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留學生是不是都很有錢？”幾杯啤酒下肚後，足球社的藤井後輩這樣問道。我竟一時語塞，身邊家境優渥的朋友確實不少，但放大到整個留學生群體，我只能回答：“我也不知道啊。”
酒局結束後，這句不經意的玩笑話一直埋在了我心裡，揮之不去。
2017年5月，在日本的中國留學生總數首次突破十萬大關，佔赴日留學生總數的40%。然而，對於這群數目龐大的留學生，大部分人對他們的生活卻知之甚少。
他們為什麼選擇前往日本唸書？現在正過著怎樣的生活？帶著這些疑惑，我揹著相機，敲開了一百多位中國留學生的家門。
以下，是其中的十四個故事。
我做了半年快遞員
晶晶，24歲，學習院女子大學
18歲那年，一句日語都不會的晶晶，獨自來到日本求學。
為了減輕負擔，她找了一份快遞分揀的兼職，收入不錯，還不用說話。
晶晶每天負責的工作，是將流水線上的快遞搬到指定的區域內。而偌大的工廠裡，目之所及全是四五十歲的中年大叔，像她這樣的年輕女孩簡直是異類。
這是一份紮紮實實的體力活，遇到大件物品，晶晶只能靠在傳送帶旁，用身體做支撐，常常一個通宵下來，腿上全是深深淺淺的淤青。
半年後，晶晶練熟了日語，換了新的兼職。目前她在會計事務所當助理，也準備申請相關方向的研究生學校。
最窮的時候，就撿過期便當吃
一木，24歲，大三
來日本四年，除了大一的學費，一木沒問家裡要過一分錢。
最困難的時候，她打了三份工，在超市後廚做壽司，在便利店收銀，在築地的海鮮店做服務生。一週七天排得滿滿。
便利店晚上會統一處理掉當天的便當、炸雞和三明治。為了省錢，一木就從這些“過期食物”裡挑出喜歡的，一天只吃這一頓。
一木說，她來自單親家庭，原以為自己跟母親截然不同，所以才會經常吵架。出國這些年，她才發現自己身上有不少她的影子。
她會像媽媽那樣，把房間收拾得乾淨整潔。而媽媽最辛苦的時候，從來不會向姥姥開口。
我在日本做代購
時雨，24歲，嘉悅大學
留學之餘，時雨做起了代購生意。客戶都是老家的親戚朋友。他說：“天津人不愛化妝，如果我家在上海，肯定賺翻了。”
最離奇的一次，是國內的哥們兒請他代購日本“土特產”，時雨咬咬牙也捎了。
這個原來對化妝品一竅不通的男生，如今對資生堂眉筆、Mac睫毛膏、“大表姐”口紅如數家珍。去年回家，他還給媽媽買了一支YSL的最新款香水。
媽媽從不阻攔時雨的決定，總覺得離異後虧欠了兒子。聽時雨說想去日本留學，媽媽說：“只要你想學，我就依著你。”
在東京，出門要帶一堆鋼鏰兒
戚七，24歲，房地產銷售
戚七面試的第一份兼職，是一家中餐館裡的服務生。店長打開菜單，讓她用日語念菜名。戚七支支吾吾地念了，對方說：“行，回家等消息吧。”
第二家店是麥當勞，戚七應聘成功了。上班第一天，主管看到了她手上的紋身，面露難色。於是工作又黃了。
那時候，戚七身上只剩下兩千元人民幣。如果找不到工作，就只能收拾行李回國。
幸運的是，她找到了一份沒有任何要求的兼職——切牛舌。只要穿著防護衣，在幾度的冷庫裡站一天，切肉、醃肉、切肉、醃肉。
“怎麼也想不到，我會跑去日本做女工。”戚七說，“不過夏天還蠻涼爽的。”
如今，戚七早已離開了牛舌廠，生活看上去變好了，但整體依然很喪。人生的煩惱循環往復，打工、升學、考試、畢業、工作、業績……“每一天都很累。”她說。
戚七說，她至今不太適應，出門要帶一大堆鋼鏰兒。相比之下，北京的煎餅果子攤都掛著好幾樣二維碼。
