在一间“旧屋子”里发现了大量的尼雅人的“档案”，他在日记中说：“土块刚挪开，就见鲁斯塔姆（斯坦因探险队的成员）的双手挖进了光秃的地面。还没等我发问，他的手已从挖了不到六英寸深的洞中拽出1枚完整的矩形木简，封泥完好，函盖仍由原来的线绳捆扎完好。鲁斯塔姆的手指好象突然灌注了‘寻宝人’的力量。在扩大洞口，很快我就看到，靠近墙的地方及墙柱基座下，堆满了层层摞起的同样大小的木板。”
那些木板和木板上面的文字就是尼雅人的“档案”，他们的故事也因此得到破解。在苍苍茫茫的人世间，塔克拉玛干大沙漠收容了那些如沙的移民，就像大涨收容着每一颗水滴一样，塔克拉玛干大沙漠收容着每一粒沙，等待着后人后解读那如沙一般五彩的故事。那些“档案”因此复原了尼雅人在塔克拉玛干大沙漠或艰辛或惆怅或幸福或快乐的故事，丰富了沙漠也留下了自己。
塔克拉玛干大沙漠是温情的，尼雅人开始在寂灭中述说他们的爱欲与孤独，并不是像一些人想像的那样，来自健陀罗地区的月氏移民都成了奴隶，他们极小甚微但也深入地参与到了当地人的社会生活中。
当然，当地人也并非完全将他们视为“异类”，在佉卢文记载的那些文书里，我们甚至能看到，后来的某个王曾经命令当地居民接受移民，并且要求“将其视如己出”。
就像进入沙漠沙子与沙子都一样，在这里，不同的人也都成了一家人。
真实的生活
尼雅人在种植庄稼的时候也都饲养牲畜，并且经常以动物、毯子和粮食换取牛、马、骆驼甚至奴隶。他们也可以收养别人的小孩。但这种收养的行为非常有意思，即是被收养小孩的家长要付给收养方“奶钱”（可能相当于我们今天说的花费和辛苦费），而且这种“奶钱”的支付与否还决定着孩子将来的人身自由，也就是说支付了“奶钱”的孩子可以成为自由人，与收养方的家庭成员离家着平等待遇，而若没有支付“奶钱”，孩子将会永远是奴隶。
当然，这中间也有不守合约或者信用的时候，比方说，有一位母亲将自己的孩子送给了别人，她也支付了“奶钱”，但收养她孩子的那家人却一直把她的孩子当奴隶看待。这位母亲要回了自己的孩子，随后将孩子的父告到了“法庭”，但她并没有因此得到了自己的孩子。法庭的判决是让她把孩子还给养父，对养父的要求是不再将孩子当作奴隶看。这位母亲当初付给孩子养父的“奶钱”是一头骆驼。（详见芮乐伟·韩森《丝绸之路新史》），张湛译，北京联合出版社， 2015年9月）。
现实的“奶钱”投影着月氏移民的生活，也折射出了尼雅人的社会。它们如沙，很容易被人错过，却在某个角落里时刻会被风吹起，弥漫在沙漠里。而沙漠中的居民还有一些佉卢文中说的“逃户”，即是被抢劫或者犯了其他错误而不得不流亡或者逃亡的人。
有一个似乎很富有的“逃户”被抢劫了“四匹土布，三张呢绒和一些银饰、钱币和衣服，他没有办法了，只好去找当地的官员。
我们今天虽然不知道这个人依靠政府的最终解决方案是什么，他的那些东西有没有被追回来，但分明能看得出他是个商人，也许是一个过路的商人，被抢劫了，在漫无边际的沙漠里，他的心还有跳动着，眼睛里一定是和沙漠一样是漫无边际的焦急与忧伤。身无分文的他不是没有可能开始与当地人一起的沙漠生活，而那对他来说分明是一种全新的开始，其间甘苦也许只的他自己知晓了。
还有一个被劫的案件，牵扯到的物品是七串珍珠、一面铜镜、一件彩绢的衣服以及一个耳饰，都是地地道道的中国货。抢劫的人到案了，但却说自己“没有得到好处”，显然，他是不承认自己抢走了这些东西，一方面是他可能真的没有抢到，另一方面是他可能已经销脏了。而被抢动人的那些东西显然是回不来了。
这样的事情在沙漠中的尼雅发生过多少呢？它们都是人世间的辛酸。
尼雅曾经被楼兰统治，他们每年都要向楼兰交税，在佉卢文记述里，他们总是拖欠税款。
有一次，他们向楼兰上缴了很多石榴、布匹、酸奶、袋子、篮子以及葡萄酒和牛羊用以抵税。这么多的品种一方面说明他们的物产丰富，另一方面也可能意味着他们交不起那些税，把什么东西都拿出来抵。
那么多的东西被送到了楼兰那里，他们是不是也有过心疼的张望？
尼雅人不喜欢用货币，今天的学者们认为这与当时的政局不稳有着很大的关系，尼雅觉得货币永远没有实在的物品让人放心。尼雅遗址出土的木简中中曾反复提到苏毗人的侵略，称苏毗人性情悍勇，经常攻击精绝，威胁着它的安全。鄯善（楼兰）国王为此颁布了很多命令，令精绝的管理者们注意警戒。
可见，这里的战争是经常发生的。
另外，尼雅人还面临着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其他小国的威胁。
日子，或多或少在他们那里有些提心吊胆，但是他们并没有因此放弃生存，依然珍爱着自己的家园。
