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戴高乐
南迁要干，也只能偷
一些准备，情况危急时，撒腿就跑，情况不很危急时，你讨论南迁这个事情干嘛呢，南迁意味着抛弃宗庙，古代就重视这个，为什么抛弃，自认实力不济，你自己都认为不济了，谁还跟在你后面干呢，将领们还会认真打仗吗，皇帝都认为咱打不过了，我们肯定打不过，这事情很影响军队士气的。你老是在研究南迁这个话题，据说讨论了五次，还怕别人不知道，弄一堆人讨论。这事情要干，也只能偷偷的干，哪能光明正大的干，徽宗皇帝要逃跑，也是先把皇帝位子让给钦宗，然后说，咱去烧香去。
当时的情况，至少从北京掌握的情况，北京并不是很危急，崇祯实录中记载，最后一次南迁讨论失败之后，崇祯皇帝抓紧封一批人，
封辽东总兵官左都督吴三桂平西伯、平贼将军总兵左都督左良玉宁南伯、蓟镇总兵右都督唐通定西伯、凤庐总兵左都督黄得功靖南伯，各给敕印。山东总兵左都督刘泽清进实职一级，江北总兵都督同知刘良佐、山西总兵左都督周遇吉、援剿先锋总兵高杰、 宣府总兵王承胤、都督佥事刘芳名、甘肃总兵李栖凤、援剿江楚应皖总兵马科、保定总兵马岱、大同总兵姜镶、蓟镇西协总兵孔希贵、关辽登津水师总兵黄蜚、宁夏总兵葛汝芝、关门总兵高第、天津总兵曹友义、河南总兵许定国等各进署衔一级。
从这份名单中，可以看出，三月三日这天，在崇祯的情报系统里，还不能确认周遇吉已经战死，宁武关已经失守，北京距宁武关，还有500多公里，如果这个时候逃跑，就创造皇帝逃跑史上的历史记录，离敌千里，皇帝望风而逃，
至少这个时候，名义上大同、宣府还在明军手中，周围还有一些明军可以勤王，局势并没有到十分火急的时候，这个时候，正是皇帝明面上大表信心，与李自成决一死战的时候。暗地里该准备什么准备什么，
派亲信严密盯着居庸关，无论那个时候，唐通有没有降，吴三桂有没有到，只要居庸关一丢，皇帝撒腿就跑，
书剑漂零
崇祯皇帝“兢兢业业，励精图治”了十七年，换来的是大明王朝的倾覆，这个皇帝当得太累了。这位以信王继承大宝的帝王运气实在是太差了，他的父兄们已经把大明江山搞得千疮百孔，满目疮痍，大明这座大厦已然风雨飘摇，摇摇欲坠。
崇祯也想来个帝业中兴青史留名，做一个圣明天子，诛客氏，魏忠贤一时重振朝纲，也有点气象。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大明已然是一副烂摊子，内忧方面长期延续的党争并没有结束，官员上下贪贿盛行，国家军队疲弊，已成私人武装之势。而真正面临的是滔天的外患，席卷关中西北如火如荼的农民起义和关外蒸蒸日上的满清势力。
崇祯苦苦思索，冥想治国之策，不管政务繁忙，例行的经筵与日讲从未中断。学习四书，五经，《资治通鉴》，甚至把已经停讲的《春秋》也搬了出来，讲《春秋》的文震孟被皇帝擢升礼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崇祯这番用心良苦是为了能在先贤和史书中找到治国的良策。
读史知史可知兴替的古训这谁都知道，从古籍中找到治世济民的良策也不能讲有错，可是没有放之四海皆准的真理，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史册记载的情况氛围只适合于当时的时势，变化是绝对的，不变是相对的。当然我们不能苛求崇祯懂得现代哲学，可著书写论的那些夫子，经筵日讲上的煌煌而言的讲官，哪一个不是大义凛然，非此即彼，四维既张。
我们读史的学史的人往往也奉之圭臬，作为学子，老百姓也罢了，可偏偏这位九五至尊的皇帝成了读死书的典型，书读了一半，那些个经史子集成了束缚手脚的桎梏。不做徽，钦那样的亡国之君，但是也绝不像宋高宗向异族投降妥协偏安一方，不能背上投降派的骂名，兹事体大，是崇祯心里难言明的底线，凡是触碰到这根底线的事，他会像个偏执狂一样做出匪夷所思的事来。
当时的满清还远远没有想吞并入主中原的想法，那时实力还不够，所以有建议朝廷先于清讲和，集中国力剿灭起义农民军，攘外必先安内。但这种提议只是停留在萌芽，君臣上下主流是不自觉得把和满清议和与南宋的投降政策相提并论，来个谁也不愿出头当秦桧，好笑的是也没人能作岳飞。
