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初夏，“一?二八事變”引發的淞滬激戰剛剛落幕。蔣光鼐的十九路軍和張治中的第五軍，在跟9萬精銳日軍血戰一個月後，因腹背受敵而被迫放棄閘北和江灣的陣地，全線撤退。而日軍也在佔領半個上海後宣佈停戰，雙方進入對峙狀態。此時的上海，硝煙未盡，暗流湧動。
4月29日，志得意滿的日本人在虹口公園慶祝“天長節”，即昭和天皇的生日，同時舉行“淞滬戰爭祝捷大會”，在滬日本軍政要員悉數出席。當日，大批日本憲兵在虹口公園附近設卡巡邏，持槍警戒，中國人更是被嚴禁入園。這座日後安葬了魯迅先生的秀麗公園，儼然被當時的日本人視為自家領土。
上午10點，祝捷大會正式開始。日軍先是在公園內舉行閱兵式，步兵坦克裝甲車魚貫而過，隨即數位日本要員登上檢閱臺致辭，並奏國歌鳴禮炮，現場軍樂鏗鏘，氣氛肅穆。突然，人群前排的一個穿西裝的青年箭步衝到檢閱臺下，將手上一個沉甸甸的飯盒奮力一擲，扔到了臺上日本軍政要員的腳下。
瞬間，巨大的爆炸聲響起，彈片和氣浪將數十米範圍內的人群掀倒。
從驚慌中反應過來的日本憲兵，迅速將繫著紅色領帶的刺客逮捕。經過審問得知，這位打扮像潮流青年、行事似刺秦荊軻的年輕人，既非日本人，也非中國人，而是朝鮮人，名字叫做尹奉吉。而背後謀劃此事者，便是流亡在上海的大韓民國臨時政府的重要頭目，日後被尊為“韓國國父”的金九。
虹口公園爆炸案的戰果，貫穿整個太平洋戰爭的開始和結束：被炸瞎右眼的野村，後來出任駐美公使，在偷襲珍珠港10小時後，戴著一隻假眼和滿臉虛偽的笑容，向美國遞交了宣戰書；被炸斷右腿的重光葵，在1945年8月復任外務大臣，一瘸一拐地爬上美軍的密蘇里號戰艦，簽署了投降書。
而重傷不治的白川義則，曾官拜內閣陸軍大臣，更是死在中國領土上的最高日軍將領之一，但這還算不上韓國暗殺行動的最高成績。暗殺的巔峰，是1909年在哈爾濱火車站，朝鮮獨立運動家安重根用三顆彈頭刻出十字紋的開花子彈，打在了曾挑起甲午戰爭的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的身上，後者當場身亡。
朝鮮人熱衷並擅於暗殺，也屬無奈。甲午戰爭和日俄戰爭後，朝鮮半島逐步被日本吞併。1919年，半島爆發了“三一獨立運動”，被日軍殘酷鎮壓，超過7500名朝鮮人被殺害，之後，大批獨立人士被迫流亡中國，在上海法租界成立了大韓民國臨時政府，由於沒有根據地和正規軍，暗殺便成了為數不多的選擇。
公園爆炸案後，日軍逮捕處死了尹奉吉，並懸賞60萬銀元抓捕金九。為避免日軍濫抓無辜，金九在《申報》發表“虹口公園炸彈案之真相”的長文，將責任全部攬在自己身上，隨後在中國人的掩護下逃出上海，將臨時政府遷到杭州。此後金九和韓國流亡政府輾轉南京、長沙、重慶多地，直到抗戰勝利遷回韓國。
日本投降後，朝鮮半島南北分治。民間聲望極高的金九，為半島統一奔走鬥爭，最後卻不幸遇刺身亡。在美國的支持下，親美反共的李承晚成為韓國的首任總統。不過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之後，沒有任何武裝鬥爭經驗的李承晚發現，自己的美械軍隊根本打不過林彪調教出來的三個朝鮮師。
因此從歷史上來看，朝鮮人雖極具勇氣和血性，但由於半島沒有足夠的資源和人力，只能依附周邊大國周旋生存。無論是明朝萬曆年間的壬辰倭亂，還是被日本殖民後的獨立運動，小國寡民的朝鮮都無法獨自擊退侵略者，即使是被後人津津樂道的青山裡大捷和普天堡戰鬥，軍事意義也遠小於政治意義。
南韓建國後，雖然作為亞洲的冷戰先鋒，得到了美國軍事安全保護，但經濟上比北朝鮮更差，資源匱乏，一貧如洗。直到1960年，韓國仍然是全球最窮困的國家之一，人均GDP只有80美元，僅有北朝鮮的三分之一。不擅長軍事的韓國人，似乎在經濟上也羸弱無力。