在出土的佉卢文木简中也发现了这样的条款：“砍伐活树，罚一匹马，砍伐树杈，罚母牛一头。”这虽然是“政府”用法律手段采取的强制措施，但不难看出当时的人们对自然环境和爱护与珍惜。
今天，在尼雅遗址里，人们仍旧能依稀分辨出尼雅人不少住宅周围都有巨树环绕，果园中林木整齐。甚至，从其住处附近从堆积的淤泥看，还有水塘的痕迹。
大漠中的水在尼雅人的那里弥足珍贵，虽然佉卢文书中没有见到精绝国的“水官”，但史料证明，尼雅人从尼雅河通过人工渠引水入注，无论是农田灌溉，还是生活用水，都由官方统一调配，连接各村的主干渠道的放水口是固定的，不到规定放水时间或不经“水官”批准，不能随便开口放水。而造成水资源浪费，是要受到惩罚的。
这水中有着尼雅人的辛酸，也有着他们守望着田园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今天的人们只能想像中对他们在那片土地上付出的多少进行判断了。
然而，谁会想到呢？尼雅人却突然离开了。
斯坦因说：“从这批契约埋藏时得到的照顾以及对埋藏地点的标示（在埋藏点前发现的那一大块泥块无疑就是起这个作用，也就是它促使鲁斯塔姆动手刨土）来看，文书的主人明显是在紧迫中不得不离去，但却抱有重返的念头。鲁斯塔姆一下就猜到那块标志的用意，因为现在农民被迫弃家而去时，他们仍然这样做。在掩埋时既没有遮盖，也没有用容器来保存这批极有价值的文件，这本身也清楚地表明离去之匆忙。”
这个谜团就这样被尼雅人甩给了身后的人们，他们的日常生活因此在塔克拉玛干大沙漠里显得那样的惊心动魄。
曾经到过这里四次的斯坦因也不得不与他们要别了，他说：“我最后一次跟我最爱的古代遗址告别了，在那里，我能触及死亡的过去，只有这最能让我感到自己活着。”他的考察在第四次在他看来并不是十分顺利，他认为他可以像前三次一样，在中国的土地上随意挖掘，但这一回他却受到了限制，当地的官员派人盯着他，防止他像前面几次一样拿走东西。
尼雅人的消失也许来自战争的威胁，也许来自环境的恶化，也许还有很多的也许……在我们今人揣测的这无数个也许中，他们已经消失在茫茫大漠了，太阳依然每天都在升起，但他们正是在这阳光下给今人留下了无数的秘密。
王侯合昏（婚）千秋万岁宜子孙
1959年以后，中国的文物工作者也多次在尼雅掘获了较大数量的——卢文木牍及其他文物。
1995年10月，中日联合考察队进入尼雅进行科学调查，他们在尼雅周围的沙漠中发现了10多处墓地，不少木棺和文物。除了上面说到的“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织锦，还在这里发现了“王侯合昏（婚）千秋万岁宜子孙”的锦被。
当年的考察队慎重而有选择地进行了发掘。他们发现的10多具古尸，与楼兰人种十分接近，均为高鼻梁、窄脸宠、方眼眶、金色或棕色毛发的雅利安人种。这可能也是我们前面说到的来自健陀罗地区的、最早生活在中国河西走廊月氏移民。
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在多年以后依然保持了他们的容颜，近于生动地向人们讲述了那个属于他们的故事。
当开启一座墓地棺木时，考察队成员被棺中的景象惊呆了︰棺木中花团锦簇，色彩斑斓，早已成为木乃伊的男、女墓主人，除了身穿锦袍、锦裤、绸衣、绣鞋外，身上还合盖着一床色彩如新的锦被。锦是由经线显现花纹的平纹组织丝织物，图案是风格化的红、白、棕三色舞者，期间点缀茱萸或灵芝，其间还有用汉隶组成的吉语，如“王侯合昏千秋万岁宜子孙”、“世毋极锦宜二亲传子孙”、“延年益寿大宜子孙”、“长寿明光”等。
男子的随葬品有弓、箭、小匕首以及刀鞘，女子的随葬品中有一个化妆盒，一面中国产铜镜、几把梳子、针以及几小卷布。男子脖子上有致命的伤痕，女子没有。
学者们估计女子可能是陪葬男子的，被勒死的。在他们的身旁有一陶罐，上面是字迹清晰的汉文墨书“王”字。而那面龙纹铜镜，仍然光可鉴人。学者还估计，这个死去的男人可能是当地的“小王”，而陪葬的陶罐可能是中原王朝给他们的赏赐。
“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王侯合昏（婚）千秋万岁宜子孙”，尼雅人就这样让“国号”（不知道这么说对不对，只是感觉这分明是国家的口号）走进了他们的日常，让人知道了什么是国家或者家国。
大漠是无言的，但尼雅人对祖国与家园的热爱却是永恒的。而对于百姓来说，还有什么比国家昌盛、子孙延绵更让人幸福的呢？