崇祯在这重大国事上与其说是下不了决心，还不如讲是抹不开面子。更令人好笑的是皇太极倒是想得开发了话，“然而明主，非宋之裔，朕也非金之后，彼一时也，此一时也”，唉！没有经筳日讲的皇太极倒懂得此一时彼一时的朴素唯物论。最后出了个“倒霉蛋”兵部尚书陈新甲，崇祯用此人试探性地伸出了一脚，没料想事情八字还没一撇就暴露在光天化日下，为了崇祯的底线，面子，陈新甲只能抵命保全了，大明谁还敢和满清议和。
议和，偏安，南宋那帮君臣已被后人骂够了，再也没人敢提，怕戴个卖国贼的帽子，在理论上无形之中崇祯已经把自己的退路堵上了。名节重要啊，哪怕死扛，以江山社稷为代价在所不惜。
崇祯的决策绕不过这个弯弯，崇祯二年十月开始，满清铁骑绕道蒙古，入长城，屡犯京师，有大臣就提议迁都南京，那里有皇宫有政府班子，崇祯那时刚刚继位，正想大干一场，对自己肚子里从古人那里学来的治国之策信心满满，哪里看得到京师没有战略纵深，在西北和东北两翼夹击之下。
1644年初大顺军席卷山西，克太原，下大同，转眼进逼北京，火烧眉毛了。大臣李明睿主张迁都南京，这时应该说是千钧一发该最高当政者决策的时候，崇祯帝故伎重演，招李明睿说“朕有此志久矣，……朕志决矣，诸臣不从，奈何，尔且密之”。到这时候了，这么大的事，自己还躲在背后，让李明睿去说服组织大臣合力体面地离开北京。
崇祯想咋滴，他是想大臣们联合起来主动求他离开，三劝四劝，他再三推辞，大臣们苦劝不行，集体在太极门前上吊请命，崇祯这才同意南迁，他就要这个效果，但这是他做梦的场景，是他一厢情愿的想法。
大臣们这时各怀鬼胎，能一致同意迁都么？大明气数已尽，到现在来讨论这个问题已晚无意义，大臣们的家产，田地，经营都在京师华北，南迁势必付出成本有所损失，做臣子的侍奉哪家皇帝都一样磕头，新主子来了顶多交点钱（他们只想对一半），在新朝再谋个职位不算难事。
你皇帝守社稷也好，太子去南京监国也罢，是你做皇帝的本份，与我等己无瓜葛。当然这种只是心理活动，那帮大臣表面要么表示沉默，要么就大义凛然坚持皇帝守社稷。后来大顺军入城一个个趋之若鹜地也证明了他们的这般想法。
直到兵临城下，李自成还和崇祯谈判，只要封王，划山西，陕西，他负责平定其他义军，还为明出力抗击满清。但崇祯一想到像徽，钦成为阶下囚，再想到像高宗那样偏安一方，苟且偷安，为后世笑话，拒绝协议，奔赴煤山，而和他一起守社稷的只有太监王承恩，其他都准备急着迎闯王去了。
三百多年后我们作为旁观者来聊崇祯坚持不去南方，想想他所接受的传统教育，当时的社会环境，舆论氛围，换作你我呢？是不是也势必做出这种选择，我们不能跳出历史的框框去要求历史人物，这才是活学活用历史知识的要义。
（一家之言，欢迎指正。）
看遍山川
1644年，李自成攻入北京，崇祯帝于煤山自缢殉国。早在崇祯即位之初，这个16岁的少年以雷厉风行之手段收拾了魏忠贤。民间欢呼不已，称颂他为“圣人出”（《五人墓碑记》），然而明朝庞大的文臣集团对君权的限制，使这个末代帝王无能为力。
根据《明史·后妃传》则记载，崇祯的皇后周氏提过这样的建议：“周后尝以寇急，微言曰：‘吾南中尚有一家居。’帝问之，遂不语，盖意在南迁也。”连皇后都百般提醒，如此聪明的崇祯皇帝为何面临着北京城摇摇欲坠、北方农民起义军遍地都是、东北后金军虎视眈眈，那么为什么不迁都南京，再复兴明朝呢？
最关键的是南明政权都一直发展到了康熙年间才被消灭，这说明什么？说明崇祯完全有可能南迁，重建明朝，和鞑子一争高低，但是崇祯却在煤山上吊而死，没有南迁，原因有三：
1、晚明朝堂风气败坏，文臣碌碌无为
晚明整个朝堂的风气，整个士大夫群体的风气已十分败坏，他们乐于善于说一切大话，空话，并且喜欢给别人扣大帽子，不管是大臣还是皇帝都没有关系，因为只有他们才是道统，才是政治正确。然而在具体的事物上，他们虚伪，可耻，玩忽职守或者干脆是庸碌无为和坐以待毙，而碌碌无为的人更大的特点还喜欢给别人下绊子，这也是崇祯皇帝那句“文臣人人可杀”的来历。
2、明朝是个“天子守国门，君王死气节”的刚强王朝
朱棣曾说过一句话，“天子守国门，君主死社稷”，事实也证明崇祯做得很好。尤其是崇祯死前说的一句话，“任贼分裂朕尸，勿伤百姓一人”，这句话是悲壮的，同样也可以看得出他的决绝。所以南迁这种明显因为“打不过、搞不定”，有着明显“逃跑”倾向的策略注定会让做出这个决定的君主“遗臭万年”。
3、崇祯是一个天性多疑、优柔寡断、刚愎自用的君王
