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从易
过去几个月的中国高校并不平静，舆情风波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虽然话语空间时常逼仄，但对相关事件中“珍贵的年轻人”的赞赏仍旧不胫而走。“世上唯有两样东西能震撼人心，一是头顶浩瀚的星空，二是我们心中的崇高的道德准则”，那些珍贵的年轻人重新擦亮了我们内心中蒙尘许久的崇高的道德准则，令人感佩的同时，也叫人心存希望，毕竟星火尚存。
珍贵的年轻人自然是值得赞颂的，不过这恰恰也折射了，在当下，这样的人还是太过稀少。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些年轻人的所作所为，不过是一个合理社会里的正常举动，本该是常态；然而回到当下的语境，这样的正常举动却成了“反常态”。每个人本该是清醒的，但在一个人人装睡的背景下，那些敢于清醒的便由此显得珍贵了。因此，在赞颂珍贵的年轻人的同时，还须检讨，其他年轻人在做些什么？他们的珍贵哪里去了？
▌“珍贵的年轻人”与“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北大数次成为风波的中心。百年以来，北大一直被视为是中国最高等的学府。不仅在于它有着最好的教授、最聪明的学生，更在于它有着最好的传统——它的“兼容并包”塑造了中国大学的典范，它曾经的“五四精神”铸就了青年之魂。
“兼容并包”，宽容一切思想，倾听一切声音，只有自由的思想市场成为可能，真理才能成为可能。“五四精神”，即青年不只是关注小我，他们愿意也敢于为家国、为社会、为他人，挺身而出，为民请命；他们不畏风险，始终心向光明和未来。就像“人民日报评论”公众号（如今它几乎垄断了敏感话题的发声渠道）对此事发声时谨慎提到的，“眼底未名水，胸中黄河月。与民族共命运、与时代共进步，一直是北大最值得骄傲、最让人尊重的传统和精神。”
▲ 国立北京大学的学生在五四时期的游行队伍。
风波中，那些年轻人之所以是珍贵的，就在于在他们身上，我们看到了“兼容并包”，看到了“眼底未名水，胸中黄河月”的“五四精神”。虽然历史的语境发生了变化，但这些年轻人人格独立，敢于发声，他们有着强大的社会责任感和公共参与意识，即便面对庞然大物也并不畏惧。
他们之所以珍贵，另一方面也在于，像他们这样的青年太过稀少。在北大教授钱理群看来，这里盛产了一批“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这样说道：“我觉得我们现在的教育，特别是我刚才说的，实用主义、实利主义、虚无主义的教育，正在培养出一批我所概括的‘绝对的、精致利己主义者’，所谓‘绝对’，是指一己利益成为他们言行的唯一的绝对的直接驱动力，为他人做事，全部是一种投资。所谓‘精致’指什么呢？他们有很高的智商，很高的教养，所做的一切都合理合法无可挑剔，他们惊人地世故、老到、老成，故意做出忠诚姿态，很懂得配合、表演，很懂得利用体制的力量来达成自己的目的。”
精致利己主义者的问题并不在于利己——事实上利己并不可耻，而在于利己时价值观和道德观的崩塌，主动择错。为了利己，可以圆滑、投机钻营、伪装、利用关系和潜规则、工于心计、出卖队友等等。而“尖子生”的精致利己就更可怕了，因为他们更聪明，更擅长于钻空子、算计、伪装和自我保护，手法更加狡猾、反侦察能力更强，错误更显得隐蔽，危害也更大。因此，前清华大学校长陈吉宁曾在应届研究生毕业典礼上叮嘱学生不要成为“高知坏人”：“当他们（聪明孩子）基于贪婪而不是基于道德准则行事的时候，他们可以比任何人都危险。”
珍贵的年轻人背面，站着一群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一个为公，一个利己甚至因利己而损人，他们背道而驰。