不過在1960年後，全世界開始逐漸感受到了韓國人的瘋狂攻勢，那些帶領國民打贏經濟戰的企業家，也隨著經濟的起飛逐步地登上歷史舞臺。
01
日本正式吞併朝鮮的1910年，一個名叫李秉喆的朝鮮人，在韓國慶尚南道里的一個農村家庭出生。他的祖父是當地有名的文人，創辦了村裡唯一的私塾；他的父親李贊宇是有名的士紳，也是當時朝鮮獨立協會的會員（日後的總統李承晚曾多次擔任獨立協會的總代委員）。因此，雖生在農村，但李秉喆是個不折不扣的富三代。
和不少富N代一樣，李秉喆也是個愛折騰的人。覺得私塾內容落後，便來到了漢城的新式學堂求學。快畢業時又放棄畢業證，渡海來到日本早稻田大學留學。留學第二年卻又因為身體不適打道回府。身體剛好，便又跑回漢城找工作，但四處碰壁，最終一身落魄地回到家裡，打理了一個自己的農場。
日子一天天安逸起來，李秉喆卻日益苦悶和焦慮，不知道自己的前途在哪兒。經過一番思考，他很快便確定了人生目標，就是創業，成就一番事業。在表達決心後，李秉喆的父親給了他300畝地，作為創業資本。而正是在衣食無憂的家庭生活環境下，李秉喆養成了不斷探索的商業素養，在日後的企業經營中體現得淋漓盡致。
李秉喆創業的第一個公司是碾米廠，雖然國內有很大的需求，但公司卻不斷虧損，在檢視了每道生產環節後，讓人對虧損原因毫無所知。後來才慢慢發現：糧食價格竟然每天都在波動，而自己卻總在糧食漲價中買入，在跌價時賣出。隨後，他很快調整了經營方式，依靠對數字的敏銳也基本掌握了市場行情，公司也開始扭虧為盈。
這次事情後，李秉喆總結經驗，“世界上沒有解決不了的問題。如果有，那隻能說明人們還沒有找到正確的解決方法。”旗開得勝的李秉喆又開辦了糧食運輸公司，兩家公司快速發展為他積累了大量財富。到了1935年，李秉喆已經是朝鮮半島最年輕的富豪之一，這時他又盯上了一門新的生意：土地買賣。
當時的朝鮮，已經被日本吞併接近四分之一個世紀，隨著日本對朝鮮的經濟掠奪加深，大批農民逃離農村，湧向城市討生活，因此朝鮮的土地價格不斷下降。李秉喆看到這個商機，開始瘋狂拿地：用工廠做擔保獲得貸款買地、用買到的土地做抵押繼續買地，儼然是槓桿資金、浮贏加倉的期貨炒家。
不料天算不如人算，1937年中日戰爭爆發，為擴充軍備，日本政府要求銀行回籠資金。突發其來的銀行抽貸，導致李秉喆現金流斷裂，不得不將手上的土地、碾米廠和運輸公司陸續賣掉，才還清貸款。所幸當時的金融衍生品並不發達，李秉喆才沒有走向天台，只是重新回到創業初點。
創業失敗的李秉喆，認真總結了經驗教訓，並花了兩個多月的時間，趕赴漢城、義州、長春、瀋陽、青島等地考察，探索未來的業務方向。最終，經過一番周密的分析，他決定把朝鮮的特產果品、蔬菜和乾魚，作為貿易品向中國東北出口。
1938年3月，在朝鮮半島東南部的大邱市，連續創業者李秉喆的新公司成立了，名字非常討喜，叫做“三星”。
02
三星這兩個字，在朝鮮語裡有獨特含義。“三”有“大、多、強”的意思，而“星”有清澈明亮和永放光芒的意思，兩個字組合在一起，朗朗上口，寓意吉祥。
三星商社，大邱，1942年
李秉喆的新公司，依靠向東北出口農產品和生產製作麵條，迅速積累起了一桶金。之後他又收購了一家釀酒公司，大賺一筆。但隨著太平洋戰爭的全面打響，日本開始對朝鮮進行嚴苛的經濟管制，李秉喆旗下的三星商社和釀酒公司也成了被掠奪的對象，虧損嚴重，到了不得不停產的地步。
不過名字有著好彩頭的三星公司，在1945年獲得轉機，李秉喆迎來了他人生的重要貴人：從美國回國的李承晚。
1945年10月，李承晚乘坐著盟軍總司令麥克阿瑟的專機抵達漢城，不久便來到了大邱市視察。大邱市舉辦了工商歡迎會，李秉喆位列其中。由於常年在美國居住，此時的李承晚在國內政治資源並不強，因此他也迫切希望獲得企業家的支持。在晚宴上，李承晚拍著李秉喆的肩膀，一番誇獎之後便盛邀李秉喆到自己漢城的住處梨花府來坐坐。
