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杜艺术上的高下，是一辈子说不清的，也无此必要。但两人性格的差异，却是非常显明。杜甫比较沉着稳健，脚下踏的是坚实泥土，眼睛看的是望得见的现实，李白的心灵却长上翅膀，随时都想向外飞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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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一个例，他的参加永王李璘幕府，虽然他自己说是出于胁迫，恐也含有士为知己的自愿成分，只是没想到会闹到这样严重，如果换了杜甫，就未必有此胆量。他一生的目的就是“葵藿倾太阳”，老老实实忠君到底，值得肯定的“忠君”。
李白生于武后长安元年（701），比杜甫大十一岁。这个时代是出诗人的时代，王维就和李白同年出生（一说王维生于698），大约在次年，高适也出世了。这时的士大夫虽然常常会遭到放逐，放逐完毕，却也有漫游以至漂泊的自由。天宝三载（744），李白脱身长安的宫禁，漫游之余，到了洛阳，就此第一次和杜甫相见。这时李白已经写了不少名篇，对杜甫来说，多少算是个前辈。杜甫第一首写给李白的诗为五古的《赠李白》。他们的共同感受是憎厌世俗的机巧势利，厌腥膻而爱服青精饭（青精饭：道教的一种饭，据道教书籍记载，服食青精饭有长生不老的功效），一种道家认为可以延年的干饭。后来又一同去求仙访道，也许是受李白的影响。这在唐代，等于现代还有人相信人体的“特异功能”。有些人体确是有特异功能的，我说的是那种像有妖怪钻在里面的“功能”。
杜甫单独赠李白的诗一共是九题十首，但不包括只在诗中带到两句的如《送孔巢父谢病归游江东兼呈李白》、《饮中八仙歌》等。李白则很少。就诗中表现的情感看，杜甫写的要深挚些。但无论杜赠李或李赠杜，含义都非常明白，并无曲笔，用不着去作索隐式的辩证。不想因为杜诗《春日忆李白》中有“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和“何时一尊酒，重与细论文”句，李白的《戏赠杜甫》中有“借问别来太瘦生，总为从前作诗苦”句，就引起后人的纷纷议论。有的说，这是在暗示李白不要局限于庾信、鲍照，而应该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末句的“细”字更是大做文章，说这是在说李诗粗疏不缜密，即指出他的不足之处，希望以后在“细”字上下功夫。也真可谓瞽说（瞽gǔ说：胡说，瞎说）了。前人已多有辩驳，此处不再征引正反两方面的资料，却略有一些补充的意见。
如果只能用两个字来形容李诗的风格特征，那么，用“清新”和“俊逸”还是恰当的，而对庾鲍的风格大致也适用。其次，现代的读者眼福胜过唐人，单说唐、宋两代，我们就随便可以阅读李杜、王孟、元白、韩柳、苏黄、陆范等名家的作品。杜甫是唐代中叶的人，唐诗是从六朝诗发展过来。他要举前代名家的榜样，也只能举些庾鲍、阴何、二谢之类。李白的《白纻辞》，即有用鲍照《代白纻曲》句意处。其中还有个陶渊明，但若以陶诗比拟李诗，又嫌不相协调。我们试再以谢灵运、谢朓为例，他们在文学史上自有一定的地位，有些山水田园诗也常有好句，但如果生在盛唐，充其量只能列入第二流，一个王维就可压倒二谢。这当然由于时代的限制，不能孤立地来评比。杜甫自己在《解闷二十首》中也说“熟知二谢将能事，颇学阴何苦用心”。我们看看阴何之诗，实在不过尔尔，但在杜甫那个时代，他举阴何、庾鲍等，便是最高的典范了，也即朱鹤龄所谓“盖举生平所最慕者以相方也”。质言之，杜甫以庾鲍来比李诗，虽含友谊上的揄扬，却完全从推崇他的善意出发，没有丝毫“微词”用意。至于那个“细”字，更明白如话，用现代汉语说，便是详谈。如此而已。李白之赠杜甫，开宗明义就说“戏赠”，诗中的“头戴笠子日卓午”，也可能有玩笑性的土里土气之意，正见得李对杜的托熟，但罗大经《鹤林玉露》卷八，却说“苦之一辞，讥其困琱镌也”。真是从何说起。李诗原意，也是明明白白，意为杜甫这样清瘦，想必因为作诗作得太辛苦了。岂有他哉。杜甫自己写的《暮登四安寺钟楼寄裴十迪》有“知君苦思缘诗瘦，太向交游万事慵”句，仇注引赵大纲云：“裴之瘦貌，虽由耽诗所致，然于故旧交情亦太疏矣。”也是同一用意，杜诗的前一句正可为李诗作注脚。
