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孜州第一批日本“豐田”車的來歷
◎郭昌平
2018年是改革開放40週年。改革開放為我國發展和變化提供了強勁動力，人民物質文化生活和社會面貌發生了巨大改變。為生動記錄改革開放以來甘孜藏區的深刻鉅變，本報特推出“紀念改革開放40週年·追述難忘的人和事”的特別策劃和相關報道，以饗讀者。
醞釀“麝香”換“小車”
說起甘孜州的公務用車，大抵有這樣一個歷程，“文革”以前，州里面各縣幾乎是沒有公務車的，要出差，都是坐客車，縣委書記也不例外。有些縣的客車還不是天天有，少則兩天一班，多則一週一班。個別縣還沒有班車，或是不通車，只有騎馬、走路。州里面的州委、州人委也只有少數幾輛蘇式吉普，最好的是一輛“華沙牌”轎車，那是州委書記天寶和州長沙納才能坐的。其實這轎車也就在康定跑跑，關外是去不了的，當時的公路等級太差，不能跑轎車。
到了七十年代上半葉，各縣都還沒有公務車，有些大一點的縣，縣委書記和縣長只有專屬於他騎的馬，縣上沒有小車房，有的是縣上的馬房。這一待遇還不是所有縣都能享受，很多小一點的縣，連專屬的馬和馬房也是沒有的，要走哪裡去，還得等鄉下送馬來。到了七十年代下半葉，州、縣才開始有了“北京牌”吉普，有些縣只有一輛，大一點的縣有兩輛。州上多一點，州委、州革委一家有4——5輛，其它的車是沒有的，這種情況一直延續到八十年代。
甘孜州是什麼時候才有了日本進口車呢？應該是1982年，當時州上藉助改革開放的東風，解放思想,用統一收購的麝香，到福建去賣給相關公司，除了交給國家的那部分錢之外，用贏利買回了幾十輛進口車，這就是甘孜州歷史上的第一批日本車的來歷。
為了將這件事說清楚，我專門採訪了當時的州長，也是甘孜州改革開放後的第一任州長欽繞，他是這件事的當事人，只有他才能將這件事說得清，道得明。
今年已經90高齡的欽繞老人，說起這件事，至今記憶猶新，話匣打開，滔滔不絕。
他說那是1981年的事，當時聽說省裡面有些州用麝香到南方換了一批進口小車回來，極大的改善了大家外出辦事的條件，這事對我們產生了很大的觸動。有一天在州委的一個會議上，當時州委的常務副書記趙學剛同志在會上提出了這事，他說我們州的情況不比別的州好，別的州可以用麝香到南方換小車，我們是不是也可以考慮一下，學習一下他們的經驗，我們也可以用麝香去換幾輛小車回來，改善一下州級幾大家的出行條件。
趙學剛同志講的這個情況我也聽說過，所以我十分贊成他提出的這個建議，當即表示同意。我說人家這些州可以這樣做，我們州也可以向他們學習，把我們州的麝香集中一下，到南方去換一些小車回來，以改善我們州的用車情況。於是就在這次會上，把這事定了下來，趙學剛同志說我是州長，我去辦這事合適一些，建議讓我去辦，我也沒說什麼，愉快的應承了下來。
下來之後,我就和州商業局的局長商量，把各縣商業局當時未賣出去的麝香通通集中到州里面。當時麝香具體是屬於醫藥公司管，所以我們就從州醫藥公司抽了個叫劉培鑫的經理同我們一起去辦這事，當時一起去的有4、5個人，除了劉培鑫外，還有州政府辦公室的劉本勳，石渠駐成都物資站的一個姓李的幹部，李什麼？名字我記不起了，好象就我們幾個一起去的。
前往福建購“豐田”車
都說是到南方去換車，可南方那麼寬，具體到哪裡才能辦好這事呢？這個時候我想到了原西康省的老領導廖志高同志，聽說他在福建當省委書記，我們何不如去找一下他，到他那裡去想點辦法。於是我就給廖志高書記發了個電報，說我們一行有幾個人，想到福建來學習改革開放的經驗，請示可不可以？第一天把電報發出去，第二天福建就回電說歡迎我們，當即我們幾人就買了飛機票從成都飛到了福州。
福建省委一個叫曾慶祥的秘書接待了我們，給我們安排招待所，請我們吃飯，我說我們想見廖書記。他說可以，他先去約一下，再通知我們。他回去不久就給我們來電話說一切已經安排妥當，明天上午9點鐘廖書記接見你們。
第二天我們按約準時到了福建省委，一進屋，廖志高書記就很熱情的與我們幾個一一握手，他說你們能來福建，我們很歡迎，福建是屬於沿海地方，是改革開放的前沿，市場比較活躍，所以你們來可以到處走走，看看，你們有什麼要求就給曾慶祥講，他會幫助你們解決，接著廖書記又給我們介紹了一下當時福建的基本情況，他說，改革開放才開始，群眾還很貧困，光解決吃飯也是個大問題，但是福建也有個好處，就是我們靠到海邊，只要按照改革開放的政策搞，福建還是大有希望的。