李秉喆的父親李贊宇，跟李承晚是舊相識，兩人都曾是韓國獨立委員會的委員，因此對於這位故交的兒子，李承晚十分看重。
1947年李秉喆來到了漢城，數次到李承晚處拜訪。一年後，李承晚當選南韓建國後第一任總統，並在此後的第二三屆中獲得連任。而李秉喆也在1948年建立了自己新公司“三星物產”，繼續從事國際貿易，將戰後必需品大量進口到國內。公司運營一年後便達到了同行業第七位，隨後更是在1951年實現了淨資產當年增長20倍的奇蹟（當年通貨膨脹率為530%）。
然而，李秉喆很快便意識到戰爭總會停止，貿易的咽喉很容易被出口國遏制。因此，他做出了三星集團歷史上一次重大的轉變，聚焦“產業進口替代”，推動貿易資本向產業資本轉化，從貿易業向製造業轉型。
1953年三星集團建造了韓國第一家大型製糖企業，第二年又成立了“第一毛織株式會社”，推動糖業、毛紡織業國產化。進口替代需求非常顯著，1956年韓國對糖的進口量便從最初的100%，下滑到7%，三星則佔據了國內90%以上的市場份額。而1960年第一毛織的資本也從最初的1億韓元增加到了30億韓元，更是在1957年時被李承晚題字“衣被蒼生”。
此時三星對韓國經濟的影響力不斷加大，李秉喆也已經家喻戶曉，他也多次強調“不是三星公司的董事長，而是國家的董事長”，儼然是陶朱公和范仲淹的合體。不過跟歷史上所有的“紅頂商人”一樣，政治靠山的倒臺會帶來滅頂之災，胡雪巖盛宣懷遭遇過的，李秉喆註定也要遭遇一遍。
03
1954年，獨裁多年的李承晚謀求連任，當時投票結果為203人中有135票同意，僅差一票達到2/3的法定要求（135.33票）。對此，李承晚則不顧國內反對輿論，提出按照數學四捨五入法，將135.33更改為135，從而使得法案正好通過，姿勢感人。
而到了1960年，已經連任三屆的李承晚希望繼續為韓國人民服務，採用了偽造選票、暴力威脅等不法行為，徹底激怒了韓國人民，於是爆發了“4.19革命”。李承晚被迫退出選舉，流亡美國。作為和李承晚聯繫緊密的三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事變衝擊。
先是三星集團下屬15個會社，因為涉嫌非法斂財遭到當局調查。在法庭上，李秉喆承認了偷稅的事實，但是也指出“現行的稅法是戰爭時期的產物，稅率高達利潤的120%，如果企業不偷稅漏稅就無法生存。作為政府，應該制定合理的稅收制度，不能一有運動就拿企業偷稅漏稅說事。”
然而，此時的輿論非常不利於三星等財閥，李秉喆只得補繳了50億韓元。更為難堪的是當局官員均以“不與非法斂財者會見”為由，拒絕了李秉喆會面要求。缺少了政治資源的李秉喆，經濟活動也大受阻撓，只能暫別首爾來到東京排解鬱結。
1961年，少將朴正熙發動軍事政變，包括三星副社長在內的11名涉嫌非法斂財的企業家被監禁。李秉喆也被軍政當局敦促立即回國，日本政府也發出了驅逐令，因此，他不得不帶著對時局動盪的迷茫、前途未卜的恐慌，返回國內。在回國前，李秉喆致函朴正熙當局，表達了對軍政局“保護人民財產”的感謝，以及“為解決國民貧困，獻出全部財產”的心願。
可見，企業家雖然是有國界的，但這種“把一切捐給國家”的投名狀，卻是沒有國界的。
回國之後，李秉喆受到了朴正熙的接待，他陳述了企業家對國家經濟發展的重要性。朴正熙並不懂經濟，但他清楚軍政府需要贏得國民的承認和支持，而得到老百姓的支持，首要的就是讓他們有吃有喝，生活改善。因此，朴正熙也將經濟發展列為首要任務，頗為認可李秉喆的說法。
街景，首爾，1960年
這些年的動盪，李秉喆已經頗有灰心，生怕成為韓國的胡雪巖。但聽著這些話，李秉喆彷彿看到了當時迎接李承晚的那個晚宴，內心逐漸開始澎湃。然而，他沒料到，回國之前那封“為國家獻出全部財產”的表忠信，很快就得到了應驗。
李秉喆一直有開辦一家大型化肥公司的設想，在得到朴正熙的首肯後，便在1965年開始籌建化肥廠。然而就在工廠即將完工之時，一場一年之前發生的走私案件，卻被某些不明勢力重新翻出來，向三星集團發難，建設化肥廠的鉅額資金也被認為是走私所得。一時間，媒體圈、政治家、檢察院輪流向三星集團開火。