国家繁荣富强，人民生活就能幸福无忧。其实，五星己出东方，它早就出现在了我们的生活里，我们时刻都能看到它在高高飘扬。空谈误国，实干兴邦！
楼兰
如果说“五星出东方利中国”当时国家宣传的一种口号，那么，“王侯合昏（婚）千秋万岁宜子孙”绝对是百姓的一种朴素愿望。在这口号与愿望里，是先民们在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的真实生活。
今天，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向人们泛射出神秘的死亡之光时，我们就更应该追寻曾经发生在那里的生命或者生存细节。
这时候，在国家口号与百姓愿望的投影之下，一个有关军事或者更直接地说是兵的话题突兀在了我的眼前，风吹不动它、沙埋不了它，它就像没有雕塑的雕塑于悄然无息中直立在我的心中，几乎让我有一种喘不过气来的感觉。
斯文·赫定（Sven Hedin）（1865年2月19日-1952年11月26日），一个中国人熟知的名字。瑞典人，一个让世界都为之敬仰的探险家，他从16岁开始，一生从事探险，因为探险，他终身未婚，他说过一句话：我已和中国结婚了。
1894年到1908年之间，斯文·赫定在中亚的高山和沙漠中三次勇敢的探险中，研究了中国的新疆（新疆建省于1884年）和西藏的部分地区，并绘制了地图。这是从未有人探索过的区域。
我要去的地方是斯文·赫定发现的楼兰，一个比尼雅更大的、也有着更丰富的古城遗址。1900年3月，荒凉的罗布泊迎来了许久以来它不曾见到过的生命气象，迎来了一支探险队正在朝它一点点地靠近，探险队领头人或者说是领队便是斯文·赫定，他要试图找到那个传说中的游移不定的湖泊——罗布泊。
然而，事情并没有他们想像的那样如意，在进入沙漠不久后的3月27日，一件非常非常糟糕的事情发生了——他们，将在沙漠里用来挖水的铁铲遗忘在前一夜的宿营地。而那铁铁与他们的性命攸关，失去它，就等于失去了他们可能会得到的水源。
斯文·赫定非常痛苦也很无奈地看了茫茫沙海一眼，那些沙子什么也没有说。但谁都明白，那些冷酷沙子有足够的能力将他们活埋，而这，对于那些沙子来说是不需要任何勇气的。
斯文·赫定命令他请来的中国向导艾尔迪克回去寻找，艾尔迪克是维吾尔族人，我记不清他的全名了，他的墓地就在现大漠边缘的尉犁县附近，我还有那里拍了一张照片。
很多的事情也许都是这样的，在人陷入绝境的时候通常会遇到意想不到的生路，所以也便有了这样一句话：“置之死地而后生。”
在艾尔迪克回头的那一刻，也许便注定了斯文·赫定的运气来了。
艾尔迪克找到了铁铲，但在他返回途中，沙漠中却刮起了狂风，他被刮出了很远。当风停后，他吃惊地发现，眼前赫然出现一座古代城市：长长的城墙，高高的佛塔，成片的灰色的房屋，空旷的满是沙尘的街道……
艾尔迪克返回后，将他看到的这些报告了斯文·赫定。
斯文·赫定敏感地意识到他们可能会有重大的发现，但探险队带来的水却只够他们用两天的了，面对那些水，他不得不下令探险队原路返回。
之后，斯文·赫定开始精心准备，直至1901年，他和探险队才在艾尔迪克的带领下，重新进入罗布泊。3月3日，离上次进入罗布泊的时间就差了那么几天，他们找到了艾尔迪克一年前见到过的神秘古城。
斯文·赫定兴奋地拍照和绘图。在随后的一个星期里，他和探险队在13个地点发掘出大量文物——钱币、丝织品、粮食、陶器、一些写有汉字的纸片、竹简和几支毛笔……斯文·赫定把文物交给德国的希姆莱鉴定。鉴定的结果让世界震惊，斯文·赫定发现的古城就是中国《史记》和《汉书》中赫赫有名的楼兰！
随后，一批批的探险队纷至沓来，国际上兴起了一门新的学科“楼兰学”。
我们的故事在这里也与尼雅连成了一个整体，使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的故事离我又近了一步，分明地，我在看到那些遥遥远远地生存在沙漠中的居民之外，我还看到了一群军人或者是士兵。
我虽然已经看不清他们的容颜，但他们生活的气息却如同沙粒一样温柔地朝我们欢呼而来。
那是一个时代，而我，宁愿将它定格为一个属于士兵的时代。
据《史记·大宛列传》记载，楼兰是一个西域小国，国都在罗布泊（盐泽）边上，有城郭，但没有什么军队（兵弱易去）。但因为楼兰东通敦煌，西北到焉耆、尉犁，西南到若羌、且末，古代“丝绸之路”的南、北两道从此分道，其地理位置便显得非常重要。
汉代，楼兰被夹在匈奴与汉朝的中间，有时成为匈奴的耳目，有时归附于汉，巧妙地维持着其政治生命。因为汉朝不能越过楼兰打匈奴，匈奴亦不能通过这一地区威胁汉朝，所以，汉朝和匈奴对楼兰都尽力实行怀柔政策。