崇祯对于官员的残暴，崇祯在当时文臣阶级乃至文人的眼中，无疑是个暴君：在位十七年通过锦衣卫等特务机关，以各种莫须有的罪名诛杀无辜地方官员及朝廷重臣，极大的损害削弱了明朝上层阶级的利益。
崇祯是知人善用的，危卵般的成长经历埋下了他多疑的性格，再加上明末的文官与君权的利益及对抗，通过对官员的不断调换问罪，削弱文官集团的势力及影响力，同时也为平衡各方势力不至于出现较大的动荡局面，麻痹文官集团，而进行妥协，其中冤杀袁崇焕即是例子。
崇祯一心想做名垂青史的圣君，根本不能承受这种失地失国的罪名。所以他选择了自杀，而非是南迁。
造了他十几年反的李自成曾这样形容他的：“君非甚暗，孤立而炀灶恒多；臣尽行私，比党而公忠绝少。”（《登极诏》）李自成是在明朝统治下活不下去才铤而走险，与崇祯皇帝有不共戴天之仇，但他这段却说的客气之极，分明就是“君非亡国之君，臣皆亡国之臣”的文雅说法。
我想，崇祯南不南迁恐怕都改变不了清朝统一天下的局面，明朝的灭亡实在是大势所趋，神仙也救不了。
阁中论史
不是不想南迁，只是他优柔寡断，既想“做婊子又想立牌坊”是崇祯南迁之事失败最好的解释。
崇祯冷酷嘎恩想必群臣都心知肚明，自冤杀袁承焕之后，朝臣基本看透了崇祯真面目了。制约东林党的魏忠贤死了，东林党一党独大，这些读书人只会嘴上功夫，全然不懂变通之理。认为南迁首都就是“靖康之耻”，南渡就是投降软弱无能的表现。崇祯有此意南迁，但迫于当时朝内不正常的气氛，自己又不敢坚持南迁，又想让手下朝臣提出来，可朝中大臣害怕其反复无常，宁可亡国也不提出南迁，并且只要崇祯一提出，然后集体反对，以示文人的清高。我估计大臣心里想的是，国家又不是我自己的，天塌下来由你崇祯顶着，崇祯真是无奈之极了。
崇祯想南迁是有记载的：在李自成包围北京之前，崇祯为朝廷南迁还专门招开了个会议，但在陈演、光时亨等东林党成员反对下终未能下决心迁都南京，错过了最后的机会，当李自成大军把北京城围的水泄不通的时候，崇祯只有死路一条了―上吊。
再有一件事就是，崇祯十七年二月丁亥条里有介绍： 在内阁商议南迁事宜时周皇后曾对思宗说“南中我家里甚可居，惜政府无有力持之者”。
周皇后说南方咱还有个家，为什么不迁回去呢？周皇后当时劝说朱由检迁都南京，崇祯不听。【周皇后本人是南方苏州人氏】
秉烛读春秋
01
1627年8月24日，明朝最后一个皇帝朱由检在风雨飘摇中登基了，年号崇祯。
此时的大明王朝已经是千疮百孔，大厦将倾矣。
年轻的崇祯皇帝看到自己接手的这与个烂摊子，很无奈的叹了一口气。
历史上对于崇祯的说法很多，但是严格来说，崇祯还是一个有理想的君主，他试图用自己的自律来励精图治重新恢复大明王朝的昔日辉煌，然而现实太残酷：内有义军，外有铁骑，百官更是昏聩无用。
直到十七年后，帝国的大厦在炮火声中轰然倒塌，崇祯皇帝在在煤山上高呼“诸臣误我”，其撕心裂肺之凄厉在几百年后听来仍是惊心动魄，一个曾经四方来贺的王朝就这样结束了，真是可怜。
然而，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崇祯勤奋了十七年，仍然没能躲过帝国覆灭的命运，绝对不是一个可怜就能说清楚的。
与他的勤奋想比，更让人扼腕叹息的是他的优柔寡断。
如果，当初没有那么正义凛然的【国君死社稷】，而是采取了“南迁”是不是又会是另外一种情况呢？
只是，历史没有如果，更不可能重来，所以，我们只能惋惜的看到大明帝国的覆灭。
1644年5月形势图
02
1644年，农历甲申，崇祯17年。
这一年，天崩地坼，山河巨变。
外有满清的虎狼之师，内有李自成这样的“流寇”势如破竹，大明王朝已经【溃烂莫可救】，如一个风烛残年的老者在苟延残喘着。
这年的正月，李自成在西安称帝，建立“大顺”政权，公然的给崇祯敲响了丧钟。
十二月，李自成渡过黄河进攻山西，所到之处无不披靡，李自成的目标已经很明确了：打到北京去，皇帝轮流做，今年到我家。
摆在崇祯面前的只有两路：一是死守，不成功则成仁；
二就是迁都南京，战略性撤退，凭借长江天险重振旗鼓以图再战。
从皇帝崇祯到文武百官，其实内心里都像镜子一样明白，第一个方案简直就是扯淡。
从去年孙传庭潼关兵败身亡之后，大明王朝最后一支最听话最能打的主力部队也已经不存在了。
驻守在各地的左良玉，刘泽清，吴三桂等人虽然都手握重兵，但是崇祯根本就指挥不了他们了——他们都在隔岸观火，只考虑自己的利益，崇祯这时候穷的连军饷都发不出来了，他们才不会傻到去给一个只会许空头支票的老板卖命呢。