時任韓國中央情報部部長金炯旭更威脅李秉喆說：“把韓國化肥廠所有的股份都捐了吧，如果你不願意，我們將無法保證你全家在國內的人身安全。”
深知進退的李秉喆當機立斷，把這座耗資數十億韓元和4000多萬美金的化肥廠捐獻給國家，才將風波逐步平息。 在切身感受到了紅頂商人的脆弱性後，李秉喆為三星集團確立了“與政府不可近，不可遠”的原則，給日後“流水的政府，鐵打的三星”這一現象奠定了基礎。
送掉了化肥廠的三星，再次面臨著發展方向的選擇。另外，儘管實力雄厚，但三星的影響力只侷限於韓國國內，為了能夠在更高舞臺上發揮能量，李秉喆在1960年代末期決定向高科技行業進軍。
04
1968年元旦，穿著朝鮮長袍的李秉喆來到三星總部大樓，與三星各分社社長一起歡度元旦。在大會上，他宣告說，世界將迎來科技時代，三星必須緊跟時代潮流，進軍高科技產業。
從一家貿易和工業企業，變成一家高技術企業，技術研發是個難題。為此，三星選擇跟日本高技術公司合作。在1969年，三星集團陸續跟日本三洋、NEC等組建合資公司，投資兩千萬美元，建設一個以研發和生產集成電路、電視顯像管為主的大規模電子工業基地。
在合作之初，三星主要為三洋公司貼牌生產電視機，日方對生產技術嚴格保密。技術封鎖是一場沒有硝煙的戰爭，為此，三星研發團隊大量購買市場先進產品，從拆機器開始攻克技術難關，終於在1976年，三星獨立開發出了韓國第一批彩色電視並隨後出口巴拿馬等國。
在這幾年期間，韓國政府推行了“國退民進”的政策，三星化工、重工、精密機械（航空領域）、造船廠等子公司相繼成立，三星多元化業務快速發展。但李秉喆並不滿足於此。在1980年訪問日本期間，他拜訪了日本稻葉博士，得知日本政府親自出面限制基礎產業發展規模，而鼓勵企業發展半導體尖端技術。李秉喆內心再次燃起了火焰，開始了生命的終極挑戰。
1982年，韓國政府也意識到了半導體的重要性，出臺了《半導體工業扶植計劃》和《半導體扶植具體計劃》等文件，全力支持半導體國產替代。因此，在經過三年準備後，1983年秋季，三星集團開始了半導體工廠第一生產線的建設。當時氣溫寒冷，水泥還沒流出就凍住了。為此，不得不在旁邊加個暖風機配合施工。然而，三星面臨最大的問題依然是技術封鎖。
美國鎂光曾表示將以400萬美元的價格向三星提供較為落後的設計圖紙，但後來以偷看文獻為藉口反悔，並將三星方面人員趕出了鎂光。而日本夏普連工廠的面積等基本數據都拒絕提供，三星員工只能通過自己的腦子記住某些細節，類似工廠生產線寬為30步、長為222步等。
經過努力，終於在1983年底，三星成功研製了64K的DRAM芯片，這個消息震驚了美國和日本。為此，各廠家開始大幅降價打壓三星。很快，三星集團出現了虧損。但李秉喆在進入DRAM行業時已經想的非常清楚，這是一個質控、規模取勝的行業，趕超中的虧損不可避免。因此，他帶領三星繼續建設生產線，256K芯片也隨後研製成功。
韓國民眾一邊對三星的技術突破送來稱讚，一邊又對其近千億的虧損高調唱衰。
1979年朴正熙遇刺，隨後上任的韓國總統全斗煥、盧泰愚仍是朴正熙派系，這幾屆政府都和三星保持了良好的關係。到1993年時，三星集團已經成為了“大而不倒”的企業，政治各派即使有鬥爭，也只能對三星傷其毛髮卻不動其筋骨。因而，李秉喆締造的三星集團在政府、市場的哺育下，越來越龐大，在“技”的道路上也越來越領先。
05
1987年，李秉喆的三兒子李健熙成為公司的接班人，但此時留給他的只是公司所有權，而運營體系則完全保持了其父親時的特徵，很難調動。於是，李健熙開始對擁有實權的秘書室進行改革，隔三差五便來一次小變動，每次更換為自己人。直至1993年，李健熙一共任命了217名董事，三星集團真正進入了李健熙時代。
