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村改革本身既需要意識形態化的表述，也需要客觀經驗的歸納和科學理性的討論。因為，如果從經驗過程看任何改革都不可能孤立存在，而是客觀地和整個國民經濟演變高度相關。為了研究中國農村改革40年的發展歷程，我們試圖不再沿用過去被工業這種生產方式內在決定的一般結構主義方法論，而用生態文明時代整全科學的分析方法，把事物演變過程放在由紛繁複雜的歷史事件構成的廣闊而豐富的時空中來做研究。
從文獻上看，早在上個世紀80年代中期，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下設的農村發展研究所就出了一份超越結構主義分析方式的政策研究報告，提出農村改革對“國民經濟增長新階段”的內在作用。那時候我們就是把農民得到發展權之後做為主體的自主調整，及政府相應推進的農村改革當做整體，放在整個國民經濟發展之中來做綜合性研究的。
借鑑來看，中國宏觀經濟演化之下的農村改革，可以分為四個差異性很顯著的基本階段。
其中的第一個階段是本文重點，就是80年代初期以“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為名的改革使農民獲得了自主發展權，帶動中國形成內需拉動的經濟增長。它的客觀效應不僅反映在三農自身，更多的其實是對國民經濟造成的宏觀效應。
一、第一階段：1980s’自主創新——財政赤字壓力下的三個偉大創造
按照1998年中央總結農村改革20年經驗的時候提出的歸納，80年代初期的農村改革成效，體現了“黨領導下農民群眾的三個偉大創造”（2）。：第一個是家庭承包，第二個是鄉鎮企業，第三個是城鎮化。
1、背景：1970年代引進西方設備形成外債，演化為財政赤字危機
整個1970年代中國在經濟領域的重大改變，在於對外開放的初級形式——從西方引進技術設備改造原有偏重的工業結構。客觀後果之一，是與其他發展中國家類似，形成大量的對外負債。因此，中央發佈優惠政策，鼓勵各地發展所有能夠創匯的經濟成分；這是後來農村工業化起步的宏觀背景。
所以，在1978-79年因外債轉化形成的財政赤字壓力過大這樣的宏觀經濟形勢之下，各地自主地改變了農村經濟政策，鼓勵農村特別是沿海地區發展外向型經濟，發展出口經濟。大家約定俗成認為1978年開始了農村改革，其實，1971年尼克松訪華之前說“給毛澤東送個大禮”——美國解除對華封鎖。隨即，在毛澤東周恩來親自主導下國家制定了“43方案”（3），開始引進西方的設備和技術改革中國原有的工業結構，從那時候開始，中國的經濟對外開放就已經起步了。
國家在城市工業經濟上實行對外引進和初步開放，一方面緩解了因長期封鎖造成的“缺重少輕”、帶來了結構調整的好處；另一方面，就是和一般發展中國家一樣，大量新增的外債轉化成嚴重的當期財政赤字。在這種情況下，才有為了適應國家償還外債而催生出的一些改革措施。
2、起因：財政赤字壓力倒逼農村改革
人們應該知道1979-80年經濟危機硬著陸的情況。那幾年財政赤字高企，固定資產投資下降，難以提供新增就業機會。（4）
當時大約有4000萬在城裡失業的中學生，被叫做“待業青年”；其中約一半是超過20歲的“回城知青”……那是財政赤字、還有不斷惡化的通貨膨脹危機“硬著陸”的結果。接著是1983年開始席捲全國的“兩個嚴打”，有些自謀生路去搞長途販運的個體經營者被當做“投機倒把”抓了起來。這是後話了。
因為當時在決策中發揮主要作用的並不是研究農村問題的人，而是佔據更大財政份額的城市中的產業部門。我們知道進入1980年代之前，城市工業對國家財政的貢獻已經超過80%，而農業農村的貢獻大幅下降到約為15%，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主要是由利益部門決定政策導向的。這個也是客觀情況。
由於此次經濟危機主要由20世紀70年代末財政赤字危機演變而來。因此，只要能夠有助於減少國家財政壓力的，都可以納入國家政策考慮的範圍。
從實際的經驗過程看，儘管這次危機“硬著陸”在城市裡，而“三農”卻成為促進國家經濟復甦和增長的重要的領域。
大家應該知道，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不是1978年才開始的。其實早在1955年，浙江永嘉縣李雲河書記就開始推行包產到戶了，並且做了兩年。到了1957年因為它沒有被上級認可而在反右運動中被制止。
所以說，如果家庭承包制是一種制度創新，那早在1955年就開始了；後來在1961年農村財產關係退回“隊為基礎”之後，也靜悄悄地在很多地方實行著。可見，小崗村大包乾並非首創……
