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漠裡的每一粒沙都有著它的故事，不過沒有讀懂而已；沙漠裡的每一粒沙都是五彩的，不過不會欣賞而已。塔克拉瑪干大沙漠對我們來說也一樣。
1901年，斯坦因來了。他是從印度進入新疆的，從1897年領到英屬政府的申請撥款後，他準備了很長時間，他想弄清在位於今阿富汗、巴基斯坦健陀羅地區的移民是當初怎麼進入中國的新疆，在塔克拉瑪干大沙漠與當地居民小心翼翼地相處，並和他們通婚，被他們慢慢同化為樓蘭居民的。
斯坦因發現尼雅
斯坦因走的是一條早他十多年就被英國人開通的經過吉爾吉特的線路。吉爾吉特是南亞次大陸西北部克什米爾西北部城市。位於吉爾吉特河南岸，海拔1,454米。人口5,000。曾為佛教中心，現為克什米爾北部經濟、交通中心。東北沿罕薩河谷經中、巴邊境的明鐵蓋山口可進入中國新疆。
吉爾吉特在喀喇崑崙山和興都庫什山脈的分界河吉爾吉特河邊上，很久以前，絲綢之路就已蜿蜒山間。那連綿了十幾個世紀的商隊，載著的不僅僅是絲綢香料瓷器，還載著思想哲學宗教——佛教和伊斯蘭教就是從這裡先後傳向中亞和中國的。
斯坦因的線路註定了他要翻越數十座險峻入雲的冰峰，穿越很多的河谷，也註定他會在陡峭的山間艱難的挪動，那些山分別是喀喇崑崙山脈、興都庫什山脈、帕米爾高原、崑崙山脈和喜瑪拉雅山脈。
當年，連牲口也走不了那樣的路，斯坦因只好僱挑夫。他們從明鐵蓋山口進入中國，再從那裡到達喀什、和田，然後，從和田進入沙漠，塔克拉瑪干大沙漠。
斯坦因他們和所有的人一樣，得在夏天翻越雪山，冬天進入沙漠。這一路上，他們看到了很多塗鴉在石頭上的佛像或者經文，那也是當年走過這條道的移民刻劃下來的信仰，以及移民們那顆虔誠的祈求佛祖保佑的心。按照史學家們的說法，正是因為有了當初的那些塗鴉，才有了中國和日本的佛塔。
塔克拉瑪干大沙漠自古以來就不缺少綠洲城市的，它們像翡翠的項鍊被串了起來，之間的路程僅僅需要步行一天。這也是歷史留下來的痕跡，遙遙遠遠的，絲路上的那些駝隊，在各自的穿梭裡，都需要在綠洲的城市裡獲得水源和給養。超過一天的里程，就會給他們帶來很多的不便。
斯坦因在沙漠邊上的那些綠洲城市轉了一圈，他先後到了葉爾羌（今莎車）、和田、克雅裡（今于田），尼雅（今民豐），在克雅裡，他遇到了阿卜杜拉。這個人告訴斯坦因，自己在沙漠裡見到過古遺址。之後，斯坦因從一個叫易卜拉欣的人手裡收購了兩塊帶字的木板。
這個時候，斯坦因已經結束了對塔克拉瑪干沙漠克里雅河流域的丹丹烏里克的探險發掘，回到克雅裡本想做些必要的修整，意外的消息和兩塊木板讓他激動不已。
易卜拉欣是一家磨坊的主人，沒事兒的時候，他總喜歡去沙漠中尋找寶貝，他順手撿到了那些木板，但他認為那是沒用的東西，據說有六塊兒之多，但他在路上扔掉了一些，只帶了其中的兩塊回來，讓孩子們玩。
現在，斯坦因要花大價錢收購它們，易卜拉欣因為這意外的收穫很高興，甚至答應為斯坦因作進入沙漠尋寶的嚮導。
斯坦因認得出來，木板上的文字是佉盧文。佉盧文最早起源於古代犍陀羅，是公元前3世紀印度孔雀王朝的阿育王時期的文字，曾經是絲綢之路上重要的通商語文和佛教語文。東漢末年，伴隨著貴霜王朝的日趨瓦解，貴霜難民遷入塔里木盆地，佉盧文開始在於闐、鄯善等地傳播。
但是，今天的學者研究發現，在貴霜王朝還沒有瓦解之前甚至更早，或者說中國的東漢之前，就有中國史書裡的月氏人沿著斯坦因選擇的路線進入中國。印度裔僧人支謙的傳中也說：“支謙，大月支（霜貴）人也，祖父法度，以漢靈帝世率國人數百歸化，拜率善中郎將。”
這句話的核心意思是，支謙的祖先是後漢靈帝時入中國籍的月氏族後裔。漢獻帝末年，洛陽一帶發生兵亂，他隨族人避亂南渡到東吳，被吳國的孫權拜其為博士，輔導太子孫亮。重譯《道行般若經》、《首楞嚴三昧經》等重要經典，是著名的譯經大師。
佉盧文是移民們當地人交流的重要證據。關於移民們遷徙的線路，美國學者芮樂偉·韓森是這麼認為的：移民們以每批不到100人的規模，一批一批地到達沙漠，而他們走的線路就是斯坦因選擇的線路。
芮樂偉·韓森還認為這個時間段大約在公元一世紀至八世紀間，甚至更早（詳見芮樂偉·韓森《絲綢之路新史》，張湛譯，北京聯合出版公司，2015年9月）。
斯坦因他們向北先進，告別沙漠邊緣最後一個有人居住的村莊，尼雅河已經乾涸了，他們沿著河床又向北走了近40公里，在那裡，他們發現了尼雅遺址。它是被易卜拉欣當作“炮臺”介紹給斯坦因的。
斯坦因說，他在那裡看到了“枯萎的古代果樹”，以及一些“舊屋”和被埋在沙崗下的佛塔，而他要找的是那些珍貴的木板文書。
就是在尼雅這塊廢墟里，這個匈牙利裔英國人，將他的探險生涯以及他的事業、名聲推向輝煌的頂峰。他先後來過尼雅四次，僅1901年的他在這裡的半月時間中的某一天，他就在這裡獲得了簡牘幾百片，還有銅鏡、金耳飾、銅戒指、銅印、銅鏃、帶扣、鐵器、玻璃、貝、水晶珠飾、木器、漆器殘片和各類織物。
斯坦因在日記裡這樣記下了自己的工作方式， “……在我確立的規矩下向我出示他們（他僱來的民工）拾到的東西，一旦有古文物的價值，就能拿到合適的報酬。”他還按日給僱來的村民付工資報酬，如果誰挖到珍貴遺物，會額外領到賞金。
為了掙到更多的錢，那些村民們的“工作”對於文物來說當然是瘋狂而野蠻的。
當斯坦因把從這裡獲得的珍貴文物運往英國，很快便引起了學術界的轟動，但他的名聲卻因此在中國不大好，有人甚至將他稱為“強盜”。
“五星出東方利中國”
在斯坦因的身後，“五星出東方利中國”出世了，它就是後來被稱其為東方“龐培城”的尼雅遺址出土的“五星出東方利中國” 織錦。
那是一件漢代蜀地織錦護臂，為國家一級文物，收藏於新疆博物館。被譽為20世紀中國考古學最偉大的發現之一。是1995年10月，中日尼雅遺址學術考察隊成員尼雅遺址一處古墓中發現的。
該織錦呈圓角長方形，長18.5釐米，寬12.5釐米，用“五星出東方利中國”織錦為面料，邊上用白絹鑲邊，兩個長邊上各縫綴有3條長約21釐米、寬1.5釐米的白色絹帶，其中3條殘斷。織有八個漢隸文字：“五星出東方利中國。”