廖書記講完了之後，我就說，我們這一次帶了一點麝香出來，想用來換一些汽車，老領導是曉得我們那兒的交通情況的，原來是沒有路，現在有路了又沒有車，出來開會都很困難，很多縣連班車也沒有，縣委書記到州上來開會都還得到處去搭車，實在不行，有時還只有坐貨車車箱，十分辛苦。我們這次帶了點麝香出來，如果按國家收購價是十分低的，所以我們到福建，就是希望有關部門能夠以優惠的市場價格收購。當時沿海地方，很多價格都放開了，再不是國家的收購價，所以我們想用這些錢再在福建買一些進口車回去，以改善我們州及各縣的用車情況。
廖書記聽完我的想法，很同情我們，由於他曾是中共西康省的省委書記，多次到過我們州，對我們州的情況十分了解，於是就給秘書說，要有關部門儘量照顧我們。
通過廖書記的秘書，我們與福建省的一個畜產品進出口公司聯繫上了，通過他們以當時福建比較優惠的市場價格將麝香賣了，我們又與他們談買汽車的事。當時他們就問我們要些什麼車，要多少？那時福建已經有了日本的豐田車，當時稱之為“巡洋艦”，我們覺得這個車適合在我們州跑，於是就要了6臺，然後又給各縣考慮了一臺麵包車，又要了幾臺大巴車，我印像總共好像是40臺車,全部用麝香款支付。
當時我們做生意沒得經驗，沒有進一步的瞭解汽車價格，就把車買了，後來我聽說我們買的那種花鼻子的豐田車其實還沒有大巴車貴，大巴車要2萬多元一輛，那種花鼻子的豐田車才只要兩萬元，早知道如此，我們還可以多買幾輛“花鼻子”的豐田車回去。
首批“豐田”車進甘孜
我們在福建把這些定了之後就回來了，汽車是第二年才接到的，好象是到上海去接的車，將車接回四川，省民委知道了，要我們給他們留下一輛豐田大巴車，還是民委主任扎西澤仁親自給我打的電話，我原本也是從省民委回到甘孜州的，當然不好拒絕，車都開出成都了，又給他們開回去了一輛。這種豐田大巴車我們買的是6輛，省民委要了一輛去，我們就只有5輛了，所以車接回來之後，四大家一家分了一輛，另外給了軍分區一輛。
我們那次帶去的麝香一共賣了200多萬元，除開按國家收購價應交給國家的成本外，我們買了40多臺車，還買了幾臺彩色電視。那時我們誰也做不來生意，當時康定的電視還要票，有錢沒票也買不到電視，更不要說是日本進口的彩色電視了，如果當時我們將就錢買一批彩色電視回來，交給商業局賣，說不定商業局還要賺一大筆錢呢。但那個時候我們誰也沒有這個觀念。
這是我州改革開放以來的第一批小車，尤其是分給四大家和軍分區一家一輛的那種“花鼻子”豐田越野車，在我州十分適用，同當時的北京吉普車相比，性能就好得多了，而且也很舒適，所以大家都很高興。
車到是買回來了，高興也是十分的高興，但緊接著問題也來了。因為我們買回來的車是沒有指標的，也就是說是“黑車”，上不到戶口，省裡面有關部門不承認，掛不了牌照，上不了路。這該怎麼辦呢？於是我又將情況向州委羅通達書記彙報，我們兩個又想辦法，既然車都買回來了，如果說有什麼地方做得不妥，那就承認嘛，於是我們就給省政府打報告，以我們兩個的名義作檢討，我們這樣做還不是從工作出發，是甘孜州的實際情況逼出來的，同時買車的錢也不是財政上拿的，是我們自己賺來的，當然做法是有些不妥，如果追究責任，就由我們兩個來承擔，別的部門是沒有責任的。
當時省政府的常務副省長是何郝炬同志，他對我們甘孜州的情況是十分熟悉，他也瞭解我和羅通達同志的情況，所以我們的報告上去之後，覺得甘孜州的情況確實是比較特殊的，加之省上當時也無力對甘孜州作更大的幫助，於是他就向省上相關的部門打招呼，讓他們給甘孜州開個綠燈算了。這樣這批車上戶的事才算解決了。
一波剛平，一波又起。
我們這次是用賣麝香的錢來買的車，而麝香是不能自由交易的，這事被省醫藥公司知道了，他們通過國家醫藥總局給中央發了個內參，說甘孜州用麝香換車子，違反了國家的外貿政策，同時還戴了好多“帽子”，這下不得了了，但事情已經做了，省上也同意了，車子也上戶了，我們也就再沒有其它辦法，唯一隻有等中央來處理了。好在當時全國的改革開放形勢如火如荼，很多條條框框都在放開，我們等了一段時間，但是卻沒有人來追究，最後這事也就不了了之。
說起這次到福建賣麝香的事，欽繞老人感慨萬千，他說，這次到福建真正是一次觸及靈魂的思想解放之行，真正見識到了當時國家改革開放的好政策，如果我們國家沒有這樣一個好政策，讓國家和人民都儘快富裕起來，那我們不知還會貧困到什麼時候。正是這次福建之行，更加堅定了我對黨的改革開放政策的擁護，所以後來我不論在什麼工作崗位，都堅定不移的堅持黨的改革開放政策，從來沒有含糊過。同時福建之行也告訴我們，改革開放是需要解放思想的，要敢闖敢幹，敢於承擔。如果大家都怕，像小腳女人一樣走路，就不會有今天這樣的大好形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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