▌功利主义的教育价值观
年轻人本该珍贵，他们是如何蜕变成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的？
钱理群等诸多学者纷纷将矛头指向我们教育价值观的偏差。什么是教育价值观？著名教育家、前武汉大学校长刘道玉先生曾如此解释道：“所谓教育价值观，一方面表现为教育的价值取向、教育价值的追求，以及凝聚教育价值的目标；另一方面表现为教育价值的尺度和准则，是人们评判教育价值有无、高低和大小的标准。”换言之，
教育价值观决定着教育教的内容、目的、评价和选材机制等等，它也从根本上决定着教出什么样的学生。中国教育的根本特征是，升学教育与应试教育。小升初、中考、高考……学校、家长、教师、学生几乎将全部的精力都放置在这几次“升”上面，教师为升学而教，学生为升学而学。
学者资中筠严厉批评道，“中国现在的教育，从幼儿园开始，传授的就是完全扼杀人的创造性和想象力的极端功利主义。教育没有别的目的，就只是奔着升学去。”我们在对分数的疯狂追求中教会学生急功近利；我们在对学生的专制中扼杀个性；我们通过堆积如山的作业的将学生工具化；我们的教育中缺乏人文理念的涵养，缺少“对错”“好坏”与“美丑”的分辨，并在过多不恰当的规训中压制乃至扼杀掉学生可贵的独立思考、质疑和批判精神。
可以说，我们的教育价值观是功利主义价值观。为什么教？为了升学率。为什么学？为了考上好大学。而所谓的个性、人文内涵、独立思考、批判精神，只要与成绩和升学无关，它们就是不重要的；甚至，它们完全是让位于成绩和升学，为了后者，它们是可以被抛弃的。
▲ 2014年6月8日，长沙市一中考点外，层层围住校门的家长争相用手机记录孩子走出考场的一刻。 © 周掏 / 东方IC
那么考上好大学之后呢？——为的是赚更多的钱，拥有更多的权。电视剧《小别离》中，母亲在女儿一次考试失利后如此训斥她，“你今天进不了前100，你就进不了重点高中，你进不了重点高中，你就进不了重点大学，进不了重点大学，你等于这辈子就完啦。”上学是为了考好大学，上好大学是为了找好工作，找好工作是为了赚大钱。
学习是为了找个好工作、赚更多的钱——这没有任何过错，可如果我们把找好工作、赚更多的钱当做教育的唯一目的，并以此来规训孩子对于人生成败的判定时，我们就误入歧途了，我们既窄化了教育的意义，也窄化了人生的意义。只可惜，“教育=好工作+赚大钱”这不仅是绝大部分中国家长的逻辑，也是许多学生的逻辑。受此观念影响的学生，脑子里便根深蒂固着一种“变现思维”：我做这个是否有什么用？能帮我找工作？能帮我赚钱？会不会影响我的前途？如果不能，我做它有什么用？我干嘛去冒险？
当我们的教育只为应试而教，教的目的是帮学生考上好大学、找好工作、赚大钱，我们培养的只是一群很会考试、目的明确、熟稔功利主义理念的学生。这种目的导向、利益导向教育，催生出一批为了利益、自觉择错的精致利己主义者，并不是什么咄咄怪事。
也因此，风波之中珍贵的年轻人总是少数。管理者放任学生私人领域的精致利己，并利用权力对他们在公共领域的参与严格管制，大部分年轻人只能臣服于权威，他们被一种“变现思维”主宰，在内心精准地计算着得失与代价——他们怎敢拿自己的成绩和前途去冒险。
▌启蒙主义的绝境
沉默，并不代表着年轻人不明是非。事实上，功利主义教育价值观并不总是有效的，随着不少学生知识的丰富、见识的增长，他们观念的水位不断提升，也能够明白这样的教育的缺陷和弊端。甚至是那些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也清晰地知道他们的行为是错的。
那为何明白是非，却依旧沉默？知道不足，却从不质疑？清楚自己做错了，却不思悔改？就比如在很多事件里，大部分人也只是在朋友圈转发相关文章默默地支持那些珍贵的年轻人，如果置换语境，很多声援者也只是沉默的大多数（最多私下抱怨下），他们终究怯于行动。为何会这样？