后来的事实发展也证明了他们就是有奶便是娘的军阀本性：李自成兵临北京城下，镇守山东的刘泽清公然抗旨，拒不奉诏出兵勤王，反倒舔着脸说【天下变，山东不为他人有耳。】
清军的铁蹄刚刚踏上中原的土地，刘泽清立马就投降了。
两个方案对比起来，显然“南迁”这一计划更具有可行性：明朝施行的“两京制”，在朱棣将首都迁往北京之后，南京就成了留都，保留了一整套的国家机构，平时就是安置闲散官员的养老院，但要是像现在这样的危急关头，南京无疑可以马上发挥出“备份”中央的作用。
而且，南京所管辖的区域相当于现在的上海，江苏，是大明帝国最富庶繁荣的地区，此外，在长江流域在江南地区，有着大量的明军部队，光是盘踞在武昌的左良玉手中就有20万人。
说白了，如果迁都到南京，钱，粮，人这些问题都不再是棘手的问题，就算不能东山再起，最起码也可以暂时划江而治，保住江南的半壁江山不至于亡国。
03
“南迁”的方案这么好，崇祯为什么非要死守着已经支离破碎的北京城，傻了吗？
当然不是，崇祯也不是没想过要还都南京，早在两三年前，崇祯已经动过这样的念头。
只是这样做，隐藏着一个极大的道德风险问题：堂堂大明天子竟然置黎民百姓与不顾弃京师而逃，成何体统？
这件事儿让作为国君的崇祯如何能说的出口？
按照崇祯构想的，剧本应该是这样设计的：
大臣：皇上，形势很严峻，再不走就来不及了，赶紧颠儿吧。
皇上这是时候应该是一脸凛然：混蛋，我是天子，咋可能做出这样有辱祖先的事儿，成祖皇帝曾经天子守国门，那么如今就让朕死社稷吧。
众大臣再次以首叩地：皇上，这不是逃跑，这叫撤退，我们现在的撤退只是为了日后的占领啊！
皇上此时应该是犹豫的：你们说的是真的？这真不是逃跑吗？
众大臣信誓旦旦：真的，骗你是小狗，咱们只是战略转移。
皇上一拍桌子：那还等个屁啊，赶紧收拾东西，往南京去。
可惜啊，崇祯的剧本设计的很好，奈何他找的这一帮子演员根本就特么不按照的台词来说，反而像陈佩斯那个光头一样老是来抢戏。
1644年二月，山西陷落，站在北京的城墙上，已经能感觉到李自成手里钢刀上发出的逼人寒意。
火烧眉毛了，都御史李邦华，户部尚书倪元璐等人再一次将“南迁”的方案在朝堂上提出来。
崇祯很感动：终于特么有人说出了我的心里话。
【帝得疏意动，绕殿行，且读且叹，将行其言。】
这个时候的崇祯心里应该是这样想的：赶紧再来几个人劝我吧，我一定稍微推辞一下就下台阶了，来呀，赶紧滴。
然而，让崇祯失望了，想演戏的崇祯真的等到了一个强行给自己加戏的龙套。
他叫光时亨，一个七品小官，安徽桐城人，时任兵科给事中。
虽然只是个芝麻官，然而这个光时亨却分明是个“戏精”，很懂得把握时机抢镜：【兵科给事中光时亨大声曰：奉太子南往，诸臣意欲何为？将欲为唐肃宗灵武故事乎？】
光时亨说的是唐朝安史之乱爆发时，唐玄宗西逃入蜀，玄宗之子李亨北上朔方军大本营灵武，直接登基继位，称肃宗，尊李隆基为太上皇，后来李隆基被迎回长安，可是已经完全丧失了权利被软禁起来，最后郁郁而终。
光时亨的这几句话太厉害了，直接点了崇祯的死穴：你不怕你儿子到了南京抢班夺权？你想上演唐玄宗的那出戏码？
同时也给主张南迁的那伙人狠狠地捅了一刀：你们憋着要南迁，都没安什么好心吧？
崇祯的脸当时就白了——虽然这个戏精很讨厌，强行破灭了自己的南迁梦，可是自己似乎反驳不了他。
打他一顿？
也许他正巴不得自己恼羞成怒揍他呢——明朝末年，文官集团已经彻底的沦落为“精致的利己主义群体”，他们牢牢地掌握着舆论话语权，骂人成了他们的工作主要内容，占据着道德的制高点，骂同事，骂领导，骂皇上，骂的人级别越高越有成就感，最后是能惹得皇上恼羞成怒打自己一顿以此来显示自己的直言敢谏而在史书上留下自己的名字。
04
光时亨正是这样一个人，虽然他的级别很低，但无疑他是很聪明的，世俗老道，善于表演，更善于利用“道德”和“正义”的大棒子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动不动一开口就是“民族大义”“仁义道德”，一旦有人要动议“和谈，他们立即就跳出来群情昂扬：说和谈的都是卖国贼，我们宁愿大明不长草，也要收服辽东半岛。
但事实上真的也要找人上前线时候，这些人的脖子都能缩到胸口去。
崇祯皇帝遵守了他的诺言，吊死在万岁山，以身殉国。