楼兰兵弱易去、在夹缝中求生存，我们从汉朝对其发动的两次小规模的战斗中就能看得出来：一是公元前108年，汉武帝命从票侯赵破奴率兵数万击姑师（车师）及楼兰。赵破奴令王恢为先锋，只领率700人就攻破了楼兰，俘获了楼兰王。
另一次是公元前104年，汉将任文领兵从小道袭取楼兰，同样没费什么力气就擒住楼兰王。汉将斥责楼兰王忽东忽西，没个主心骨，楼兰王回答说：“小国夹在大国间，不两面称臣就无法自安。我愿意举国迁徙入居汉朝。”汉武帝听了这话觉得楼兰王的处境是有些难，便下讼将放楼兰王回国了。
中国历史上的两位“取经”大师法显和玄奘大师都曾到过楼兰。法显说：“其地崎岖薄瘠。俗人衣服粗与汉地同，但以毯褐为异。其国王奉法。可有四千余僧，悉小乘学。”玄奘一记术简单了一些，他说： “从此东北行千余里，至纳缚波故国，即楼兰地也。”这些都证实了楼兰国的真实存在。
汉代史学家班固撰写《汉书》时，楼兰王国有1570户人家，共14100口人，国都名“打泥”。其时，楼兰的生态环境变得很糟糕，班固是这样记载的：“地沙卤少田，寄田仰谷分国。国出玉，多葭苇(芦苇)、枝柳(红柳)、胡桐家胡杨)、白草(芨芨)。民随畜牧，逐水草。有驴马，多骆驼。能作兵，与婼羌同。”
公元630年，楼兰突然神秘消失在了大漠中，这为今天的人们留下了许多想象的空间。在这样的一方土地上曾经发生了什么呢？除了史书上的这些文字，我分明还想要找到一些带着人间烟火的沙粒。
营盘遗址
尼雅，曾经臣属于楼兰，据说他们除了设有“水官”，颁布环境保护的“法律”，国王还将种子保管起来，每年分发给他的臣民。这些细节与同样在大漠中的楼兰加在一起，分明能让人产生一种心痛的感觉。
这与“五星出东方利中国和“王侯合昏（婚）千秋万岁宜子孙”重叠在一起，简直像是沙漠中的升腾而起的擎天柱，除了悲壮还是悲壮。
楼兰遗址西南边的营盘遗址，位于新疆库尔勒市尉犁县位于县城东南约180公里处，该遗址有一座圆形的古城和上百座古墓，是迄今罗布泊地区最大、文化内函最丰富墓葬群之一，被史学界誉为“第二个楼兰”。这里出土的丝织品或飘逸如纱，或绚丽如锦，或轻柔如绮，或是华美的刺绣，品种有衣、裙、袍、裤、袜、枕、香囊等，大多是我国丝绸文物的精品。这些精美的文物背后，有着让人难以言表的故事。
另外，营盘遗址还出土了营盘遗址大量木制、毛织品、皮制品，质地精美令人震惊。斯文赫定、柯兹洛夫、斯坦因、黄文弼等都曾到这里。斯坦因在这里盗掘过卢文和其他文字合壁的木简和汉文钱币等文物。
营盘地处于楼兰和尉犁之间，有人说它是《水经注》中的“注宾城”，但黄文弼推定其为西域山国都城。然而，不管它是什么或者它叫什么，有这样一个事实是不可以改变的，那就是公元4世纪初、经过车帅的“丝绸之路”北道未辟之前，穿梭于丝绸之路上的人们，为了躲末北匈奴的侵扰，选择的行进路线基本上是丝路中道。这条“小道”西出玉门关，沿疏勒河，过白龙堆，经楼兰，循孔雀河谷，达尉犁、轮台、库车以及以西以远的地方。
营盘就在这条交通的要道上，这个商贾云集的地方在与楼兰一样隐身沙漠的同时，也曾经有着属于它自己的幸福故事。
营盘曾经出土过一具男尸，死者用羊毛制品裹身，穿着一件红色的羊皮袄，而墓主人的陪葬品中还有小麦、小米、大麦、葡萄、石榴，甚至整条羊腿，这些丰富的生活物什，即使在另外一个世界里都会让人觉得温暖。
男尸的身上穿着一件“大衣”，据说是一件“进口”的物品，做工极为复杂，有两层，上面的图案是面对的石榴树、动物和人像，还有两个胖小子挥舞着宝剑和和套索打斗。这样图案让人总会联想到很多温馨的寓意，但让学者们更感兴趣的是它来自哪里？
按照著有《丝绸之路新史》美国学者芮乐伟·韩森的说法，它有可能来自远方的大夏。韩森的依据是公元前四世纪，古希腊的元素被亚历山大大帝的军队带到了大夏，并被当地工匠吸收利用。
我想，与其说那是一件大衣，还不如说那是一段文明的历程。学者们由那件“豪华大衣”推测出死者的身份可能是西域山国的国王，只是这位在另一个世界里很圆满的国王，在让人们解读他的故事时，也不知道当年的沙漠在他被埋入地下之后发生了什么。
幸福，终究是一个有关幸福的归宿，他做到了，但不是所有的故事都像他的人生一样能拥有如此完美的结局。而那些当地的居民还有守边屯田的士兵们的故事在他这个幸福的结局里，却显得有些寒碜。
军民生活
士兵们一手拿着武器，一手拿着农具，据说是他们将农业的技术尤其是灌溉的技术引入到了沙漠。在这里，他们不但要打仗，而且还要种田一养活自己，他们带来了新型的铁铲、镰刀，并在沙漠中尝试着用牛拉犁。在那些平常而艰辛的日子里，他们用粮、钱、绢换取当地人手中的马、牛、衣服和鞋。