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在八十年代初期再度被上報給領導人並且被接受，一定程度上是危機應對之策：在財政赤字壓力之下，當時主管財經工作的領導人提出建議，通過推行以按戶內人口把土地生產經營權分配到戶的“大包乾”為主的家庭承包制，同時大幅度地減少政府支農投入，也就客觀上實現了從最不經濟的集體化農業領域退出以緩解財政赤字壓力的目的。
3、過程：政府從不經濟的農業領域退出
為了恢復經濟、促進就業，1980年，負責中央長期規劃工作的領導同志就提出，“工業、農業都要甩掉一些包袱”，“甘肅、內蒙古、貴州、雲南等省，中央調給他們糧食很多，是國家很大的負擔”，可不可以考慮在“地廣人稀、經濟落後、生活窮困的地區，索性實行包產到戶之類的辦法。讓他們自己多想辦法，減少國家的負擔。”根據杜潤生先生的自述，1980年4月中央在長期規劃編制前召開的意見徵求會上，杜潤生跟時任副總理兼國家計委主任的姚依林建議“在貧困地區搞包產到戶，讓農民自己包生產、包肚子，兩頭有利”，姚依林到鄧小平那裡彙報時提到讓“工、農業甩包袱”。而1982年1月1日，中共中央批轉的《全國農村工作會議紀要》所全面開啟的農村改革，恰好處於與城市經濟危機相伴而來的蕭條階段。
可見，從國民經濟角度看，農村改革有利於急於擺脫財政危機的政府。
此外，在農業相對於城市工業而言本來就屬於“不經濟”的條件下，農業生產之所以更加相對“不經濟”，也是外部環境作用的產物。
中國從1972年起逐步恢復了與歐美日的外交關係，開始從這些國家引進並上馬了以輕工、石油化工和一些支農工業為主的新項目。在政府壟斷條件下，化肥和農機等支農工業品產量增加並且“統銷”到農業，導致農業生產成本大幅度增加，但同時“統購”的農產品價格卻保持不變。因此，儘管糧食單產增加了，人民公社卻是在高負債和低效益中運行，以至於到了七十年代末期，農村公社由於長期被提取剩餘而嚴重虧損，成了國家財政的“包袱”。
總之，農村承包制改革在經濟學理論上可歸類為“政府退出”，或者可以理解為：政府通過在土地和其他農業生產資料的所有權上向村社集體和農民作出讓步來甩出農村公共管理和農民福利保障、並最終形成制度的一項“交易”。
4、效果：鄉鎮企業異軍突起造成內需拉動增長
農村改革釋放了“勞動力兼業化”這個鄉村工業化興起的最大的“比較優勢”，農民進入原來農村就有的百業經營的這種狀況，所以農村“大包乾”之後，種養產加銷工商建運服等多種經營就上來了。發展出2700多萬家鄉鎮企業，這樣，就在農村內部解決了農民的非農就業，並沒有明顯造成理論界所說的機會成本。
既然約1億鄉村勞動力大規模轉移到鄉鎮企業，卻沒有形成機會成本，那它的機會收益就是無窮大，並且轉化成當時對於整體宏觀經濟的效應，這就有了1980年代中期典型的內需拉動型的國民經濟增長的新階段。
發展農村多元經濟推進內需拉動，這是任何國家都夢寐以求的增長方式……
農村工業化起步之後一直到1988年，鄉鎮企業產出年均增長率都在30%以上，高於同期國營工業增長速度十個百分點以上，高於社會總產值增長也近十個百分點，以其內向型短期完成資本原始積累的自主工業化進程，成為農村和整個國民經濟增長的主要力量。
5、解讀：中國為什麼要先推進農村經濟市場化？
農村率先推進市場經濟不應該是意識形態。在中國農村改革最初取得一定成就的時候，就產生過爭議。有一部分人認為農業主產品增產是家庭承包的作用，也有相當一部分的人認為其實是國民經濟中“農輕重”比例結構調整的結果。如完全從客觀規律看，1950年代蘇聯戰略性投入形成的軍重工業結構，確實不大可能搞市場價換，因此，“農輕重”比例調整早在1963年國家三五計劃的時候就被提出過。後來做不到的主要原因是當時剛剛結束中印邊境戰爭，接著美軍已經進入越南，中國周邊地緣環境高度緊張，中國進入戰備經濟，那時候連國家計劃經濟委員會都已經撤銷了，軍方組成的小計委代替大計委。這時候有限的國家經費，要麼是用於軍事開支，要麼是投入三線建設戰備開支，這種情況下是不可能貫徹三五計劃的。
也就是說，“農輕重”結構調整從1963年提出但未能實施；十年後的1973年通過引進西方設備和技術的“43方案”開始啟動，又過了十幾年國家經濟結構才大致完成農輕重結構協調，到1985年輕工業與重工業大致各佔一半……
經歷了漫長的60-70年代，直到80年代農村經濟改革鄉鎮企業異軍突起之後，我們國家的“農輕重”這三個大部門的比例結構大體上調整到位。
由此可知，農村改革促進鄉村的輕紡工業發展，使農輕重三大類經濟“不平衡不充分”的主要矛盾有了顯著改善，同期形成的各種經濟成分及不同經濟門類隨之也都有了市場交易的客觀需求，政府也是適應這個時期的結構變化而逐步放開了農業產品市場；然後，在1992年完全取消城市的票證計劃體制，全面進入市場經濟。