被光时亨痛斥为投降派的李邦华也自杀殉国，临死前在阁门留下遗言：
【堂堂丈夫，圣贤为徒。忠孝大节，之死靡它。】
令人大跌眼镜的是光时亨这个激昂慷慨的演讲者却一转身投降了李自成，被李自成任命为“兵谏议”，继续干着自己提意见的老本行。
最为精彩的是，他还写信给自己在南方的儿子：
【诸葛兄弟，分仕三国；伍员父子，亦事两朝。我已受恩大顺，汝等可改姓赵，仍当勉力读书，以无负南朝科第也。】
真的想为这位戏精鼓鼓掌，要是那时候有奥斯卡，光时亨不捧回一座小金人真的都对不起他的演技：在这样纷扰的世事中，还能这样冷静的作出分析，自己在李自成手下当着官，嘱咐自己的儿子好好读书以期在南明的朝廷中谋求一官半职。
这是不是现代人说的“鸡蛋不要放在一个篮子里”？
难怪崇祯在临死前还不无怨恨的说：
【朕非亡国之君诸臣尽亡国之臣尔】【是文臣个个可杀】【诸臣误我】。
如果在临死前，崇祯还能记起光时亨这样一号人的话，我想崇祯一定会在心里提着名字咒骂他他的。
后来，光时亨在李自成的手下也不好混（大顺很快就玩完），又南下投奔了南明弘光政权，结果被马士英弹劾论罪，最终被斩首，罪名就是：
【力阻南迁，致仕先帝殒命社稷。】
最光明最正确的路往往是死路：阻止南迁道德正确，投降李自成民心所向，再跑到南京不忘前朝…但加起来就是个死。
老王见过太多各种跳槽涨薪资的，职位越来越高，薪水越来越好，但圈子就那么大，很快没人要你，结局都会很惨淡，最后只能靠给自己加戏活在江湖上…
汉周读书
崇祯以身殉国，尽管留名史册，受到后来人的尊敬和惋惜，但崇祯真心并不想殉国。
他想活！
↑崇祯帝被群臣拖了后腿↑
当时虽然形势危急，燎火遍地，内忧外患，但崇祯帝仍有两个选择作为生路：与清议和，全力镇压国内起义军；另一条出路就是南迁。
这次我们来好好说一说崇祯南迁之路为何没走成，一句话：被后宫和群臣坑了。
首次提出南迁之议的，不是别人，正是崇祯帝朱由检本人，当时内阁首辅是周延儒，崇祯帝和他密议首都迁往南京一事，结果消息走漏风声，传到了懿安皇后张氏那里，张氏坚决表示反对，因为懿安皇后在崇祯帝朱由检登基过程中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朱由检视张氏如同母后，非常尊敬，因此这次南迁之议不了了之。甚至朱由检想查出谁走漏了风声，因为张氏的守口如瓶，也没什么结果。
崇祯十七年正月初三，崇祯帝招左中允李明睿，询问“御寇急务”。李明睿坦诚的建议崇祯帝南迁，并指出这是唯一缓解当务之急的对策。
↑孝哀悊皇后张嫣反对南迁，最终殉国↑
这一下就燃起了崇祯帝南迁的心思，君臣对谈到深夜二更时分，制定南迁具体事宜。
平心而论，南迁确实是当时摆脱困境的唯一方案，但要想落地实行，并不容易。
崇祯帝打算先把南迁的好处告诉群臣，说服朝廷大臣们达成一致。
不久李明睿公开上疏，建议南迁，
他指出：如果皇帝南迁，京营兵可以护驾，这就有了可行性；再者，沿途可以招募数十万士兵，并且所经地界如山东，以及凤阳的中都都可以驻跸，暗示一路南下会不断收获军民支持（虽然言过其实，有点吹牛皮）；最后，长江中游有左良玉十万大军，长江下游又有江北四镇，多达四个总兵的军队扼守长江天堑，南京驻守的大臣史可法可以寄托大事，以此忠臣良将，可以建立中兴大业。
↑崇祯帝最终也奈何不了群臣↑
崇祯帝把李明睿的奏疏交给内阁讨论，没想到遭到了巨大阻力。
首先跳出来的，正是内阁首辅陈演，他反对男枪，并授意兵科给事中光时亨出门上奏疏，驳斥李明睿的“邪说”，甚至声色俱厉的扬言：不杀李明睿，不足以安定民心。
其实这种反驳说辞，是典型的道理说不够，就上刀棒棍。陈演你要是有理有据反对，那就说出来啊，可他内心的小九九是极为隐秘的，其实是想保住他在京城的庞大家产。而内阁诸大臣皆不明确表态，一个个都是老狐狸。
崇祯帝不糊涂，他支持了李明睿，训斥了光时亨，当面说道：“光时亨阻朕南迁，本应处斩，姑饶这遭”，这番表态，表明了崇祯帝已有妥协之意。
同年二月二十七日，鉴于形势危急，崇祯帝在文华殿召开御前会议，讨论战守。都察院左都御史李邦华支持李明睿的“南迁”方案，他考虑到朝廷重臣的顾虑和阻力，他提出一个过渡方案——由太子“监抚南京”，留下一条退路，维持万民的希望。
李明睿则一如既往，极力主张崇祯帝本人南迁。内阁首辅陈演对拔弩张，坚决反对南迁。陈演放出南迁的消息，鼓动言官制造舆情，猛烈抨击“南迁”主张。