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人们都能从尼雅和楼兰中出土的那些佉卢文的记载里找得到。
斯坦因和斯文·赫定在这方面都有所发现，很多文书都记载了钱、绢、粮之间相互兑换的比率。
直到今天，人们似乎还在这种交换里感受到一种汗津津的感觉，生存不易，交换也不会那么豪迈大气，以至点点滴滴的些微小事都出现在了文字里。甚至在伊藤敏雄的研究里还有着这样的现象：中国政府规定每个士兵每天可以领一斗两升谷子（大约2.4公斤），但当地的官员总不能供应够量，有时甚至内发给士兵胶一半。
另一半去了哪里？是被贪污了还是当时国家真的捉襟见肘？虽然伊藤敏雄研究的只是魏晋时期的事情，但谁可以保证这种事在汉代就没有发生过？
困顿的生活让人们的交换在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变得细微而平等，那些米粒还有钱绢之上带着的是人们日常生活的体温。
于是，人和人都变得相同了起来，只有职业和使命的不同，或者说是衣服的不同。
据《水经注》记载，东汉以后，由于当时塔里木河中游的注滨河改道，导致楼兰严重缺水。敦煌的官员率兵1000人来到楼兰城，又召集鄯善、焉耆、龟兹三国兵士3000人，不分昼夜横断注滨河引水进入楼兰城，以解楼兰缺水困境。
4000人，不分昼夜，想必也有不少当地居民加入吧？那该是一场什么样的战斗？在没有了刀光剑影，这场因生存而战的斗争是何等温馨！在这里人和人之间没有了距离，兵与民之间都有了一颗同样跳动的心，是不是有了些我们今天所说的军民鱼水情深的味道呢？然而，楼兰的历史一直是这样的吗？
楼兰在交换细微、引水入城这些事上向人们透露了出了人人平等的法则，但在另一方面也为我们抛出了一个贫富不均的社会现实。
在楼兰城中建筑区最显眼的遗迹是城中部的“三间房”。在这里，人们发现了长达6.4米的木料，上面还涂有红漆。这“三间房”据专家推测正是当年的“衙门府所在地”，围绕着它的是一个富人居住的房子的行政和军事区，有大量做工精细的木制品和散落的古钱币。贫富分化的概念也便在这个时候体现了出来——那些远离这一区域的百姓，只能住在条件简陋的房子里了。
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并没有将这一切埋藏得干干净净，一个活生生的人类社会依然存活在沙粒中。而这，不过是大千世界的一个缩影。
公元前92年楼兰王死去，招在汉朝作人质的王子回去继位，这个王子据说经常触犯刑律被处以宫刑，有些非常悲痛不愿再去为王，而汉朝也不好意思将其送回，便让王子的弟弟继承了王位。但这个新王在位时间不长便死了，匈奴趁机会以昔日在自己国家作人质的前国王的长子继承了王位。
汉武帝听到这个消息后大吃一惊，派使者前往楼兰劝诱新立国王至汉朝廷，但没能成功。此后的几年间，汉朝和匈奴之间出现了短暂的和平，汉武帝便将此事放了下来，而在他去世后，楼兰便有些不听话了起来。因为其国境接近玉门关，汉朝使者经常通过这里前往西域诸国，并要经过其境内的“白龙堆”沙漠。因为这个沙漠中常有龙卷风，使人容易迷失方向，汉朝政府便命令楼兰王国提供向导和饮用水，但汉朝政府的命令却遭到了楼兰的拒绝。
因为这个，汉朝政府与楼兰的关系开始恶化，进而又在“兵弱易去”的楼兰发生了一场战斗。
这场战斗虽然同样没有什么规模甚至谈不上什么规模，但在中国的历史上却非常有名，以至后来的中国诗歌中都将“楼兰”作为一个反叛的代名词。
“青海长云暗雪山， 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 不破楼兰终不还。”当唐代诗人王昌龄写下这首诗时，作为一个小国的楼兰其实早就不存在了。
孙子曰：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那些曾经和楼兰人没什么两样的军人们也许正是在这句话里变得杀气腾腾，进而现实了“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的铁血预言。而在这一至高的国家利益之下，“王侯合昏（婚）千秋万岁宜子孙”以及与其一起出土的织锦“韩仁绣文丸（纨）者子孙无极（即子孙满堂）”又算得了什么呢？
据说，楼兰在“三间房”的旁边有一个泥塔，就是楼兰佛塔，佛塔有三层楼高，塔基是方形，塔顶为圆形。与“三间房”一起，成为楼兰古城的标志。那佛塔，分明还在等着信徒的朝圣。
讨南疆