“五星出東方利中國”8字出自《史記·天宮書》“五星分天之中，積於東方，中國利；積於西方，外國用（兵）者利。五星皆從辰星而聚於一舍，其所舍之國可以法致天下。”古代的“五星”指歲星、熒惑星、填星、太白星和辰星。天地迴轉，日月流逝，五星難以聚合。然而，漢元年十月，五星聚於東井，這在《天宮書》、《漢書》、《張耳傳》、《漢紀》均有記載。
據說，當年的考察隊尼雅遺址上的挖掘一直沒有什麼新的發現，就在失望中，他們挖開了一座古墓。
那是一個兩人合葬墓。
合葬的兩人身上穿著許多衣物，最顯眼的是，其中一具屍體的右臂上綁著一個色彩鮮豔的織錦。織錦色彩絢爛，文字激揚，紋樣詭秘，意蘊神奇，立刻吸引了所有人的眼光。
於是，便發現了“五星出東方利中國”。
“五星出東方利中國”織錦出土時，和作為隨葬品的弓箭、箭箙、短劍鞘等物品放在一起。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員於志勇認為：五星指水、火、木、金、土五大行星；“東方”是我國古代星佔術中特定的天穹位置，“中國”指黃河中下游的京畿地區及中原，是一個地理概念。“五星出東方”是指五顆行星在一時期內同時出現於東方天空即“五星連珠”或“五星聚會”現象；“五星出東方利中國”，即出現五星共見東方之天象，則於中國地區的軍國大事有利。（詳見王瑟《“五星出東方利中國”的解說》）
在中國人的意識中，五星連珠是一種難得的吉瑞之兆，認為天象的變化會影響到人們的現實生活。
傳說，舜帝即位時就出現過這種天象。後來，天文學家計算出這種天象歷史上曾經三次：第一次是唐高祖武德二年；第二次是武則天當政的第一年，第三次韋后當政時期。
另外，還有一種說法是漢武帝攻打匈奴時也出現過五星連珠的大吉兆，有關的說法在一些民間的記載和故事裡反映很多，但是不是真的有，彷彿一直沒人能說得清楚。
總之，中國人認為人是生活在天地間的，人即是天地，五星連珠的大吉兆會給中國人帶來大幸運、大發展、大繁榮。因此，對於這件事情格外重視。
當年的考察隊在這個墓葬中還發現了另外一塊織錦，上面寫著“討南羌”，南羌就是漢代佔據青藏高原的羌族，因為他們在河西走廊之南，故而稱之為南羌。這兩塊織錦連起來，整個意思就是“五星出東方，利中國，討南羌。”就是說金、木、水、火、土五個行星出現在天空時，利於政府去征伐羌族。（詳見王文元《千年前的預言“五星出東方利中國”? 》）
事實是，“五星出東方利中國”是中國古代星佔用辭，是古代先民觀察五大行星運行變化而歸納總結出來的佔辭術語。被占星家們賦予了五星特殊的星占學意義：將五星視為五行之精，天之五佐，佐天行德；現實關懷的是——戰爭勝負、王位安危、年成豐歉、水旱災害等政治、軍國大事。
“五星出東方利中國討南羌……”當年的考察隊找到了與這條吉祥語可能有聯繫的史事：《漢書·趙充國傳》記載的西漢王朝的一次討伐西羌的戰爭，漢宣帝曾將“五星出東方利中國”星佔術語教條地用在了督促、鼓勵對羌人作戰的詔書裡。
不難看出，“迷信”的漢朝皇帝對此有著絕對話語權，並將此作為漢帝國軍國大事決策的一項重要依據，用以激發和鼓勵軍隊甚至國家的精神氣，力圖使一切變得順應天理，進而獲得難得的祥瑞與幸福，國泰民安，神聖不可侵犯。
這也是在漢王朝獨尊儒術背景下，強調王權天授，強調政權合乎法統、正統的意識形態的高調宣揚和文化運作的反映，對漢晉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產生深遠而特殊的影響。
“五星出東方利中國”漢錦採用的青赤黃白綠五色，皆為秦漢以來發展廣泛的植物染料所得。五色應為“青赤黃白黑”，而該錦用色為“青赤黃白綠”，其中綠應為黑，這裡用了綠色，專家們猜測可能黑色不夠亮麗而以綠色替而代之。五色的“青赤黃白黑”分別與五星的“歲星、熒惑星、填星、太白星和辰星”一一相對應。織造工藝非常複雜，為漢式織錦最高技術的代表。（樓婷《漢代經錦“五星出東方利中國”欣賞》）
於志勇說，織錦上的文字、星紋和祥雲氣紋以及鳳凰、鸞鳥、麒麟、白虎等祥瑞動物紋樣，可能為人們如何理解上述文字的內涵，提供了很重要的佐證。
目前，學者們已經推算出，在20餘年後的2040年9月9日，將會出現罕見的五星聚會天文奇觀。
美國學者、天文考古學家班大為（David W.Pankenier）在他研究中國古代五星聚的重要論文裡也曾激情地說過，伴隨2040年9月五星聚會奇觀同時到來的，很可能是中國再次走向繁榮和富強。
精絕國
“五星出東方利中國”的千年預言就要來了，只是不知當年的大漢王朝和當下的中國人怎麼想？
我的網友們說，尼雅出土的“五星出東方利中國”織錦上的話語，是漢武帝決心攻打匈奴時說的。當時，漢武帝問星宿大師，大師看天空五星聯線說大吉，於是，漢武帝說了句五星出東方利中國，第二天派衛青正式出擊匈奴，取得初戰大捷，奪得了河套地區，為後面最終趕走匈奴，拓展疆域奠定了軍事基礎。
我的網友們還說，五星出東方利中國？不管真也好假也好，只有踏踏實實地做好我們該做的才是才是硬道理。只有每個中國人在自己的崗位上認真工作，把自己的聰明智慧加上勤勞發揮到極至，相信會感天動地福佑中華，而自己不努力一切都是妄想。
斯坦因在尼雅的發現是驚人的，此後的時間和行程裡，他還到過樓蘭。除了上面上到的1901年，還有1906年、1916年和1931年，除去1901年的15天之外，他分別在塔克拉瑪干大沙漠待了11天、5天和7天。而他在那裡的發現的文物尤其是佉盧文書，與後來的考古一起還原了沙漠的故事也還原了沙漠的歷史，當然，也為人們拋出了更多的難解之謎。
斯坦因認為尼雅是中國古代史料記載中的精絕國，得到了學者們的普遍認可。而他從這裡從此擄走700多件出土佉盧文、漢文簡牘、精美木雕後，尼雅才被人們所熟知。
《漢書·西域傳》中說：“精絕國，王治精絕城，去長安八千八百二十里，戶四百八十，口三千三百六十，勝兵五百人。精絕都尉、左右將，驛長各一個。北至都護治所二千七百二十三里，南至戍廬國四日，行地空，西通扜彌四百六十里。”