對父輩的託孤大臣來一遍清洗，三八線南北的繼承者們都深諳中國傳統權術，無論是姓李，還是姓金。
地位穩固的李健熙認為三星集團病魔纏身：三星電子癌症晚期，三星重工營養不良，三星建設糖尿病症，綜合化學先天畸形，三星物產是先天畸形又癌症晚期，只有三星生命相對經營良好，卻有虛假合同。因此，他對三星集團開始了一場“除了妻兒，一切都要變”的改革。
在產品質量上，李健熙也學起海爾張瑞敏砸冰箱的壯舉。1994年，三星集團高管及三星電子所有員工都來到了三星電子工廠的操場上。操場中央是堆成小山的無線電話機、傳真機、手機等產品。一聲令下，10多名員工掄起手中的錘子狠狠地砸了起來，隨後一把火將殘次品燒盡。這場大火，燃起了員工的鬥志，也將品質至上的理念重新灌入公司。
李健熙的改革成效顯著，三星集團盈利從1987年的2688億韓元，上升到了1994年的1萬億韓元，但甜蜜的日子並未持續多久。
1997年，亞洲爆發金融危機，韓國經濟和三星集團均遭遇重創。整個三星集團虧損22 億美元，三星電子虧損6.6 億美元，負債高達160 億美元，負債率85%，瀕臨倒閉。在“強力總裁”尹鍾龍的領導下，三星裁員30%，出售了120多個非核心資產，負債率到1999年下降到55%，成功渡過危機。
重生的三星，將全部精力撲在了數碼產品，先後在國內成立了20多家、海外成立了10餘家研究機構，每年都將營業額7%以上資金用於研發，這些資金很快轉化為一項項專利和世界第一：從1999年開始，三星成為了專利登記件數最多的十大企業之一，2002年，三星銷售額佔世界第一的產品比率高達24.5%之多。
其在面板領域的“反週期投資”堪稱經典：三星利用液晶行業的低谷期，大量招攬失業的日本工程師，並瘋狂擴建生產線。從1990年-1994年，每年虧損1億美金，到1998年，三星的出貨量已據全球第一，另一家韓國公司LG也名列第二，韓國公司在面板行業，徹底打敗了日本。
憑藉這些“經濟戰”的勝利，三星在2002年市值超越日本的索尼，完成了對日本最卓越公司的超越。
在半導體領域，三星不僅橫掃日本對手，更是憑藉著存儲芯片，在2017年超越美國Intel，成為全球半導體領域的老大。而在韓國國內，也流傳著這麼一個說法：一個韓國人一生離不開三件事，即死亡、稅收和三星。一傢俬營公司，能夠在本國內外建立如此大的影響力，恐怕也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了。
06
三星的崛起，是一個典型的“貿工技”之路：從進出口貿易起家，積累第一桶金後進軍工業，最後堅決擁抱高科技行業，憑藉著對研發的瘋狂投入，和對行業週期的精準把握，陸續在彩電、面板、芯片、手機等行業逐一擊敗日本競爭對手，崛起為全球製造業龍頭。
從這個角度看，三星對日本對手的經濟戰成果，要遠比大半個世紀前用手槍、匕首和炸藥所取得的成果大的多。
1932年4月的那場驚天爆炸，仍然未被遺忘。白川義則當時沾滿鮮血的襯衫，現在仍在日本靖國神社裡“遊就館”內供奉，而在尹奉吉動手的虹口公園內（現已改名為魯迅公園），中國人修建了一座佔地8500平方米的梅園，用以紀念這位韓國抗日義士，園內一座紀念館，更是直接取自尹奉吉的字：梅軒。
魯迅公園，上海，2018年
無論是沿著貿工技之路崛起的三星，還是在民族危亡之際擲出的炸彈，此國此民的血性和韌勁，令人敬佩和讚歎。
[1].《三星帝國》，於文心，2014年
[2].《三星浴火重生》，金成洪、楊國綱，2005年
[3].《別謀殺你的夢想》，樸恩夢、張美華，2012年
[4].“三星與韓國總統“相愛相殺”60年”，2017年
[5].“三星芯片發展史的啟示”，權小星，20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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