1995年，考古学者在对尼雅遗址发现一块织有“五星出东方利中国”文字的锦护膊，随后其寓意被人们很快“破解”了出来，即是中国古代星占用语，主要表达的是天象占星术和祈求强盛吉利的思想意识。很多人便将这当成一个千年以前的伟大预言，用以表达大国征服的伟大霸气。
但是，接下的事情就让人感觉很尴尬了。
与“五星出东方利中国”同时出土的还有一件织有“讨南羌”文字的织锦残片。经比对，“讨南羌”织锦残片是从与“五星出东方利中国”锦相同的锦料上裁剪而来。而这个“讨南羌”是指哪里呢？
一位羌族的朋友说，他在头条号里看我写有关这方面的文章时，惊出了一身汗。的确，这话如果连在一起读，真的让人感觉有些太“那个”了。
然而，“讨南羌”真的是我们今天一些人想像的那么回事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首先是在汉代，羌在长安以西，与“讨南羌”地理位置不符。而南羌，汉代的一些史籍里虽然出现过，但其并不是一个明确的地理概念，也并不专指我们今天理解的居住在青藏高原的羌族。更何况“讨南羌”的织锦到底出自哪个朝代，到现在也没有一个明确有结论。
所以，在时代没有明确的情况下，便给地理下定义这是不对的，也是容易引起误会和出错的。
羌族是中国西部的一个古老的民族，在汉代有东羌和西羌之说，东羌是东汉时分布在朔方、北地、上郡、五原、西河地区的羌人，他们早在先秦时期就移居于此；西羌则是分布在陇西、汉阳西及金城地区的羌人。这个虽然至今在学术上都有争议，但那应该是学术上的事，和我们老百姓应该关系不大或者说应该没有多少实际意义。
我们只要知道这样一个概念便已足够，即是羌族是大禹的后代，他们曾将灭商复羌周武王称为大英雄，周武王是是黄帝姬姓的直系后裔，而大禹也是黄帝的直系后代。
汉羌是同源的，是一家人。即使历史上存在一些讨伐也是兄弟阋墙的事儿，没必要大惊小怪。
“南羌”最早出现在《汉书·地理志》上：“初置四郡，以通西域。鬲绝南羌、匈奴”。这说的是汉武帝时候的事，“四郡”指的是今甘肃的敦煌、酒泉、张掖、武威。意思是汉武帝在河西设置郡县以后，西羌和北匈奴被南北隔绝，相互联系困难，联手对付汉朝的局势已经不是非常现实。
所以，这里所说的“南羌”实际上是西羌。因为这个，人们把“五星出东方利中国”中的“讨南羌”与赵允国平定西羌之战联系在了一起。
平定西羌之战是公元前61年，汉朝政府对西羌发动的一次规模较大的战役。起因是以先零羌为首的西羌各种反汉，汉宣帝派赵允国率军前往镇压。赵允国兵抵金城（今甘肃兰州西北）后，西渡黄河，在都尉府（今青海东南），修筑壁垒，坚守不出。他采取恩威并举的方略，逐步分化、瓦解羌人，期间也大败羌人。十二月，汉军援军到来，与赵允国合击先零，最终打败了羌人，汉宣帝命赵允国屯兵戍卫，双方罢兵。
本人以为，像这样的兄弟民族之间战役在中国的历史很多，根本没有必要将它作为一种“国家战略口号”织成布深入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更何况我们现在还不知道“讨南羌”这种宣传口号是要比汉平定西羌之战早或者是晚。所以，在这件事情上我们今人需要一种更为科学的解读。
我的解读
作为文物，“五星出东方利中国” 锦织造水平之高让人惊叹，这也许是中国历史上曾经设置锦官对织锦业实行集中管理结果，其来自于蜀地，说明蜀地织锦能够代表古代中国乃至世界丝绸织造技术的最高水准。也让人们能找到《说文解字》中的“蜀”字形象，即葵中蚕也。它是古代丝绸之路上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
汉代将分布于今云南、贵州、四川西南部和甘肃南部广大地区少数民族的总称为“西南夷”。这种称谓当然是一个特殊时代背景下的产物，而历史在发展，我们应该以当代人的眼光去理解“讨南羌”这几个字，不管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都该为将它解读为“打通中国西南的国际大通道”。
张骞出使西域在大夏时，他看到了四川的土产邛竹杖和蜀布，大夏人告诉他为些土产是从身毒买来的而身毒国位于大夏的东南方。这里面有两个容易被人们忽略的细节，一是张骞不知道身毒国在什么地方；二是张骞认识四川的土产。这看似两个简单的问题，但它们使张骞产生了这样的判断，即是大夏在中国的西南、身毒在大夏东南，因此从长安南下一定能打通一条通往身毒国的通道，而这条道是可以避开羌人与匈奴的。