上述杜甫有关李白的十首诗中，最精彩的自是闻李白流放后所作的五首，即占半数。在此之前，虽也时杂感慨，感情却是愉快的、明朗的，可是在《梦李白》等五首中，痛苦、忧郁和恐惧却代替了愉快和明朗，就像一个戏剧家本来想把现实中一对情侣的美满生活用喜剧形式结束，后来忽然听到由于天灾人祸的折磨迫使他们生离死别，喜剧立即成为大悲剧，剧中的人物要求作者用最沉痛的感情来体现他们的命运和性格，用最饱满的笔锋来凝聚他们的泪水。作者和客体关系改变了，作品的感情基调也起了本质性的变化。同时，越是抒情效果强烈的作品，它的美学效果也越强。一切不朽的抒情作品只能由生活里的最真实感情来决定，由它自身的素质来决定。
当杜甫写《梦李白》时，李白并没有死，而且在放还途中，杜甫也是将信将疑，死只是从最坏方面一种设想。读者如非事先明白本事，似也看不出杜诗是在写死李白还是活李白。作者杜甫、梦中李白和诗的读者的意识和声容，就是在这样一种迷离惝恍的信息中活动着。王嗣奭（王嗣奭shì，明代文学家） 《杜臆》所谓“亦幻亦真，亦信亦疑，恍惚沉吟，此长恻恻实景”，也使人想起韩愈《祭十二郎文》中的“其信然邪，其梦邪，其传之非其真邪”的话。杜诗中说的梦境，实际上当然不可能有这样完整的、清晰的梦，当然加入诗人虚构的因素，在整体上说，它比创作前容纳更多更美更有逻辑性的东西，有意识的活动超过了梦中无意识的偶然因素。梦中的李白形象并不是一觉醒来立即捕获的，而是经过诗人紧张的构思之后才成型的。一切万口传诵的杰作，都是诗人写到最后一个字时才像十月怀胎似的终于使生命来到人间。
诗中的蛟龙和《天末怀李白》中的魑魅，都是和李白的对立力量。善不能和善对立，必须通过恶的陪衬，善才能激发人们的正义，才能使诗人自己的倾向性不是硬紧塞给读者。在这两首诗中，李白已经不是一个单独性的形象，不仅仅是诗人所深念的挚友，而是悲剧人物的化身，因而对他的怜惜和同情也不仅仅限于诗人个人了。
杜甫怀念李白的最后一首是《不见》。从内容看，他似乎已经知道故人无恙，因而盼望有一天能到庐山来读书。诗中有这样两句话：“国人皆欲杀，吾意独怜才。”所谓杀，只是极言当时对李白排挤打击的厉害，并非真要杀他。唐室虽是封建王朝，对有影响的士大夫还是不敢随便杀的，即使仍是李林甫、杨国忠当权，也不敢杀李白那样士大夫。李白如可杀，王维早就杀了。可是在《李白与杜甫》中却这样说：“但他（指杜甫）只怜李白的才，而不能辨李白的冤；在他看来，李白仍然犯了大罪，非真狂而是‘佯狂’，应该杀而可以不杀，如此而已。”
杜甫虽已入地下，苍天尚在上头。杜诗的《天末怀李白》就明说“应共冤魂语，投诗赠汨罗”。从杜甫这三首诗看，他才是李白的死生知己。
再就当时安史之乱爆发后的大局来说，当务之急是力求国家的安定统一，不能再有战乱分裂局面。李白参加李璘幕府，不管动机如何，在李璘失败后，他因而被流放和受到一些谴责，从当时朝廷纲纪来说，也不能说是错误，何况后来还是赦释了他。杜甫是个正统思想极重的人，他对李璘的起兵自然是反对的，对李白的获谴却极为同情，并为他申冤。即使说只是出于怜才，但对人才能如此爱惜也谈何容易。他的《寄李十二白二十韵》，卢世傕（卢世傕1588-1653，清诗人，我国杜诗学的奠基者之一）甚至说是“天壤间维持公道，保护元气文字”。反过来也见得卢氏对杜甫的公道。我对卢世傕生平不熟悉，他这两句话也是从仇注上看到，却于此不能无敬意。
©本文选自金性尧《炉边诗话》，原文标题《李白与杜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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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金性尧 [出版社]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文史大家金性尧经典“说诗”力作
从先秦到晚清，妙笔纵横两千年
©内容简介： 这是文史大家金性尧写于上世纪80年代的一部解读古诗的集子，写在冬天，室内有一只取暖的炉子，故为此名。颇有于炉边取暖不拘一格闲话之味。作品收录数50余篇作者谈诗之作，从《诗经》一直谈到清末的戊戌六君子之一的林旭。金性尧以研究唐、宋诗见长，故能见人所未见，言人所未言也；故尔出版家钟叔河评之为“别开生面”。金性尧论诗论人，皆能以理智与同情之态度进入古人的世界，文字平淡自然，洗尽浮躁与火气，清凉自生。
©作者简介：金性尧，笔名文载道，别号星屋，浙江定海（今属舟山市）人。作家、文史学者、资深出版人。青年时代曾主编《鲁迅风》《萧萧》《文史》等杂志。上世纪七十年代后任职于上海古籍出版社。一生笔耕不辍。文学作品有《星屋小文》《风土小记》《文钞》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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