扜彌也曾經是是西域的一個小國家，都城為扜彌城。後來，被精絕國所滅，改名為寧彌。《漢書·迂彌國傳》中說：“扜彌國，王治扜彌城。去長安九千二百八十里，戶三千三百四十，口二萬四千，勝兵三千五百四十人，輔國侯、左右將，左右都尉，左右騎君各一人，譯長二人。東北至都護治所三千五百五十三里，南與渠勒，東北與龜茲，西北與姑墨接，西通於闐三百九十里。”
精絕國，一個只的480戶人口的小國，就人口而言這相當於我們今天大城市裡的一個小小區，但即使再小，那裡的人們也曾有過自己的生活。他們在尼雅河的綠洲上，以農業為主，迎接著絲綢之路上南來北往的客商，將日子過得富足而充實。
《大唐西域記》中也曾提到過這個商賈雲集的地方：“媲麼川東入沙磧，行二百餘里，至尼壤城，週三四里，在大澤中，澤地熱溼，難以履涉，蘆草荒茂，無復途徑，唯趣城路僅得通行，故往來者莫不由此城焉，而瞿薩旦那以為東境之關防也。”
大多數認為，這裡所說的尼壤城即是尼雅，但中國學者齊東方認為，玄奘說的尼壤城與今尼雅遺址完全不符，今尼雅遺址東西寬約七公里，南北長約二十五公里，遠遠大於週三四里的尼壤城。齊東方的說法是，尼雅流域廣闊，一定還有未曾發現的類似於尼雅的遺址存在。
這在今天對一般人而言已經不是很重要的了，百姓的日常才是他們所關心的。
尼雅人
尼雅遺址內發現有房屋、場院、墓地、佛塔、佛寺、田地、果園、畜圈、河渠、陶窯、冶煉遺址等遺蹟。出土有木器、銅器、鐵器、陶器、石器、毛織品、錢幣、木簡等遺物。此外，還發現了當時鍊鐵遺留下來的燒結物和碳渣以及麥、青稞、糜谷、蔓菁、羊肉、羊蹄、雁瓜等食物。
這些都是尼雅生活的痕跡，即使再過很多年，依然都是讓後世感動的人間氣息。
尼雅人通用的日常文字是佉盧文，但也有一部分漢文。按照美國學者芮樂偉·韓森的說法，是來自今天阿富汗、巴基斯坦健陀羅地區的月氏移民教會了當地居民使用這種文字，而漢字文書只有他們給漢朝政府官員或者軍隊以及商人打交道時才使用，屬於很小的一部分。
這至少能說明兩個問題：一是月氏移民沒有能夠進入尼雅的上流階層，二是這一與尼雅出土東漢的五銖錢等一起證明了中原王朝曾經確確實實統治與控制了尼雅。
尼雅人的住房是將幾根木頭捆起來作為地基，再在地基上加上柱子，用木頭做好屋樑，然後包是茅草和圍席，有單獨的小間，也有好幾間連在一起的。
斯坦因的意義在於他在一間“舊屋子”裡發現了大量的尼雅人的“檔案”，他在日記中說：“土塊剛挪開，就見魯斯塔姆（斯坦因探險隊的成員）的雙手挖進了光禿的地面。還沒等我發問，他的手已從挖了不到六英寸深的洞中拽出1枚完整的矩形木簡，封泥完好，函蓋仍由原來的線繩捆紮完好。魯斯塔姆的手指好象突然灌注了‘尋寶人’的力量。在擴大洞口，很快我就看到，靠近牆的地方及牆柱基座下，堆滿了層層摞起的同樣大小的木板。”
那些木板和木板上面的文字就是尼雅人的“檔案”，他們的故事也因此得到破解。在蒼蒼茫茫的人世間，塔克拉瑪干大沙漠收容了那些如沙的移民，就像大漲收容著每一顆水滴一樣，塔克拉瑪干大沙漠收容著每一粒沙，等待著後人後解讀那如沙一般五彩的故事。那些“檔案”因此復原了尼雅人在塔克拉瑪干大沙漠或艱辛或惆悵或幸福或快樂的故事，豐富了沙漠也留下了自己。
塔克拉瑪干大沙漠是溫情的，尼雅人開始在寂滅中述說他們的愛慾與孤獨，並不是像一些人想像的那樣，來自健陀羅地區的月氏移民都成了奴隸，他們極小甚微但也深入地參與到了當地人的社會生活中。
當然，當地人也並非完全將他們視為“異類”，在佉盧文記載的那些文書裡，我們甚至能看到，後來的某個王曾經命令當地居民接受移民，並且要求“將其視如己出”。
就像進入沙漠沙子與沙子都一樣，在這裡，不同的人也都成了一家人。
真實的生活
尼雅人在種植莊稼的時候也都飼養牲畜，並且經常以動物、毯子和糧食換取牛、馬、駱駝甚至奴隸。他們也可以收養別人的小孩。但這種收養的行為非常有意思，即是被收養小孩的家長要付給收養方“奶錢”（可能相當於我們今天說的花費和辛苦費），而且這種“奶錢”的支付與否還決定著孩子將來的人身自由，也就是說支付了“奶錢”的孩子可以成為自由人，與收養方的家庭成員離家著平等待遇，而若沒有支付“奶錢”，孩子將會永遠是奴隸。
當然，這中間也有不守合約或者信用的時候，比方說，有一位母親將自己的孩子送給了別人，她也支付了“奶錢”，但收養她孩子的那家人卻一直把她的孩子當奴隸看待。這位母親要回了自己的孩子，隨後將孩子的父告到了“法庭”，但她並沒有因此得到了自己的孩子。法庭的判決是讓她把孩子還給養父，對養父的要求是不再將孩子當作奴隸看。這位母親當初付給孩子養父的“奶錢”是一頭駱駝。（詳見芮樂偉·韓森《絲綢之路新史》），張湛譯，北京聯合出版社， 2015年9月）。
現實的“奶錢”投影著月氏移民的生活，也折射出了尼雅人的社會。它們如沙，很容易被人錯過，卻在某個角落裡時刻會被風吹起，瀰漫在沙漠裡。而沙漠中的居民還有一些佉盧文中說的“逃戶”，即是被搶劫或者犯了其他錯誤而不得不流亡或者逃亡的人。
有一個似乎很富有的“逃戶”被搶劫了“四匹土布，三張呢絨和一些銀飾、錢幣和衣服，他沒有辦法了，只好去找當地的官員。
我們今天雖然不知道這個人依靠政府的最終解決方案是什麼，他的那些東西有沒有被追回來，但分明能看得出他是個商人，也許是一個過路的商人，被搶劫了，在漫無邊際的沙漠裡，他的心還有跳動著，眼睛裡一定是和沙漠一樣是漫無邊際的焦急與憂傷。身無分文的他不是沒有可能開始與當地人一起的沙漠生活，而那對他來說分明是一種全新的開始，其間甘苦也許只的他自己知曉了。
還有一個被劫的案件，牽扯到的物品是七串珍珠、一面銅鏡、一件彩絹的衣服以及一個耳飾，都是地地道道的中國貨。搶劫的人到案了，但卻說自己“沒有得到好處”，顯然，他是不承認自己搶走了這些東西，一方面是他可能真的沒有搶到，另一方面是他可能已經銷髒了。而被搶動人的那些東西顯然是回不來了。
這樣的事情在沙漠中的尼雅發生過多少呢？它們都是人世間的辛酸。
尼雅曾經被樓蘭統治，他們每年都要向樓蘭交稅，在佉盧文記述裡，他們總是拖欠稅款。
有一次，他們向樓蘭上繳了很多石榴、布匹、酸奶、袋子、籃子以及葡萄酒和牛羊用以抵稅。這麼多的品種一方面說明他們的物產豐富，另一方面也可能意味著他們交不起那些稅，把什麼東西都拿出來抵。
那麼多的東西被送到了樓蘭那裡，他們是不是也有過心疼的張望？
