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边地寒门到位极人臣——东晋名臣陶侃(上)

陶侃是荆楚之地出身寒微的武人,早期的仕途坎坷备至。但他凭着自己的才干,在乱世中一展头角,终成东晋一代名将。而他的种种轶事以及后代陶渊明的事迹,更为人们所津津乐道。

从边地寒门到位极人臣——东晋名臣陶侃(上)

陶侃画像

陶侃的资料早在前两年我就整理编辑了很多,当时就极为敬佩这位强悍、精明又勤俭的老帅。但没想到的是,他竟然是诗人陶渊明的曾祖父。陶侃本人的传奇经历,一点也不亚于他的后代陶渊明。在武功上声名显赫的陶侃,与在文学方面有卓越建树的陶渊明两祖孙,可以称作陶氏或者说九江历史上最知名的人物之一。

我将陶侃的生平暂时分为三个阶段:一是中年及以前的时期(259年—303年),二是崭露头角时期(303年—325年),三是掌控荆州时期(325年—334年)。在本篇中,我将先介绍陶侃的第一个时期,即早年的不幸及坎坷仕途。

陶侃出身“孤贫”,他的家族也确实默默无名。陶侃的父亲陶丹,在三国时的吴国当过第四品的扬武将军。但除了这个官职变迁的记载之外,陶丹的生平就再也找不到别的描述了(在没有参阅过陶氏的家谱或者九江的地方志的前提下)。

陶侃出身于吴国的永安二年(259年),在他五岁(此处及一下年龄记述都以虚岁记录)时,蜀汉后主刘禅向魏国大将邓艾投降,天下由三国鼎立进入魏吴对峙。他七岁时,晋王司马炎从魏国最后一位皇帝曹奂手上“让”得了皇位,建立西晋政权。

在陶侃二十二岁时,他的故国吴国灭亡,西晋一统三国。此后一直到晋惠帝太安二年(303年),陶侃在四十五岁以前的仕途坎坷无比,尽管这是由于他门第不高,又是江南“蛮人”的缘故,在魏晋南北朝极重出身的时代里,陶侃的遭遇只是众多文人武将受冷落的一个例子罢了。

而在社会竞相“祖尚玄虚(崇尚清谈、玄学)”、攀比富贵的风气下,寒门小子陶侃要想出人头地,只有得到有一定声誉的名士发现并予以举荐,才能“延誉于朝中(名声被朝廷的大臣们听说)”。

陶侃为了得到举荐,款待在当时颇有知名度的鄱阳郡孝廉(汉代察举科目的一种)范逵。范逵在即将离开时,问当时还只是县里的小吏陶侃:“你想到郡里去做官吗?”陶侃不做回避,直言道:“想。”于是他成为了庐江郡太守张夔属下的重要属官。

陶侃对张夔非常尊敬,他在为政上也颇为能干,因此结交了包括长沙郡太守万嗣在内的官僚友人。这为他日后的逐步升迁积累了人脉。

皇天不负苦心人,在张夔的一力举荐下,陶侃也成为了庐江郡的孝廉。昔日的荆楚蛮人,终于得以进入西晋帝国的都城—洛阳。在洛阳城里,陶侃见到了不同于荒凉家乡的别样繁华生活。但他明白,以自己的身份,如果想要继续升迁,就必须得到更为知名的人物的引荐。于是,陶侃开始拜访当时的西晋王朝在政治、文学上最为著名的张华。

从边地寒门到位极人臣——东晋名臣陶侃(上)

西晋政治家、文学家张华

张华早年就被称为“王佐之才”,在西晋武帝司马炎的伐吴战役中,作为度支尚书的张华是主要负责人,他自始至终都支持着武帝伐吴的举措,并在吴国灭亡后得到重赏。张华喜欢推荐人才,著名文学家陆机、陆云兄弟就是靠着张华的“延誉(传播声誉)”,才能够闻名洛阳的。

陶侃明白这位重臣的对于自己的重要性,于是几次三番地拜访张华。张华一开始瞧不起陶侃的出身,认为他不过是一个“远人(出身偏远之地的人)”,并不愿意接见他。但陶侃几次碰灰之后,却仍然能神态自若,终于赢得了与张华见面的机会。张华在与陶侃交谈后,大感惊异,举荐他为郎中(尚书的下属官员)。

虽然有这次的机遇,但陶侃却仍然是不受任用,只能到中原士族都不愿去的伏波将军孙秀(吴国宗室,投降西晋后加封高官)府中任舍人(属吏官)一职。

当他与同乡、豫章国郎中令杨晫同车而行时,甚至还受到吏部官员温雅质疑二者身份有别怎能同车。在知遇者杨晫、黄庆等人的帮助下,陶侃拜访了出身江南士族的名士顾荣、清谈领袖乐广,并出任武冈县令一职。但他与上司不和,又弃官回家了。在得到平叛的机会之前,陶侃只担任过庐江郡的小中正(负责识别人才)一职。

介绍陶侃,不仅要介绍他本人,还必须介绍他的母亲湛氏。

陶侃的父亲陶丹应该在他年幼时就早逝了,而他的成长,全靠母亲湛氏的辛苦养育。湛氏(因她的名字不详,所以后人又称他为陶母)是一位聪明、坚强且节俭的女性,她的性格,应该对于陶侃的一生都有着极为深刻的影响。

从边地寒门到位极人臣——东晋名臣陶侃(上)

陶母湛氏教导年幼的陶侃

史书中关于湛氏的事迹不多,最著名的当数“陶母责子”这个故事。故事说的是陶侃早年当“鱼梁吏(即管理渔业的小官)”时,曾带回一坛腌制好的鱼给母亲。湛氏问:“这是从哪里拿来的?”陶侃回答从官府。湛氏听后大怒,封还这坛鱼,让陶侃还回府中。她说:“你自己身为官员,却把官府的物品送给我。你这样做不但没有好处,反倒还增添了我的忧愁啊!”自此后,陶侃做事更为谨慎。

从边地寒门到位极人臣——东晋名臣陶侃(上)

陶母责子

母亲对陶侃的影响,即使到晚年也不改。陶侃官运亨通之后,常与自己的幕僚们在武昌饮酒。但他每次饮酒时都像定量一样,“恰好即止”。幕僚们深感奇怪,劝他还可以再多喝些。陶侃听闻此话,突然感伤流泪,解释道:“我年轻时候曾在酒后犯错,自此便与母亲约定饮酒不能过量,所以才不敢逾越的。”

总而言之,早期的磨砺、母亲的教导,是陶侃吃苦耐劳、体察下情性格养成的关键时期,为他在之后西晋末年动乱中一展长才的机遇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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