那么，舆论为何会给崇祯帝造成如此巨大的压力呢。
因为舆论的指责，句句都是崇祯帝不敢承担的政治压力：一旦南迁，意味着放弃宗庙陵寝，意味抛弃了京城百万黎民，意味背叛了“国君死社稷”的道义正统。
崇祯帝开始退缩了，对于李邦华的过渡方案，他并没有同意，理由是：“朕经营天下十几年，尚且无济于事，太子年轻，做得了什么事。”这次南迁又不了了之。
↑魏藻德老奸巨猾，最终惨死↑
虽然没过多久，陈演就被罢免，但继任的首辅魏藻德更是老奸巨猾，始终对南迁之议不置可否。巩永固，项煜再次提起南迁的时候，魏藻德都在场，却一言不发，用沉默表示反对，崇祯帝在龙椅上耸身舒足，仰天长叹。
崇祯帝的周皇后倾向于支持南迁，最终无法成行后，她对崇祯帝遗憾的说：“南中我家里甚可居，惜政府无有力持之者”，一语道破天机，没有内阁首辅和行政系统的支持，崇祯帝走不了。
这次南迁计划失败后，崇祯帝让驸马巩永固传口谕，要求重臣守京师，皇帝准备“圣驾南巡，征兵亲讨”，但那些老奸巨猾的官僚们担心崇祯帝一走，诸大臣成为农民起义军发泄怒火的替死鬼，拼命阻止崇祯帝离开京城，崇祯帝竟无可奈何。
除了流泪，除了下罪己诏，除了大作佛事祈求天下太平，崇祯帝已经再无法子可言了。
↑刘宗敏虐杀陈演和魏藻德，真是让人感到痛快！↑
那陈演当初为什么极力阻止崇祯帝南迁呢？因为他在京城中早就囤积下大量财富，他当然也想逃跑，但舍不得这些家产，待李自成攻入北京城后，他心怀侥幸，主动向李自成座下大将刘宗敏献上白银四万两，试图“有钱能使鬼推磨”，跟着大顺军继续混日子，可是他的家仆告发他家中地下藏有白银数万。
刘宗敏派军到陈演家里掘地三尺，果然发现大量白银，刘宗敏大怒，大刑伺候之下，陈演又交出黄金数百两，珍珠成斛，终于从牢房中回到家里。
没想到，短短几天后，李自成兵败山海关，匆忙离开北京城，在他临走前，特意将释放在家的陈演及其儿子斩首。
魏藻德也是被刘宗敏用刑求钱，连遭五天五夜酷刑，脑裂而死，咎由自取。
而孝哀悊皇后张嫣，则在李自成入京后，在自己的寝宫上吊自尽而亡，殉国明节。
有陈演，魏藻德这样的群臣，崇祯帝说的那句“然皆诸臣之误朕也”，堪称字字见血。
我见青史多妩媚
崇祯在死难前，朝廷在经济、军事、政治已经支离破碎，无以为继，否则也不会傻到自杀。
到此不存在"迁"这个概念，有什么可以迁呢？
首先朝廷没钱财可转移，否则李自成也不用心有不甘地掘地三尺，说大明朝廷没钱那帮弟兄谁信啊，因为李自成这么作的目的应该不是仅仅因为贪财，那样理解就家庭话了，他已经占领了北京，可能一切慢慢地都是他的了，但李自成慢不起，"流寇"属性决定了他必须找到钱粮，养活和奖赏他的弟兄们，否则就会乱，但没办法，还是……
其次官员、军队在利益耗尽时，都三个心眼了，其实早就三个心眼了，这只能怪崇祯和他身边的人，远的毛文龙的属下早已随着毛的离去而离去，近的山海关剩下的军队也随着袁崇焕的境遇而郁闷不已，而那些只会站在背风地说大话的文官脑袋比谁都灵光，理由都更充分 ，谁会跟他走？没可靠的人保护怎么走，走到谁的窟窿里？
最后，人心散了，队伍不好带啊，连小偷都知道，何况大盗盗国这个道理！控制力是关键。何况烽烟四起，且前有闯王后有后金，往哪里逃？纵使他的皇族贵戚，都落水前捂紧钱包绑在身上，都觉得他是霍霍钱财的败家子，纵使出去了，没有控制力的他，还会被人们拥戴为昨日的他吗？
上面说的是大局，接着说个人，崇祯是有理想根红苗正的好青年，是有面子和里子的，曾经也朝堂向南，意气风发，"斩杀"了魏忠贤，东林党人又助他威武了几下，挥了几下大片刀，真是自觉从此旭日要东升！从他以前的折腾就可看出来，只不过折腾反了，"什么什么误我"，真的不能怪别人！
世界上就怕愚蠢的聪明人，那是没救，到没救的那一天，会郁闷得无以自拔，想不明白啊，还要想，再加上面子，和考虑以后身前身后的尊严，唯有一死！
崇祯作为一个想做事的政治人物，在他的概念里就不存在好死不如赖活着，他的作为不代表他一无是处！也是生不逢其时，换个年景或许是个好皇帝！
看那画像修饰得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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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有的时候很固执，专断且武断；但有的时候他又很犹豫，优柔且寡断