尼雅人不喜歡用貨幣，今天的學者們認為這與當時的政局不穩有著很大的關係，尼雅覺得貨幣永遠沒有實在的物品讓人放心。尼雅遺址出土的木簡中中曾反覆提到蘇毗人的侵略，稱蘇毗人性情悍勇，經常攻擊精絕，威脅著它的安全。鄯善（樓蘭）國王為此頒佈了很多命令，令精絕的管理者們注意警戒。
可見，這裡的戰爭是經常發生的。
另外，尼雅人還面臨著塔克拉瑪干沙漠邊緣其他小國的威脅。
日子，或多或少在他們那裡有些提心吊膽，但是他們並沒有因此放棄生存，依然珍愛著自己的家園。
在出土的佉盧文木簡中也發現了這樣的條款：“砍伐活樹，罰一匹馬，砍伐樹杈，罰母牛一頭。”這雖然是“政府”用法律手段採取的強制措施，但不難看出當時的人們對自然環境和愛護與珍惜。
今天，在尼雅遺址裡，人們仍舊能依稀分辨出尼雅人不少住宅周圍都有巨樹環繞，果園中林木整齊。甚至，從其住處附近從堆積的淤泥看，還有水塘的痕跡。
大漠中的水在尼雅人的那裡彌足珍貴，雖然佉盧文書中沒有見到精絕國的“水官”，但史料證明，尼雅人從尼雅河通過人工渠引水入注，無論是農田灌溉，還是生活用水，都由官方統一調配，連接各村的主幹渠道的放水口是固定的，不到規定放水時間或不經“水官”批准，不能隨便開口放水。而造成水資源浪費，是要受到懲罰的。
這水中有著尼雅人的辛酸，也有著他們守望著田園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今天的人們只能想像中對他們在那片土地上付出的多少進行判斷了。
然而，誰會想到呢？尼雅人卻突然離開了。
斯坦因說：“從這批契約埋藏時得到的照顧以及對埋藏地點的標示（在埋藏點前發現的那一大塊泥塊無疑就是起這個作用，也就是它促使魯斯塔姆動手刨土）來看，文書的主人明顯是在緊迫中不得不離去，但卻抱有重返的念頭。魯斯塔姆一下就猜到那塊標誌的用意，因為現在農民被迫棄家而去時，他們仍然這樣做。在掩埋時既沒有遮蓋，也沒有用容器來保存這批極有價值的文件，這本身也清楚地表明離去之匆忙。”
這個謎團就這樣被尼雅人甩給了身後的人們，他們的日常生活因此在塔克拉瑪干大沙漠裡顯得那樣的驚心動魄。
曾經到過這裡四次的斯坦因也不得不與他們要別了，他說：“我最後一次跟我最愛的古代遺址告別了，在那裡，我能觸及死亡的過去，只有這最能讓我感到自己活著。”他的考察在第四次在他看來並不是十分順利，他認為他可以像前三次一樣，在中國的土地上隨意挖掘，但這一回他卻受到了限制，當地的官員派人盯著他，防止他像前面幾次一樣拿走東西。
尼雅人的消失也許來自戰爭的威脅，也許來自環境的惡化，也許還有很多的也許……在我們今人揣測的這無數個也許中，他們已經消失在茫茫大漠了，太陽依然每天都在升起，但他們正是在這陽光下給今人留下了無數的秘密。
王侯合昏（婚）千秋萬歲宜子孫
1959年以後，中國的文物工作者也多次在尼雅掘獲了較大數量的——盧文木牘及其他文物。
1995年10月，中日聯合考察隊進入尼雅進行科學調查，他們在尼雅周圍的沙漠中發現了10多處墓地，不少木棺和文物。除了上面說到的“五星出東方利中國”織錦，還在這裡發現了“王侯合昏（婚）千秋萬歲宜子孫”的錦被。
當年的考察隊慎重而有選擇地進行了發掘。他們發現的10多具古屍，與樓蘭人種十分接近，均為高鼻樑、窄臉寵、方眼眶、金色或棕色毛髮的雅利安人種。這可能也是我們前面說到的來自健陀羅地區的、最早生活在中國河西走廊月氏移民。
塔克拉瑪干大沙漠在多年以後依然保持了他們的容顏，近於生動地向人們講述了那個屬於他們的故事。
當開啟一座墓地棺木時，考察隊成員被棺中的景象驚呆了︰棺木中花團錦簇，色彩斑斕，早已成為木乃伊的男、女墓主人，除了身穿錦袍、錦褲、綢衣、繡鞋外，身上還合蓋著一床色彩如新的錦被。錦是由經線顯現花紋的平紋組織絲織物，圖案是風格化的紅、白、棕三色舞者，期間點綴茱萸或靈芝，其間還有用漢隸組成的吉語，如“王侯合昏千秋萬歲宜子孫”、“世毋極錦宜二親傳子孫”、“延年益壽大宜子孫”、“長壽明光”等。
男子的隨葬品有弓、箭、小匕首以及刀鞘，女子的隨葬品中有一個化妝盒，一面中國產銅鏡、幾把梳子、針以及幾小卷布。男子脖子上有致命的傷痕，女子沒有。
學者們估計女子可能是陪葬男子的，被勒死的。在他們的身旁有一陶罐，上面是字跡清晰的漢文墨書“王”字。而那面龍紋銅鏡，仍然光可鑑人。學者還估計，這個死去的男人可能是當地的“小王”，而陪葬的陶罐可能是中原王朝給他們的賞賜。
“五星出東方利中國”、“王侯合昏（婚）千秋萬歲宜子孫”，尼雅人就這樣讓“國號”（不知道這麼說對不對，只是感覺這分明是國家的口號）走進了他們的日常，讓人知道了什麼是國家或者家國。
大漠是無言的，但尼雅人對祖國與家園的熱愛卻是永恆的。而對於百姓來說，還有什麼比國家昌盛、子孫延綿更讓人幸福的呢？
國家繁榮富強，人民生活就能幸福無憂。其實，五星己出東方，它早就出現在了我們的生活裡，我們時刻都能看到它在高高飄揚。空談誤國，實幹興邦！
樓蘭
如果說“五星出東方利中國”當時國家宣傳的一種口號，那麼，“王侯合昏（婚）千秋萬歲宜子孫”絕對是百姓的一種樸素願望。在這口號與願望裡，是先民們在塔克拉瑪干大沙漠的真實生活。
今天，塔克拉瑪干大沙漠向人們泛射出神秘的死亡之光時，我們就更應該追尋曾經發生在那裡的生命或者生存細節。
這時候，在國家口號與百姓願望的投影之下，一個有關軍事或者更直接地說是兵的話題突兀在了我的眼前，風吹不動它、沙埋不了它，它就像沒有雕塑的雕塑於悄然無息中直立在我的心中，幾乎讓我有一種喘不過氣來的感覺。
斯文·赫定（Sven Hedin）（1865年2月19日-1952年11月26日），一箇中國人熟知的名字。瑞典人，一個讓世界都為之敬仰的探險家，他從16歲開始，一生從事探險，因為探險，他終身未婚，他說過一句話：我已和中國結婚了。
1894年到1908年之間，斯文·赫定在中亞的高山和沙漠中三次勇敢的探險中，研究了中國的新疆（新疆建省於1884年）和西藏的部分地區，並繪製了地圖。這是從未有人探索過的區域。