张骞的判断虽说在我们今天看来与事实有些不相符，但在他回国后，汉朝政府还是迅速地采纳了他的意见，“乃复事西南夷”。很快，他率领了一去队伍来到了今天的四川宜宾，在那里，他将自己的队伍分成四个组，分别向向青海南部、西藏东部和云南境内前进。据一些学者的说法，其中的一支还到了今天的越南。虽然没有打通我们今天所说的“大西南通道”，但对汉王朝及后来的朝代对我国西南地区的控制的贡献是巨大的。
因此，作为一种宣传的口号，“五星出东方利中国讨南疆”才当时最为现实也最为真切的需要。
科学家们对宇宙的看法
如果说存在在一个痛苦与快乐交织共存的地方，恐怕就是人世间了，这个人们辛劳生活的地方。尼采把我们生活的地球说民了这样的一个地方。然而，在我们这个地方，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人做为宇宙中的尘埃，怎么可能对高维空间更有智慧？
所谓高维空间是上世纪90年代一些科学们提出的M理论，属于超弦理论的一种，认为宇宙是十一维的，由震动的平面构成的。在爱因斯坦那里，宇宙只是四维的（三维空间和一维时间），现代物理学则认为还有七维空间我们看不见。
那些科学家们为我们打了一个比方：一只蚂蚁在一张纸上行走，它只能向右或向左，向前或向后走。对它来说高与低均无意义，这就是说，第3维的空间是存在的，但没有被蚂蚁所认识。同样，我们的世界是由四维构成的（三个空间维，一个时间维），但我们没有觉察到所有其他的维。
所以，科学家们对宇宙的看法还有7个维。尽管有这么多的维，但这些维我们是看不见的，它们自身卷在了一起，被科学家们称为压缩的维。
这么一说就有些神乎其神了，但历史有时确实给过人们这种东西，就像一位网友说的那样，喜好历史文学的同志，都是醒酒看醉人。五星出东方利中国，也许是无稽之谈，但也许是高维生物的规律。
而我，我写有关这方面的文章时，受到了网友们的“热情款待”，他们将这五星作了自己的解读。
他们说，五星即五形，政界正形，民心正形，礼法正形。交接正形。处交正形。五形五行正，举世为正。星为光亮之点。世居为一。
他们还说五星即五心，天心，地心，人心，阴灵心，神仙之心。方为五心。
深深地谢过。
对应分析
在古代，五大行星的星占最为重要。“察变之动，莫著于五星”，因此五大行星星占关涉的均为军国大事。按照中国古代星相学和阴阳家的说法，岁星、荧惑星、填星、太白星和辰星五星，如果同时出现在东方天空中，则对中原王朝有利。汉元年（前202年）时，此五星同时出现于东方井宿中，被认为是汉朝兴起的祥瑞迹象。
“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织锦护膊（护臂），现在收藏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考古研究所，为国家一级文物，位列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目录之首。1995年10月在尼雅遗址发掘出土了大量精美绝伦的汉朝丝绸，其色彩之斑斓，织工之精细，实为罕见。其中一块织锦护膊，尤为光辉灿烂、耀人眼目，青底白色赫然织就八个汉隶文字：“五星出东方利中国”，令世人震惊，被定为国宝级文物。
另据考古报告，与“五星”织锦同时还出土了一件“讨南羌”织锦残片，它与“五星”织锦属同一织物，上有云气纹、羽人纹、星纹和“讨南羌”三字，经复原，织文可以连续读为“五星出东方利中国讨南羌”。
在新疆文物考古研研究员于志勇看来，这句织锦文字的产生，无疑是汉晋中央王朝将天象占辞与”讨南羌”联系起来，为了祝祈讨羌胜利而织造的。《汉书·赵充国传》记载：汉宣帝神爵元年，派兵平定羌人的叛乱。行前，宣帝赐书：“今五星出东方，中国大利，蛮夷大败”。后果然大胜。此件织锦很可能就是这一次讨南羌军事行动的实物见证。
又因为，“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织锦护膊是蜀锦，该织锦的年代为汉代，来自蜀地。一些学者，便将它与诸葛亮平定南方的事情联系在了一起。建兴三年（225年），诸葛亮南征，爆发南中之战。蜀军击败雍闿、高定等叛军，后七擒七纵孟获，平定南方。
是年，诸葛亮亲率大军分三路征南中 (蜀汉以巴蜀为根据地，其地在巴蜀之南，故名)，南中内部混乱，越嶲(今四川西昌东)夷帅高定元部下杀雍闿 ，孟获代立为首领 。诸葛亮以孟获在当地夷、汉人中威望甚高，乃采马谡“攻心为上”之策，定计将其生俘，纵归使更战。凡7纵7擒，孟获乃心服。当年秋，南中四郡(越嶲、益州、永昌、牂柯)悉平。诸葛亮大量起用当地少数族的上层分子，把夷人渠帅移置成都为官，孟获为御史中丞。并以南中的牛马特产充实蜀国军资。自此终诸葛亮之世，南方无大叛乱。