所以，在信任大臣、任用武将上，要么不用要么就往死里用
但是，在面临巨大压力（对金和谈、南迁）的时候，却又犹豫的要死
执政十七年，时而用力过时而犹豫不前的朱由检，最后的选择是在景山上自缢而死
很多人都认为，是崇祯的自负和决绝导致了大明的快速灭亡
如果崇祯选择南迁或是立太子为帝南逃，以南京为根据地号召天下兵马勤王，或许就不会出现南明群龙无首自相残杀的局面了
所以说，在最重要的节点，崇祯做出了最差的应对
本有南迁之意的崇祯，为何最终又放弃了？
关于这个问题是很难解答的，因为我们不是崇祯，我们也不知道他到底想的是什么
但是有一点比较肯定，他曾经想过南迁，就像他曾一度想要和后金和谈
问题是，和谈崩了可以理解，毕竟国家还没到亡的时候；可南迁之议提上日程的时候，明朝已经摇摇欲坠，几近灭亡了啊！
可是我们的崇祯同志就是没有选择南迁，诸多史料记载是因为大臣的阻挠导致，可决定权还是在崇祯手里的，纵使有人反对有人拒绝，皇帝一声令下，谁敢抵抗？
别拿内阁的封驳权来说事，崇祯一朝皇帝说话还是有分量的
没人知道崇祯在临死前写下的“诸臣误我”是声嘶力竭的控诉，还是对于自己优柔寡断的辩解，我们不得而知。但是有一点是确定的
崇祯死前，并未效仿前朝亡国之君进行禅让（留下嫡系和旗帜）
到底是崇祯的性格问题，还是明朝政治制度腐败的锅
明末文官集团，为大明的覆灭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自从魏忠贤倒台之后，再也没办法达到相互制衡制约，推动国家发展的高度
以往的阉党，虽然无恶不作却也铁板一块，执行力是没得说。可东林余孽上台之后，互相攻讦、争权夺利，目的只有一个——权力
缺少了太监制衡，满口仁义道德的士大夫阶层，彻底解放了。随之而来的就是崇祯只能一个人跟这帮子老油条拔河。而结果很明显，崇祯是失败的
在外作战的将领，无法面见崇祯陈述作战计划，只是因为崇祯的宠臣从中作祟。而这名将领随后蒙冤入狱，错失作战良机。
一心为国的战将，对外作战得不到友军的支持，最终战死沙场，还是因为崇祯宠臣的授意。
上文提到的宠臣，是大明最后一位比较有能力的首辅杨嗣昌，有着卓越的军事能力和战略眼光，唯一的缺点就是打击政敌不遗余力
死掉的两个人分别是孙传庭和卢象升，孙传庭历史评价为大明最后一根支柱，卢象升是农民军口中的卢阎王
纵使是忠心耿耿以死报国的杨嗣昌尚且如此，何况是温体仁、魏德藻、陈寅之流
所以说，文官集团的腐烂促使了大明的迅速败亡
南迁是否可行？如果真的南迁会是怎样？
很多人诟病崇祯昏庸，倒是不说他执政期间的问题，而是他最终的决断
作为明朝历史上最勤政努力的君王之一，崇祯是典型的实干派。执政十七年间，他吃得很少、娱乐很少，天天干活，三十多岁看起来跟五十了一样
可为何如此勤政努力的崇祯，不说是认可，至少要理解一下吧？
问题就在于，他最后的决定实在是抹杀了他所有的努力！
如若南迁或者立太子为帝，那么在广袤的江南地带，可以凭借南京城重新建立政权，毕竟南京有着与北京一样完整的政治体系，再加上大量投奔而来的忠君爱国志士，是有机会再次问鼎天下的
根据历史发展的轨迹，我们也可以看出，当时的南明的确因为内耗问题而被快速消灭。如果崇祯立好继承人再死，不仅名正言顺，还能激发大家的斗志（为先帝报仇）。南明不仅得人心、还能聚拢天下勤王军共同作战
固执的崇祯，还是选择了最决绝的一种方式。他遵守了成祖“君王死社稷”的教诲，只是却也忘记“天子守国门”的要求
已成气候的李自成、张献忠虽然拥兵自重，但绝对不会跟满清握手言和
崇祯如果南迁，吴三桂很有可能不会投降清朝而是会投奔南明，由此所造成的连锁反应就是
李自成不会被拥有吴三桂的满清所破，败亡山海关。而张献忠或许也不会在孤军奋战中被部下所杀，天下则势必会进入割据状态
如此看来，大明光复的那一天，倒是指日可待。只是历史没有如果，他只有曾经
满清在吴三桂的帮助下快速击败了李自成和张献忠，而南明由于立储问题内耗不断，早就自乱阵脚，根本没有竞争力
满清用了最小的代价入关并成为中原之主，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满清就是靠着几十万明朝降军和大量降将夺取了大明的天下，而且入关时打的旗号就是为崇祯报仇