但回北京能幹嘛呢？可能只會每天呆在家裡吧。
我一點也不喜歡東京
六六，日本文化大學
六六一臉篤定地說，決不會喜歡上東京。這是她留學的第二年，日子過得昏昏沉沉，除了盼著畢業回國，毫無念想。
煙火大會、日料餐廳、閃閃發光的新宿夜景，都不足以抵消身居異國的不適。六六說，自己始終是個外地人。
她唯一寬慰的時候，是冬天窩在房間的被爐裡，擺好零食和飲料，刷一整天電視劇。
說到來日本的理由，六六從小就喜歡日本文化，喜歡錦戶亮。來日本的第一年，她去了偶像的東蛋演唱會，位置離舞臺很遠很遠，“錦戶亮就只有一小丟兒”。
來日本後，我變得很受歡迎
小白，24歲，武藏野美術大學
小白畫畫時不喜歡穿衣服，衣服有重量，會影響落筆的輕重。
學油畫的小白說，他最喜歡的畫家是梵高，而梵高喜歡浮世繪，他想代替梵高看一眼喜歡的地方。
來到日本後，小白意外地發現自己變得特別受歡迎，情人節能收到50份巧克力。不過這些好意他都拒絕了，理由是“不能只喜歡我的臉”。
小白常年失眠，每天只睡三、四個小時。為了緩解疲憊，他會定時前往東京附近的河口湖進行短途旅遊，繞著湖邊散步，換來一宿安眠。
河口湖附近有一片樹海，也被稱為“自殺森林”，小白偶爾會去那裡閒逛。他形容，樹海的信號很差，容易迷路，但有一條專門留給行人的小路，小路兩旁的樹上常常綁著的紅線——那是準備離開的人們，擔心後悔時找不到回來的路，而特意留下的記號。
小白還記得，一年冬天雪夜，他如往常般在湖邊散步，星星很多，空氣很乾淨。對岸的車站、路燈和月亮倒影在湖中，像極了梵高的畫。
日本同學覺得我很可怕
耳朵，22歲，日本大學藝術學部美術學科
開學頭一個月，沉迷於畫畫的耳朵沒跟同學說過一句話。直到他聽見了班上兩位女孩的竊竊私語：
“那個人畫的好好啊。”
“可是他看上去很可怕……”
耳朵這才緩過神來，自己是不是表現得太冷漠了。一天早上，他對班上同學打了聲招呼，對方愣了一下，趕緊回道：“早上好！”
漸漸，耳朵融入了班級。他是班上的尖子生，每次老師走到他的畫前，只有一水兒地讚美之詞。漸漸地，他學會了分辨：
畫的好，老師會說：“畫的真厲害啊！”
畫的不好，老師會說：“畫的真漂亮啊！”
日本人真的很不擅長拒絕
橘子，22歲，東京造形大學
上海姑娘橘子說，來東京的第一年和第三年，感受是很不一樣的。到了第三年，她開始想念上海的外賣、水果、蔬菜和朋友。
在最喜歡交朋友的年紀，橘子發現自己跟日本朋友間始終隔了層紗。一次，她約同校學姐看電影，對方笑嘻嘻地答應了。出發當天，卻臨時找了個理由爽約。
“其實直接拒絕我就好了，但日本人真的很不擅長拒絕。”她說。
我嫁給了一箇中國人
小曦，28歲，公司職員
在日本客戶的推薦下，小曦辭掉了外企的工作，獨自來東京打拼。她不想考研，覺得浪費錢，打算從語言學校畢業後直接工作。
拍下這張照片的時候，小曦還住在租金便宜的和室裡，地上鋪著榻榻米，下雨天會泛起一股發黴的草味兒。她的房間在二樓，沒有浴室，洗澡要去一樓的房東家借，每次一百日元。
這樣的日子持續了一年多，直到今年四月，小曦如願找到了工作，更換了簽證。六月，東京街頭開滿紫陽花，小曦跟兼職公司的中國前輩結了婚，搬進了擁有水泥牆和木地板的房子裡。
我被中國姑娘甩了
小張，27歲，研一
“留學時能找到女朋友的，只有三種人，有錢、長得帥、做飯好。”小張說，自己顯然不是前兩種。
小張吃不慣日本菜。一開始，他每週和留學生相約去吃海底撈、蘭州拉麵和沙縣小吃。時間久了，便開始自己下廚房，還叫上五三好友一塊兒吃。