我要去的地方是斯文·赫定發現的樓蘭，一個比尼雅更大的、也有著更豐富的古城遺址。1900年3月，荒涼的羅布泊迎來了許久以來它不曾見到過的生命氣象，迎來了一支探險隊正在朝它一點點地靠近，探險隊領頭人或者說是領隊便是斯文·赫定，他要試圖找到那個傳說中的遊移不定的湖泊——羅布泊。
然而，事情並沒有他們想像的那樣如意，在進入沙漠不久後的3月27日，一件非常非常糟糕的事情發生了——他們，將在沙漠裡用來挖水的鐵鏟遺忘在前一夜的宿營地。而那鐵鐵與他們的性命攸關，失去它，就等於失去了他們可能會得到的水源。
斯文·赫定非常痛苦也很無奈地看了茫茫沙海一眼，那些沙子什麼也沒有說。但誰都明白，那些冷酷沙子有足夠的能力將他們活埋，而這，對於那些沙子來說是不需要任何勇氣的。
斯文·赫定命令他請來的中國嚮導艾爾迪克回去尋找，艾爾迪克是維吾爾族人，我記不清他的全名了，他的墓地就在現大漠邊緣的尉犁縣附近，我還有那裡拍了一張照片。
很多的事情也許都是這樣的，在人陷入絕境的時候通常會遇到意想不到的生路，所以也便有了這樣一句話：“置之死地而後生。”
在艾爾迪克回頭的那一刻，也許便註定了斯文·赫定的運氣來了。
艾爾迪克找到了鐵鏟，但在他返回途中，沙漠中卻颳起了狂風，他被刮出了很遠。當風停後，他吃驚地發現，眼前赫然出現一座古代城市：長長的城牆，高高的佛塔，成片的灰色的房屋，空曠的滿是沙塵的街道……
艾爾迪克返回後，將他看到的這些報告了斯文·赫定。
斯文·赫定敏感地意識到他們可能會有重大的發現，但探險隊帶來的水卻只夠他們用兩天的了，面對那些水，他不得不下令探險隊原路返回。
之後，斯文·赫定開始精心準備，直至1901年，他和探險隊才在艾爾迪克的帶領下，重新進入羅布泊。3月3日，離上次進入羅布泊的時間就差了那麼幾天，他們找到了艾爾迪克一年前見到過的神秘古城。
斯文·赫定興奮地拍照和繪圖。在隨後的一個星期裡，他和探險隊在13個地點發掘出大量文物——錢幣、絲織品、糧食、陶器、一些寫有漢字的紙片、竹簡和幾支毛筆……斯文·赫定把文物交給德國的希姆萊鑑定。鑑定的結果讓世界震驚，斯文·赫定發現的古城就是中國《史記》和《漢書》中赫赫有名的樓蘭！
隨後，一批批的探險隊紛至沓來，國際上興起了一門新的學科“樓蘭學”。
我們的故事在這裡也與尼雅連成了一個整體，使塔克拉瑪干大沙漠的故事離我又近了一步，分明地，我在看到那些遙遙遠遠地生存在沙漠中的居民之外，我還看到了一群軍人或者是士兵。
我雖然已經看不清他們的容顏，但他們生活的氣息卻如同沙粒一樣溫柔地朝我們歡呼而來。
那是一個時代，而我，寧願將它定格為一個屬於士兵的時代。
據《史記·大宛列傳》記載，樓蘭是一個西域小國，國都在羅布泊（鹽澤）邊上，有城郭，但沒有什麼軍隊（兵弱易去）。但因為樓蘭東通敦煌，西北到焉耆、尉犁，西南到若羌、且末，古代“絲綢之路”的南、北兩道從此分道，其地理位置便顯得非常重要。
漢代，樓蘭被夾在匈奴與漢朝的中間，有時成為匈奴的耳目，有時歸附於漢，巧妙地維持著其政治生命。因為漢朝不能越過樓蘭打匈奴，匈奴亦不能通過這一地區威脅漢朝，所以，漢朝和匈奴對樓蘭都盡力實行懷柔政策。
樓蘭兵弱易去、在夾縫中求生存，我們從漢朝對其發動的兩次小規模的戰鬥中就能看得出來：一是公元前108年，漢武帝命從票侯趙破奴率兵數萬擊姑師（車師）及樓蘭。趙破奴令王恢為先鋒，只領率700人就攻破了樓蘭，俘獲了樓蘭王。
另一次是公元前104年，漢將任文領兵從小道襲取樓蘭，同樣沒費什麼力氣就擒住樓蘭王。漢將斥責樓蘭王忽東忽西，沒個主心骨，樓蘭王回答說：“小國夾在大國間，不兩面稱臣就無法自安。我願意舉國遷徙入居漢朝。”漢武帝聽了這話覺得樓蘭王的處境是有些難，便下訟將放樓蘭王回國了。
中國歷史上的兩位“取經”大師法顯和玄奘大師都曾到過樓蘭。法顯說：“其地崎嶇薄瘠。俗人衣服粗與漢地同，但以毯褐為異。其國王奉法。可有四千餘僧，悉小乘學。”玄奘一記術簡單了一些，他說： “從此東北行千餘里，至納縛波故國，即樓蘭地也。”這些都證實了樓蘭國的真實存在。
漢代史學家班固撰寫《漢書》時，樓蘭王國有1570戶人家，共14100口人，國都名“打泥”。其時，樓蘭的生態環境變得很糟糕，班固是這樣記載的：“地沙滷少田，寄田仰谷分國。國出玉，多葭葦(蘆葦)、枝柳(紅柳)、胡桐家胡楊)、白草(芨芨)。民隨畜牧，逐水草。有驢馬，多駱駝。能作兵，與婼羌同。”
公元630年，樓蘭突然神秘消失在了大漠中，這為今天的人們留下了許多想象的空間。在這樣的一方土地上曾經發生了什麼呢？除了史書上的這些文字，我分明還想要找到一些帶著人間煙火的沙粒。
營盤遺址
尼雅，曾經臣屬於樓蘭，據說他們除了設有“水官”，頒佈環境保護的“法律”，國王還將種子保管起來，每年分發給他的臣民。這些細節與同樣在大漠中的樓蘭加在一起，分明能讓人產生一種心痛的感覺。
這與“五星出東方利中國和“王侯合昏（婚）千秋萬歲宜子孫”重疊在一起，簡直像是沙漠中的升騰而起的擎天柱，除了悲壯還是悲壯。
樓蘭遺址西南邊的營盤遺址，位於新疆庫爾勒市尉犁縣位於縣城東南約180公里處，該遺址有一座圓形的古城和上百座古墓，是迄今羅布泊地區最大、文化內函最豐富墓葬群之一，被史學界譽為“第二個樓蘭”。這裡出土的絲織品或飄逸如紗，或絢麗如錦，或輕柔如綺，或是華美的刺繡，品種有衣、裙、袍、褲、襪、枕、香囊等，大多是我國絲綢文物的精品。這些精美的文物背後，有著讓人難以言表的故事。
另外，營盤遺址還出土了營盤遺址大量木製、毛織品、皮製品，質地精美令人震驚。斯文赫定、柯茲洛夫、斯坦因、黃文弼等都曾到這裡。斯坦因在這裡盜掘過盧文和其他文字合壁的木簡和漢文錢幣等文物。
營盤地處於樓蘭和尉犁之間，有人說它是《水經注》中的“注賓城”，但黃文弼推定其為西域山國都城。然而，不管它是什麼或者它叫什麼，有這樣一個事實是不可以改變的，那就是公元4世紀初、經過車帥的“絲綢之路”北道未闢之前，穿梭於絲綢之路上的人們，為了躲末北匈奴的侵擾，選擇的行進路線基本上是絲路中道。這條“小道”西出玉門關，沿疏勒河，過白龍堆，經樓蘭，循孔雀河谷，達尉犁、輪臺、庫車以及以西以遠的地方。
營盤就在這條交通的要道上，這個商賈雲集的地方在與樓蘭一樣隱身沙漠的同時，也曾經有著屬於它自己的幸福故事。