关键在于，启蒙主义话语已经陷入了绝境。什么是启蒙主义话语？它就是我们经常在种种评论文章中听到的那些呼吁和倡导，比如拥有健全的人格、懂得奉献、涵养人文理念、追求自由、积极参与公共事务、有社会责任感与担当意识、敢于挑战权威、勇于追求真理……简言之，启蒙主义话语以人文和理性为核心，以真善美为鹄的，它是一个时代健康发展的重要力量。但
这一话语是否能够产生效力，根本在于，它背后存在的那个“共同体想象”是否具有凝聚力和动员力。“五四”时期，启蒙主义话语对于革命的推进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因为其背后附着的关于“新中国”的许诺，关于民主、独立、富强的国家想象和更为独立、更为自由的个体想象，对于彼时的青年有着强烈的吸引力。
▲ 电影《建党伟业》中，刘烨饰演的毛泽东在五四运动时期于街头上演讲。
那么今时今日，我们的启蒙主义话语能够为坚守它的珍贵年轻人允诺一些什么？
我们允诺他们的，不是真正的行动，不是更规范的权力运转，不是更好的社会；恰恰相反，我们给予他们的是，是删帖，是对家属威逼利诱，是以权力胁迫他们妥协……好人的成本如此高昂，坏人作恶成本如此低，收益却如此丰厚，这时面对柏拉图之问“如果不正义的人过得比正义的人更幸福，那我们为什么还要成为一个正义的人？”，你是否还会理直气壮地问答，你选择正义？
启蒙主义话语正面临失效的危机。齐泽克精准地形容道：“人们很清楚那个虚假性，知道意识形态普遍性下面掩藏着特定的利益，但他拒不与之断绝关系。”也就是说，大家都知道这是错的，可他们却情愿将错就错，因为人们已经没有“另类选择”。
依旧是一则关于北大的新闻。北京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副主任、精神科医师徐凯文曾在一则演讲中提到，“北大四成新生认为活着没意义”。徐凯文提到几位学生的故事，他们都是高考千军万马中杀出重围、学习优秀的学生。然而他们却感觉到，“从来没有为自己活过，也从来没有真正的活过。他们的人生似乎只有学习好，工作好。但却不知道为什么要活着”。
他们就像是《黑客帝国》中摆脱“母体”觉醒的人，他们不愿意往精致的利己主义这条路走到底，他们认为这样活着没有意义，可当他们选择放弃这条路时，他们却感觉自己反倒陷入了“无物之阵”，我们的学校、我们的社会并没有为这些年轻人提供另一条宽阔的出路。他们无所适从，甚至萌生了自杀念头。既然醒着很可能更痛苦，很可能无路可走，那为何不做一个装睡的人？
绝大多数人都这么做了，或者也包括你我。
我不想过于责怪那些沉默的年轻人，毕竟在一个不自由并且公权力可以肆意侵入私人领域的语境下，他们拥有保持沉默的消极自由。虽然消极自由是权利，但我们也要强调它的严重缺陷，诚如以赛亚·柏林说的：“如果自由的程度随需求的满足而变，我就可以通过消除需求来增加自由，消除需求和满足需求将一样的有效；我可以使人们（包括我自己）获得自由，方法就是使他们失去原本具有而我决定不去满足的那些需求。”人人消极自由，不断主动降低对自由的需求，最终是我们失去了自由。
也正是这样，我们更要称赞那些选择积极自由的珍贵年轻人，他们以勇气、睿智、责任和牺牲精神，“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就令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他们在不断扩宽道路，重新激起道义人心，并终将等来火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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