三年前，小張鼓起勇氣對喜歡的女孩說：“來我家吃飯吧。”這就樣，女孩變成了女朋友。兩年後，又變成了前女友。
如今，小張回到了六年前剛到日本時的狀態，一人吃飽，全家不餓。“至少生活費比較充足，可以對自己好一點。”他說。
我想在東京買房子
梅原，26歲，房地產銷售
身高180、體重180的梅原，初到日本時，只能蝸居在不足六平米的格子間裡。這是一棟被語言學校承包的大樓，一共四層，每層10個房間，在日本被稱為“學生寮”。
搬進來後，梅原才發現，那一層樓除了他全是女生。木造的房間不隔音，梅原常常能在半夜聽見隔壁女孩吹頭髮的聲音。
朋友取笑他，這明明住進了女生宿舍，梅原卻不以為然。半年後，他和樓下的男孩商量著離開，在池袋附近租了43平米的兩居室。
考慮到家裡的經濟負擔，梅原放棄了考研，成為了一名房地產銷售。
在他看來，這僅僅是一個跳板。不過入行後，他被中國客戶買房的熱情所感染。梅原盤算著，工作幾年，攢點錢，在東京買一套小房子，也挺好的。
我是要成為漫畫家的男人
B，23歲，東京工業大學
下飛機的瞬間，B有些恍惚。同一架航班上的遊客早已有說有笑地離開，偌大的通道上只剩他孤零零的身影。這一稍縱即逝的瞬間，彷彿生活悄然埋下的伏線，“接下來的路要一個人走了”。
B選擇獨行的這條道路，是成為一名漫畫家。這個外形魁梧的男孩，身上透著一股少年漫畫的熱血勁兒——他喜歡《海賊王》，喜歡路飛，想成為漫畫“這片海域上，最自由的人”。
不過東京並沒有想象中的色彩斑斕，東京是灰色的。“這裡不是實現夢想的地方，而是提醒你夢想還沒實現的地方。”他說。
B正在創作第一部作品。出道後，他打算隱藏自己的真實身份，筆名早就想好了，叫“吾輩是熊”。
我是一名“村上主義者”
Izard，28歲，中文教師
Izard稱自己是一名“村上主義者”。
他還記得，第一次接觸村上春樹的作品，是17歲那年在圖書館讀到了《東京奇譚集》，書中收錄了五部短篇小說。這本薄薄的148頁文集，為少年平淡的高中生活帶來了新鮮空氣，從此一發不可收拾。
Izard大學唸的是日語系，本科畢業後又申請了東京外國語大學，專業方向是研究村上春樹。讀到日語原版的那一刻，他才發現，比起林少華的譯文，日文句式更長，節奏更緩，“原版書要比中文厚一倍”。
如今，已經步入職場的Izard，依然保持著閱讀的習慣，村上春樹最新的長篇《殺死騎士團長》還有100多頁沒看完。
“村上年紀大了，變得有點囉嗦。”Izard笑稱，但他依然能從字裡行間找到十年前的那份悸動。
“不知道現在的中學生還會不會讀村上春樹呢，可能連讀書的機會都很少吧。”他說。
我喜歡上了這座城市
小楊，29歲，日本私立大學
2015年，小楊的公司從黑龍江撤資，她所屬的行政部被整個裁掉。27歲的她，發現自己沒錢、沒工作、沒有一技之長。
“其中也清楚，這份工作不可能幹一輩子。”小楊覺得，來日本是個無比正確的決定。從未離家的她，在異國迅速完成了升級迭代，不但學會了做飯，還能扛著重感冒做飯。
“現在把我放在哪個國家，都能生存下來。”她很仔細地說。
小楊計劃，五年內都要留在日本。她還記得，初到東京時，她在超市排隊結賬，不小心錢包掉在地上，零錢散落一地。沒等她反應過來，四周的日本人，不論男女老幼，都齊刷刷地蹲下來幫忙撿硬幣。
那一瞬間，她喜歡上了這座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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