然而，诸葛亮出兵南方将当地酋长孟获捉住七次，放了七次，使他真正服输，不再为敌。谁都知道作为小说的《三国演义》对此进行了大幅度的改编和虚构创造。而在三国蜀汉时期，成都的织锦手工业特别发达，被称为蜀锦的丝织手工艺品驰誉全国，是蜀汉对外贸易的主要商品，成为蜀汉政权财政收入的大宗来源。因此蜀汉王朝专门设置锦官以管理蜀锦生产，并且特别筑城以保护蜀锦生产，被称为锦官城。锦官城是今四川省省会成都的别名。
但是，三国时的蜀国就巴掌大的那么点地方，能将所谓的“国家宣传”深入塔克拉玛干大沙漠，谁信呢？分明地，蜀国是没有这个能力的，而作为塔克拉玛干大漠中的居民作为一样祝捷之物带入坟墓。因为这个，另有一些人便将“五星出东方利中国讨南羌”与汉灭南越国的战争联系在了一起。
南越国，又称为南越或南粤，共存在93年，历经五代君主。又称为赵朝，是约公元前203年至前111年存在于岭南地区的一个国家，国都位于番禺（今广东省广州市），全盛时疆域包括今天中国广东、广西的大部分地区，福建的一小部分地区，海南，香港，澳门和越南北部、中部的大部分地区。南越国是秦朝将灭亡时，由南海郡尉赵佗起兵兼并桂林郡和象郡后于约公元前203年建立。
公元前179年，南越国与西汉修好，赵佗再次向西汉皇帝汉文帝称臣。前113年，南越国第四代君主赵兴因向西汉请求“内属”，而和丞相吕嘉发生争议。吕嘉杀死赵兴，立其兄赵建德为新君主，并与西汉对峙。
公元前112年，西汉君主汉武帝出兵10万发动对南越国的战争。这一场战斗最先是一场谍战，据说南越国当时的太后是汉朝培养的高级特工，在谍战失败后，汉军仅仅用了三个月时间占领了全境，而这是当初秦始皇出动五十万大军，分五路攻打了三年都没打下来的。这不仅结束了南越的分立局面、巩固了多民族国家的统一，还加强了汉朝政府对岭南地区的管理，促进了各地区之间经济、文化交流，推动了边疆地区的发展。
护符说
“五星出东方利中国”，如果将这一场战争作为一种“国家战略口号”让其深入西域，是完全有可能的，当时的汉朝政府也有这个实力。至于“五星出东方利中国讨南羌”中的“南羌”也无必要与赵充国平定羌人的叛乱的事情联系在一起。
还是和以前的文章里一样，我以为面对这件织锦，我们应该有新的时代解读，即是“五星出东方利中国讨南疆”。
于志勇认为“五星”织锦是中原王朝赠赐给西域绿洲的。“五星”织锦不是一般的奢侈品，是汉王朝专门制作，用于五礼（吉礼、凶礼、嘉礼、军礼、宾礼）、重大祭祀活动和赠赐目的，意义特殊的物品。因此，墓葬主人拥有的这件织锦护臂，一定是汉晋王朝赐赠的。如果给出假设，可能是高规格的“护符”。
国家博物馆志愿讲解员的解说词中也是这么说的：根据考古报告，出土织锦护膊的是一座无名男女合葬墓，规格较高，墓中还出土一只刻有“王”字的陶罐。从墓葬规格及其他佐证判断，墓主人应是一位古精绝国的国王（作者注：新疆文物考古研亦持这一观点）。这块织锦很可能是他将当年汉军遗物（或赠物）当作随葬品而以为压胜（古代一种巫术，认为能以诅咒制服人或物——编者注）之用，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西域各国对大汉军队的敬畏（作者注：不一定全是敬畏，还有西域人民强烈的爱国心）。
结语
“五星出东方利中国”是精神的安慰，不是物欲的追求，遥向眺远的宇届，不要向失败底头。一位作家说，在浮夸的末世荒城里，我像一只伤感的鹰，停栖在暗夜的一棵枯木上，眺望远处、梳理记忆，搜寻那些在航飞过程中令我眼角微湿的故事。总要找出一两件事、一两个人，带着它们跨过世纪门槛，提灯一样，才能在新世纪里安顿。
多灾多难的中华民族不仅曾经像是一只伤感的鹰，更是一条沉睡的龙，现在她醒了，就是一头清醒的雄师。这个过程中，我们不只有辛苦的劳作，而且还有着梦想，伟大的中国梦。五星出东方利中国，曾经活跃在古丝绸之路上的大咖不但有商人，更有军人。现在，这条叫丝绸之路和国际大通道已经再次将中国与世界连接在了一起，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当古丝绸之路上大漠悠远的驼铃响过，一切都将会是时代的见证。（文/路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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