6、糧食增產的主要貢獻因素的討論
1984年，全國糧食總產量超過8000億斤，創歷史最高水平。當即引起對連續增產的推動力的討論。
據林毅夫測算，我國1978~1984年間農作物總產值以不變價計算，增加了42.33%，其中大約有一半（46.89%）來自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改革所帶來的生產率的提高。
誠然，這個計算結果也引發了不同意見，尤其是強調技術進步對農業貢獻度很高的農業部門，一向並不接受這個結果。也有人說真正的發揮作用的是1979-1982年連續3年的農產品提價，尤其是糧食提價幅度接近50%，調動了農民生產和交售糧食的積極性。此外，政策部門還有人提出：農業增長靠的是“三碗飯”（氣候、投入、政策）的觀點。
因為這些不同觀點都有依據，也就演變為後來的領導人講話中“農業增長一靠投入、二靠政策、三靠老天爺幫忙”的形象說法。
總之，多方因素共同作用，才有了80年代中期農村的三大創造：家庭承包、鄉鎮企業和城鎮化（5）。現在很多人只看到了家庭承包，再加上一條市場化。實際上應該是多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各位如果想了解中國農村改革40年，還是回過頭看看當年的文獻，我們就能理解為什麼中國農村改革得到這麼廣泛的認可。
7、矛盾：農村發展對於城市工業的衝擊
1984年糧食增產一年之後的1985年，由於官方糧食部門庫存能力有限和收購資金佔壓，對農民實行了“拒收限售”、“壓級壓價”，造成糧食產量跌回到8000億斤以下；那時又有很多關於減產因素的討論。其中，也有家庭承包制的潛力釋放殆盡的說法。但，此時更為“吸睛”的，卻已經是鄉鎮企業發展問題了……
家庭承包制改革同期，國家在外匯短缺壓力下形成的鼓勵農村工業化的政策，與地方工商業“面廣量大”的小額資本原始積累的制度需求相適應，一方面使得20世紀80年代農村改革帶動的“鄉鎮企業十城鎮化”成為有效地拉動中國內需型經濟增長的動因，另一方面又因農村大量佔用原材料和工業產品這兩個市場，而促推了1988年由“價格闖關”引發的通貨膨脹形勢嚴峻。
一方面由於農業結構調整和鄉村工業異軍突起創造了大量的商品，導致農民人均收入增長速度快於城市，城鄉差別顯著縮小。實際上從1985年開始，農業領域中率先改出了雙軌制。而在工業領域，雙軌制是90年代初期，到1992年才完全放棄票證供應。這些先村後城的改革，最終走向用市場完成分配，這應該說也是一個漸進的過程。
另一方面還有個情況值得大家注意：因為南方沿海地區在地方工業化遭遇資本極度稀缺的困境下搞了“三來一補”的加工貿易型的發展過程，不僅原材料，連設備和技術都是海外引進的。這種地方經濟發展客觀上使原來內地形成的產業鏈及其區域佈局失去下游市場……雖然，這個外向型發展的效果帶來了沿海GDP的粗放型增長並且不時地被領導人肯定，但是對原有國家投資形成的工業結構來說，確實也引發了一些不可能靠企業微觀機制改革就克服得了的調整困難。比如說，經過幾十年的發展在內地形成的重工業和設備製造業，當它的下游市場被切斷的時候，上游重工業和設備製造業就進入慘淡維持甚至退出的階段。所以到90年代，這些被沿海外向型經濟派生的內地工業城市衰敗的問題就開始爆發了。
據此可知，80年代的高增長，其實也孕育了90年代全面轉向外向型經濟時期不可避免新一輪的危機。
註釋
（1）此文根據溫鐵軍教授在《農業經濟問題》雜誌2018年5月12日於瀋陽召開的“中國農村改革開放40週年學術研討會”上的發言整理而成，文中觀點由其團隊開展調查研究形成。具體論述參見《三農問題與制度變遷》中國經濟出版社，2010年第二版。
（2）源於1998年中共十五屆三中全會發布的關於總結改革20年經驗的文件。
（3）方案，是中華人民共和國1970年代初向美國、聯邦德國、法國、日本、荷蘭、瑞士、意大利等西方國家大規模引進成套技術設備的計劃。1973年1月，國家計委向國務院建議在3至5年內引進價值43億美元的成套設備，通稱“四三方案”，之後在這個方案的基礎上又追加了一批項目，計劃總額51.4億美元。這是中國繼1950年代引進蘇聯援助的“156項工程”之後，第二次大規模的技術引進。
（4）作者當時兄弟姐妹都屬於下鄉回城的大齡知青，那時多數待業青年的狀況是“無業、無房、無對象”……
（5）後來的文件把城鎮化改為村民自治，但從農村改革的時間上看不一定合理。因為實際上村民自治是1987年提出試點的政策，到1990年代才開始推行。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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