如此看来，崇祯如若泉下有知，会不会后悔自己当初的决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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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身黑白的精彩
崇祯帝在位主政十七年，错误的判断和抉择无数，流贼不可招抚而抚之，满清可以谈和而不和，官军两线作战顾西失东疲于奔命。一而再、再而三、四次的被张献忠、李自成等农民军的诈降伎俩所欺骗，导致贼势猖獗，形势恶化到无法收拾。
到了1644年初，李自成率领数十万农民军直奔北京杀来，唯一正确的办法就是及早南迁，何况永乐帝朱棣实行两京制，大明朝二百多年在南京一直存在一个留守政府（影子政府），吏、兵、户、刑、礼、工六部齐全。
哪怕崇祯皇帝从北京一个大臣都不用带，只身一人来到南京也毫不害怕，支起个桌子就可以办公了。应该把被战乱祸害十几年己经残破不堪的北方丢给李自成和满清，让他们拼斗厮杀去，自己带领皇子和少数忠良官吏迁都南京。
南方人口稠密，粮赋重地，人心向明。利用南方半壁江山选将练兵，待机而动，收复失地，歼灭敌人，崇祯这个愚蠢昏庸只要虚荣脸面不要性命江山之人既不肯南迁，又不准太子、皇子南迁，非要坐以待毙、吊死在北京，断送了明朝所有的希望，实际上是极其不负责任的做法。
流贼闻之心胆摇
要说崇祯为什么选择吊死煤山，而没有迁都南京。
我试着用另外一个角度去解释一下，那就是“文臣个个可杀”背后的君臣关系。
大明王朝风雨飘摇，崇祯皇帝也知道待在北京很危险，而且明朝的制度就是在南京和北京同时有一套行政班子，要是迁都，他可以再谋天下，但是为什么崇祯最后还是没有走成，在城破之时，吊死在煤山呢？ 而且就算从孙传庭战死开始算，其实崇祯有着大把的时间迁都。其中有个叫李明睿的大臣还将路线规划好了，以“祭孔”的名义先到曲阜，再慢慢转到南京。 最后因为群臣反对，少有人赞同，提出了“君死社稷”的说法。为什么崇祯最后还是没有跑成呢？ 
“不到黄河心不死”的心态在作怪
因为明朝历史上，北京城被围了5次，但是最后都没事了，所以心态有点疲了。其中最有名的应该是“北京保卫战”。所以或多或少，明朝群臣还是抱有一丝希望的。
政治正确
当年“土木堡之战”，北元围攻北京，有个叫徐有贞的建议迁都，但是这个时候明朝乃至中国历史上有名的于谦站了出来，组织了北京保卫战，击败北元；好死不死徐有贞后来发动“夺门之变”，帮助英宗复位，还谗杀于谦等人。在明朝后代人的心目中这是“奸臣”形象。所以“南迁”约等于“奸臣”，这种政治把柄不能落下。
群臣关系不好
（一）君对臣
1.刻薄寡恩
崇祯自诩是一个好皇帝，甚至还看不起唐太宗的兄弟相残。但是就是这么一位皇帝却极其吝啬，可以说是刻薄寡恩。孙传庭是明末很会打仗的，他早前就和洪承畴等人打得李自成差点没了气，后来因罪入狱，再被起用。最后潼关一战，孙传庭牺牲，崇祯怀疑他是不是炸死，然后逃跑了，没有给他任何追封。
2.猜忌，好杀人
好杀人的背后不单单是猜忌，更多的是崇祯不愿肩负责任。他在位17年，杀大学士（内阁）就两人，整个明朝就杀了四个内阁；四个尚书；二品以上更是十余人。更有大臣在押赴菜市口的时候破口大骂崇祯皇帝，这在古代是得有多恨皇帝菜干得出来这种事。
（二）臣对君
崇祯对臣子不好，群臣对皇帝也就没有同仇敌忾的心了。
1.皇帝不揽责，臣子不作为
明末，李自成都已经快把大明朝掀翻了，吴三桂的关宁铁骑作为最后一张底牌迟迟没有掀开，崇祯找大臣陈演和魏藻德商议，但是二人就是没有草拟吴三桂回防的命令。因为万一出事，崇祯会秋后算账。 崇祯早前和李自成结下城下之盟，对付后金。但是还是由于没有敢背锅，所以崇祯也就不了了之了。 
2.皇帝小气，臣子更抠
明朝最后国家没有钱了，找大臣众筹，大家都不给，都说没钱，甚至连国丈都只给了一万多两。李自成进城，崇祯和周皇后的遗体，大臣都没有理会，最后还是一个六品主事买了薄棺处理的。 
崇祯的这帮大臣，大部分都在李自成进城以后改投“李氏王朝”，这帮人没有骨气吗？要知道后来清军入关，多少文人都是全家赴死的。所以这不仅仅是大臣的原因，崇祯也是有着极大的性格缺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