營盤曾經出土過一具男屍，死者用羊毛製品裹身，穿著一件紅色的羊皮襖，而墓主人的陪葬品中還有小麥、小米、大麥、葡萄、石榴，甚至整條羊腿，這些豐富的生活物什，即使在另外一個世界裡都會讓人覺得溫暖。
男屍的身上穿著一件“大衣”，據說是一件“進口”的物品，做工極為複雜，有兩層，上面的圖案是面對的石榴樹、動物和人像，還有兩個胖小子揮舞著寶劍和和套索打鬥。這樣圖案讓人總會聯想到很多溫馨的寓意，但讓學者們更感興趣的是它來自哪裡？
按照著有《絲綢之路新史》美國學者芮樂偉·韓森的說法，它有可能來自遠方的大夏。韓森的依據是公元前四世紀，古希臘的元素被亞歷山大大帝的軍隊帶到了大夏，並被當地工匠吸收利用。
我想，與其說那是一件大衣，還不如說那是一段文明的歷程。學者們由那件“豪華大衣”推測出死者的身份可能是西域山國的國王，只是這位在另一個世界裡很圓滿的國王，在讓人們解讀他的故事時，也不知道當年的沙漠在他被埋入地下之後發生了什麼。
幸福，終究是一個有關幸福的歸宿，他做到了，但不是所有的故事都像他的人生一樣能擁有如此完美的結局。而那些當地的居民還有守邊屯田的士兵們的故事在他這個幸福的結局裡，卻顯得有些寒磣。
軍民生活
士兵們一手拿著武器，一手拿著農具，據說是他們將農業的技術尤其是灌溉的技術引入到了沙漠。在這裡，他們不但要打仗，而且還要種田一養活自己，他們帶來了新型的鐵鏟、鐮刀，並在沙漠中嘗試著用牛拉犁。在那些平常而艱辛的日子裡，他們用糧、錢、絹換取當地人手中的馬、牛、衣服和鞋。
這些雞毛蒜皮的小事，人們都能從尼雅和樓蘭中出土的那些佉盧文的記載裡找得到。
斯坦因和斯文·赫定在這方面都有所發現，很多文書都記載了錢、絹、糧之間相互兌換的比率。
直到今天，人們似乎還在這種交換裡感受到一種汗津津的感覺，生存不易，交換也不會那麼豪邁大氣，以至點點滴滴的些微小事都出現在了文字裡。甚至在伊藤敏雄的研究裡還有著這樣的現象：中國政府規定每個士兵每天可以領一斗兩升穀子（大約2.4公斤），但當地的官員總不能供應夠量，有時甚至內發給士兵膠一半。
另一半去了哪裡？是被貪汙了還是當時國家真的捉襟見肘？雖然伊藤敏雄研究的只是魏晉時期的事情，但誰可以保證這種事在漢代就沒有發生過？
困頓的生活讓人們的交換在塔克拉瑪干大沙漠變得細微而平等，那些米粒還有錢絹之上帶著的是人們日常生活的體溫。
於是，人和人都變得相同了起來，只有職業和使命的不同，或者說是衣服的不同。
據《水經注》記載，東漢以後，由於當時塔里木河中游的注濱河改道，導致樓蘭嚴重缺水。敦煌的官員率兵1000人來到樓蘭城，又召集鄯善、焉耆、龜茲三國兵士3000人，不分晝夜橫斷注濱河引水進入樓蘭城，以解樓蘭缺水困境。
4000人，不分晝夜，想必也有不少當地居民加入吧？那該是一場什麼樣的戰鬥？在沒有了刀光劍影，這場因生存而戰的鬥爭是何等溫馨！在這裡人和人之間沒有了距離，兵與民之間都有了一顆同樣跳動的心，是不是有了些我們今天所說的軍民魚水情深的味道呢？然而，樓蘭的歷史一直是這樣的嗎？
樓蘭在交換細微、引水入城這些事上向人們透露了出了人人平等的法則，但在另一方面也為我們拋出了一個貧富不均的社會現實。
在樓蘭城中建築區最顯眼的遺蹟是城中部的“三間房”。在這裡，人們發現了長達6.4米的木料，上面還塗有紅漆。這“三間房”據專家推測正是當年的“衙門府所在地”，圍繞著它的是一個富人居住的房子的行政和軍事區，有大量做工精細的木製品和散落的古錢幣。貧富分化的概念也便在這個時候體現了出來——那些遠離這一區域的百姓，只能住在條件簡陋的房子裡了。
塔克拉瑪干大沙漠並沒有將這一切埋藏得乾乾淨淨，一個活生生的人類社會依然存活在沙粒中。而這，不過是大千世界的一個縮影。
公元前92年樓蘭王死去，招在漢朝作人質的王子回去繼位，這個王子據說經常觸犯刑律被處以宮刑，有些非常悲痛不願再去為王，而漢朝也不好意思將其送回，便讓王子的弟弟繼承了王位。但這個新王在位時間不長便死了，匈奴趁機會以昔日在自己國家作人質的前國王的長子繼承了王位。
漢武帝聽到這個消息後大吃一驚，派使者前往樓蘭勸誘新立國王至漢朝廷，但沒能成功。此後的幾年間，漢朝和匈奴之間出現了短暫的和平，漢武帝便將此事放了下來，而在他去世後，樓蘭便有些不聽話了起來。因為其國境接近玉門關，漢朝使者經常通過這裡前往西域諸國，並要經過其境內的“白龍堆”沙漠。因為這個沙漠中常有龍捲風，使人容易迷失方向，漢朝政府便命令樓蘭王國提供嚮導和飲用水，但漢朝政府的命令卻遭到了樓蘭的拒絕。
因為這個，漢朝政府與樓蘭的關係開始惡化，進而又在“兵弱易去”的樓蘭發生了一場戰鬥。
這場戰鬥雖然同樣沒有什麼規模甚至談不上什麼規模，但在中國的歷史上卻非常有名，以至後來的中國詩歌中都將“樓蘭”作為一個反叛的代名詞。
“青海長雲暗雪山， 孤城遙望玉門關。黃沙百戰穿金甲， 不破樓蘭終不還。”當唐代詩人王昌齡寫下這首詩時，作為一個小國的樓蘭其實早就不存在了。
孫子曰：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那些曾經和樓蘭人沒什麼兩樣的軍人們也許正是在這句話裡變得殺氣騰騰，進而現實了“五星出東方利中國”的鐵血預言。而在這一至高的國家利益之下，“王侯合昏（婚）千秋萬歲宜子孫”以及與其一起出土的織錦“韓仁繡文丸（紈）者子孫無極（即子孫滿堂）”又算得了什麼呢？
據說，樓蘭在“三間房”的旁邊有一個泥塔，就是樓蘭佛塔，佛塔有三層樓高，塔基是方形，塔頂為圓形。與“三間房”一起，成為樓蘭古城的標誌。那佛塔，分明還在等著信徒的朝聖。
討南疆
1995年，考古學者在對尼雅遺址發現一塊織有“五星出東方利中國”文字的錦護膊，隨後其寓意被人們很快“破解”了出來，即是中國古代星佔用語，主要表達的是天象占星術和祈求強盛吉利的思想意識。很多人便將這當成一個千年以前的偉大預言，用以表達大國征服的偉大霸氣。
但是，接下的事情就讓人感覺很尷尬了。
與“五星出東方利中國”同時出土的還有一件織有“討南羌”文字的織錦殘片。經比對，“討南羌”織錦殘片是從與“五星出東方利中國”錦相同的錦料上裁剪而來。而這個“討南羌”是指哪裡呢？
一位羌族的朋友說，他在頭條號裡看我寫有關這方面的文章時，驚出了一身汗。的確，這話如果連在一起讀，真的讓人感覺有些太“那個”了。
然而，“討南羌”真的是我們今天一些人想像的那麼回事嗎？答案當然是否定的。
首先是在漢代，羌在長安以西，與“討南羌”地理位置不符。而南羌，漢代的一些史籍裡雖然出現過，但其並不是一個明確的地理概念，也並不專指我們今天理解的居住在青藏高原的羌族。更何況“討南羌”的織錦到底出自哪個朝代，到現在也沒有一個明確有結論。
所以，在時代沒有明確的情況下，便給地理下定義這是不對的，也是容易引起誤會和出錯的。
羌族是中國西部的一個古老的民族，在漢代有東羌和西羌之說，東羌是東漢時分佈在朔方、北地、上郡、五原、西河地區的羌人，他們早在先秦時期就移居於此；西羌則是分佈在隴西、漢陽西及金城地區的羌人。這個雖然至今在學術上都有爭議，但那應該是學術上的事，和我們老百姓應該關係不大或者說應該沒有多少實際意義。
我們只要知道這樣一個概念便已足夠，即是羌族是大禹的後代，他們曾將滅商復羌周武王稱為大英雄，周武王是是黃帝姬姓的直系後裔，而大禹也是黃帝的直系後代。
漢羌是同源的，是一家人。即使歷史上存在一些討伐也是兄弟鬩牆的事兒，沒必要大驚小怪。
“南羌”最早出現在《漢書·地理志》上：“初置四郡，以通西域。鬲絕南羌、匈奴”。這說的是漢武帝時候的事，“四郡”指的是今甘肅的敦煌、酒泉、張掖、武威。意思是漢武帝在河西設置郡縣以後，西羌和北匈奴被南北隔絕，相互聯繫困難，聯手對付漢朝的局勢已經不是非常現實。
所以，這裡所說的“南羌”實際上是西羌。因為這個，人們把“五星出東方利中國”中的“討南羌”與趙允國平定西羌之戰聯繫在了一起。
平定西羌之戰是公元前61年，漢朝政府對西羌發動的一次規模較大的戰役。起因是以先零羌為首的西羌各種反漢，漢宣帝派趙允國率軍前往鎮壓。趙允國兵抵金城（今甘肅蘭州西北）後，西渡黃河，在都尉府（今青海東南），修築壁壘，堅守不出。他採取恩威並舉的方略，逐步分化、瓦解羌人，期間也大敗羌人。十二月，漢軍援軍到來，與趙允國合擊先零，最終打敗了羌人，漢宣帝命趙允國屯兵戍衛，雙方罷兵。
本人以為，像這樣的兄弟民族之間戰役在中國的歷史很多，根本沒有必要將它作為一種“國家戰略口號”織成布深入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更何況我們現在還不知道“討南羌”這種宣傳口號是要比漢平定西羌之戰早或者是晚。所以，在這件事情上我們今人需要一種更為科學的解讀。
我的解讀
作為文物，“五星出東方利中國” 錦織造水平之高讓人驚歎，這也許是中國歷史上曾經設置錦官對織錦業實行集中管理結果，其來自於蜀地，說明蜀地織錦能夠代表古代中國乃至世界絲綢織造技術的最高水準。也讓人們能找到《說文解字》中的“蜀”字形象，即葵中蠶也。它是古代絲綢之路上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
漢代將分佈於今雲南、貴州、四川西南部和甘肅南部廣大地區少數民族的總稱為“西南夷”。這種稱謂當然是一個特殊時代背景下的產物，而歷史在發展，我們應該以當代人的眼光去理解“討南羌”這幾個字，不管是過去、現在還是將來，都該為將它解讀為“打通中國西南的國際大通道”。
張騫出使西域在大夏時，他看到了四川的土產邛竹杖和蜀布，大夏人告訴他為些土產是從身毒買來的而身毒國位於大夏的東南方。這裡面有兩個容易被人們忽略的細節，一是張騫不知道身毒國在什麼地方；二是張騫認識四川的土產。這看似兩個簡單的問題，但它們使張騫產生了這樣的判斷，即是大夏在中國的西南、身毒在大夏東南，因此從長安南下一定能打通一條通往身毒國的通道，而這條道是可以避開羌人與匈奴的。
張騫的判斷雖說在我們今天看來與事實有些不相符，但在他回國後，漢朝政府還是迅速地採納了他的意見，“乃復事西南夷”。很快，他率領了一去隊伍來到了今天的四川宜賓，在那裡，他將自己的隊伍分成四個組，分別向向青海南部、西藏東部和雲南境內前進。據一些學者的說法，其中的一支還到了今天的越南。雖然沒有打通我們今天所說的“大西南通道”，但對漢王朝及後來的朝代對我國西南地區的控制的貢獻是巨大的。
因此，作為一種宣傳的口號，“五星出東方利中國討南疆”才當時最為現實也最為真切的需要。
科學家們對宇宙的看法
如果說存在在一個痛苦與快樂交織共存的地方，恐怕就是人世間了，這個人們辛勞生活的地方。尼采把我們生活的地球說民了這樣的一個地方。然而，在我們這個地方，人類一思考，上帝就發笑——人做為宇宙中的塵埃，怎麼可能對高維空間更有智慧？
所謂高維空間是上世紀90年代一些科學們提出的M理論，屬於超弦理論的一種，認為宇宙是十一維的，由震動的平面構成的。在愛因斯坦那裡，宇宙只是四維的（三維空間和一維時間），現代物理學則認為還有七維空間我們看不見。
那些科學家們為我們打了一個比方：一隻螞蟻在一張紙上行走，它只能向右或向左，向前或向後走。對它來說高與低均無意義，這就是說，第3維的空間是存在的，但沒有被螞蟻所認識。同樣，我們的世界是由四維構成的（三個空間維，一個時間維），但我們沒有覺察到所有其他的維。
所以，科學家們對宇宙的看法還有7個維。儘管有這麼多的維，但這些維我們是看不見的，它們自身卷在了一起，被科學家們稱為壓縮的維。
這麼一說就有些神乎其神了，但歷史有時確實給過人們這種東西，就像一位網友說的那樣，喜好歷史文學的同志，都是醒酒看醉人。五星出東方利中國，也許是無稽之談，但也許是高維生物的規律。
而我，我寫有關這方面的文章時，受到了網友們的“熱情款待”，他們將這五星作了自己的解讀。
他們說，五星即五形，政界正形，民心正形，禮法正形。交接正形。處交正形。五形五行正，舉世為正。星為光亮之點。世居為一。
他們還說五星即五心，天心，地心，人心，陰靈心，神仙之心。方為五心。
深深地謝過。
對應分析
在古代，五大行星的星佔最為重要。“察變之動，莫著於五星”，因此五大行星星佔關涉的均為軍國大事。按照中國古代星相學和陰陽家的說法，歲星、熒惑星、填星、太白星和辰星五星，如果同時出現在東方天空中，則對中原王朝有利。漢元年（前202年）時，此五星同時出現於東方井宿中，被認為是漢朝興起的祥瑞跡象。
“五星出東方利中國”織錦護膊（護臂），現在收藏在新疆維吾爾自治區考古研究所，為國家一級文物，位列首批禁止出國（境）展覽文物目錄之首。1995年10月在尼雅遺址發掘出土了大量精美絕倫的漢朝絲綢，其色彩之斑斕，織工之精細，實為罕見。其中一塊織錦護膊，尤為光輝燦爛、耀人眼目，青底白色赫然織就八個漢隸文字：“五星出東方利中國”，令世人震驚，被定為國寶級文物。
另據考古報告，與“五星”織錦同時還出土了一件“討南羌”織錦殘片，它與“五星”織錦屬同一織物，上有云氣紋、羽人紋、星紋和“討南羌”三字，經復原，織文可以連續讀為“五星出東方利中國討南羌”。
在新疆文物考古研研究員於志勇看來，這句織錦文字的產生，無疑是漢晉中央王朝將天象佔辭與”討南羌”聯繫起來，為了祝祈討羌勝利而織造的。《漢書·趙充國傳》記載：漢宣帝神爵元年，派兵平定羌人的叛亂。行前，宣帝賜書：“今五星出東方，中國大利，蠻夷大敗”。後果然大勝。此件織錦很可能就是這一次討南羌軍事行動的實物見證。
又因為，“五星出東方利中國”織錦護膊是蜀錦，該織錦的年代為漢代，來自蜀地。一些學者，便將它與諸葛亮平定南方的事情聯繫在了一起。建興三年（225年），諸葛亮南征，爆發南中之戰。蜀軍擊敗雍闓、高定等叛軍，後七擒七縱孟獲，平定南方。
是年，諸葛亮親率大軍分三路徵南中 (蜀漢以巴蜀為根據地，其地在巴蜀之南，故名)，南中內部混亂，越嶲(今四川西昌東)夷帥高定元部下殺雍闓 ，孟獲代立為首領 。諸葛亮以孟獲在當地夷、漢人中威望甚高，乃採馬謖“攻心為上”之策，定計將其生俘，縱歸使更戰。凡7縱7擒，孟獲乃心服。當年秋，南中四郡(越嶲、益州、永昌、牂柯)悉平。諸葛亮大量起用當地少數族的上層分子，把夷人渠帥移置成都為官，孟獲為御史中丞。並以南中的牛馬特產充實蜀國軍資。自此終諸葛亮之世，南方無大叛亂。
然而，諸葛亮出兵南方將當地酋長孟獲捉住七次，放了七次，使他真正服輸，不再為敵。誰都知道作為小說的《三國演義》對此進行了大幅度的改編和虛構創造。而在三國蜀漢時期，成都的織錦手工業特別發達，被稱為蜀錦的絲織手工藝品馳譽全國，是蜀漢對外貿易的主要商品，成為蜀漢政權財政收入的大宗來源。因此蜀漢王朝專門設置錦官以管理蜀錦生產，並且特別築城以保護蜀錦生產，被稱為錦官城。錦官城是今四川省省會成都的別名。
但是，三國時的蜀國就巴掌大的那麼點地方，能將所謂的“國家宣傳”深入塔克拉瑪干大沙漠，誰信呢？分明地，蜀國是沒有這個能力的，而作為塔克拉瑪干大漠中的居民作為一樣祝捷之物帶入墳墓。因為這個，另有一些人便將“五星出東方利中國討南羌”與漢滅南越國的戰爭聯繫在了一起。
南越國，又稱為南越或南粵，共存在93年，歷經五代君主。又稱為趙朝，是約公元前203年至前111年存在於嶺南地區的一個國家，國都位於番禺（今廣東省廣州市），全盛時疆域包括今天中國廣東、廣西的大部分地區，福建的一小部分地區，海南，香港，澳門和越南北部、中部的大部分地區。南越國是秦朝將滅亡時，由南海郡尉趙佗起兵兼併桂林郡和象郡後於約公元前203年建立。
公元前179年，南越國與西漢修好，趙佗再次向西漢皇帝漢文帝稱臣。前113年，南越國第四代君主趙興因向西漢請求“內屬”，而和丞相呂嘉發生爭議。呂嘉殺死趙興，立其兄趙建德為新君主，並與西漢對峙。
公元前112年，西漢君主漢武帝出兵10萬發動對南越國的戰爭。這一場戰鬥最先是一場諜戰，據說南越國當時的太后是漢朝培養的高級特工，在諜戰失敗後，漢軍僅僅用了三個月時間佔領了全境，而這是當初秦始皇出動五十萬大軍，分五路攻打了三年都沒打下來的。這不僅結束了南越的分立局面、鞏固了多民族國家的統一，還加強了漢朝政府對嶺南地區的管理，促進了各地區之間經濟、文化交流，推動了邊疆地區的發展。
護符說
“五星出東方利中國”，如果將這一場戰爭作為一種“國家戰略口號”讓其深入西域，是完全有可能的，當時的漢朝政府也有這個實力。至於“五星出東方利中國討南羌”中的“南羌”也無必要與趙充國平定羌人的叛亂的事情聯繫在一起。
還是和以前的文章裡一樣，我以為面對這件織錦，我們應該有新的時代解讀，即是“五星出東方利中國討南疆”。
於志勇認為“五星”織錦是中原王朝贈賜給西域綠洲的。“五星”織錦不是一般的奢侈品，是漢王朝專門製作，用於五禮（吉禮、凶禮、嘉禮、軍禮、賓禮）、重大祭祀活動和贈賜目的，意義特殊的物品。因此，墓葬主人擁有的這件織錦護臂，一定是漢晉王朝賜贈的。如果給出假設，可能是高規格的“護符”。
國家博物館志願講解員的解說詞中也是這麼說的：根據考古報告，出土織錦護膊的是一座無名男女合葬墓，規格較高，墓中還出土一隻刻有“王”字的陶罐。從墓葬規格及其他佐證判斷，墓主人應是一位古精絕國的國王（作者注：新疆文物考古研亦持這一觀點）。這塊織錦很可能是他將當年漢軍遺物（或贈物）當作隨葬品而以為壓勝（古代一種巫術，認為能以詛咒制服人或物——編者注）之用，這也從另一個側面反映了西域各國對大漢軍隊的敬畏（作者注：不一定全是敬畏，還有西域人民強烈的愛國心）。
結語
“五星出東方利中國”是精神的安慰，不是物慾的追求，遙向眺遠的宇屆，不要向失敗底頭。一位作家說，在浮誇的末世荒城裡，我像一隻傷感的鷹，停棲在暗夜的一棵枯木上，眺望遠處、梳理記憶，搜尋那些在航飛過程中令我眼角微溼的故事。總要找出一兩件事、一兩個人，帶著它們跨過世紀門檻，提燈一樣，才能在新世紀裡安頓。
多災多難的中華民族不僅曾經像是一隻傷感的鷹，更是一條沉睡的龍，現在她醒了，就是一頭清醒的雄師。這個過程中，我們不只有辛苦的勞作，而且還有著夢想，偉大的中國夢。五星出東方利中國，曾經活躍在古絲綢之路上的大咖不但有商人，更有軍人。現在，這條叫絲綢之路和國際大通道已經再次將中國與世界連接在了一起，讓我們拭目以待吧。
當古絲綢之路上大漠悠遠的駝鈴響過，一切都將會是時代的見證。（文/路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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