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太經濟時報
沒有人會否認中國的要務是強化自己的主體性地位，預防西方的政治干預。但如果這個要務演變成為簡單的“逢西必反”，只會走到事物的反面，而阻礙國家的發展，從而使得社會治理更加困難。本文選自《亞太經濟時報》2018年6月21日第四版。
想解釋中國，我們的社會科學學者必須要結合中國實踐進行深刻研究和理論創新。
意識形態建設要進一步加強
近來，中國的政治生活裡，意識形態工作似乎佔據了主導地位，彷彿中國政治在再次“意識形態化”。不過，與其說是再意識形態化，倒不如說是“反”意識形態。
在這個意義上，中國意識形態領域出現了“逢西必反”的大趨勢。凡是出現在西方或首先出現在西方的思想或制度，都在“反”的範疇內，表面上看是“反”意識形態，實際上反映的卻是確立自身意識形態的需要。不過，因為沒有自己的意識形態，或者確立自己的意識形態遇到了困難，才會演變成今天的“反”意識形態。所以其根本是自身意識形態建設的缺失。
近年來，執政黨出臺了一系列改革方案，意在全面推進改革。不過，一旦到落實層面，各方往往陷於意識形態的爭論，使得很多方面很難有效落實下去。在很多領域，意識形態化仍然遠遠落後於執政黨的改革實踐。
說今天意識形態缺失，並不是說沒有意識形態，而是沒有有效的意識形態。作為軟力量，意識形態要具有
三個特徵：第一，自覺地接受；第二、成為自己的行為準則；第三、不僅自己接受，也傳播給他人。執政黨尤其是執政黨領導層必須具有更加先進嚴格的意識形態。
對國家意識形態來說，人們須回答很多問題：如果不要西方式的民主，那需要什麼樣的中國民主？如果不要西方式的憲政，需要什麼樣的中國憲政？如果不要西方式的市民社會，需要什麼樣的中國市民社會？如果不要西方式的權利觀，需要什麼樣的中國權利觀？民主、人權和憲政所有這些都是現在社會治理所需要的。
人們須剝開表面的概念，看到其背後的實質。西方有西方的問題，中國也有自己的問題，大家都要通過各自的方法來解決問題，並在此過程中互相學習借鑑。
沒有人會否認中國的要務是強化自己的主體性地位，預防西方的政治干預。但如果這個要務演變成為簡單的“逢西必反”，只會走到事物的反面，而阻礙國家意識形態的發展，從而使得社會治理更加困難。
各國有各國的治理模式
對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而言，社會改革是下一波經濟增長的最主要來源。如果沒有社會改革，中國很難建立起一個有效的消費社會，內部需求的動力就會不足。社會改革對未來的民主化也有積極的意義，就是要用民生促民主。從發展中國家的經驗來看，民主很難促民生。民生的進步是民主化的前提。
每個國家的民主發生和民主模式都不同。即使在西方，民主也是一國一模式。民主在美國社會運作良好，但到了許多亞洲社會就出了很大的問題。原因是社會經濟文化環境的不同。
從政策層面來說，美國的民主實際上表現出一黨制的特徵。美國的中產階級龐大，共和黨和民主黨無論哪個黨執政，都必須往中間靠，沒有中產階級的支持，哪個政黨都很難執政。
美國的民主在美國是一種社會整合的力量。但美國民主移植到發展中國家，由於沒有基本的國家制度建設作為前提，中產階級又不大，民主往往成為社會分化的力量。所以我們看民主，不能看民主的形式，而要看民主的實質。
我們現在的民主理論不是美國式就是歐洲式，這些民主理論很難解釋發展中國家民主實踐中遇到的問題。要知道政治學的很多理論都是經驗觀察而不是公理。在一個民族、宗教和階級分化都很大的社會，民主化反而會造成國家的分裂。
很多學者認為“中國模式”是一種威權模式，並與西方民主模式相對立。然而把威權和民主對立是不成立的。任何一個體制都有其威權的一面，也有其民主的一面。西方的很多制度建設都是在威權的條件下進行的，所以威權和民主都是相對而言的。
威權本身對政府推行改革是一個優勢，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相對平穩，就是威權模式的功勞。任何一個國家，無論是西方還是非西方，大部分制度都是中性的和技術性的。要治理一個社會，就需要這些制度。用民主和威權或者專制不能解釋這些制度的產生和演進。
執政黨必須成為改革主體
發展需要領導者，需要推動者，必須有主體。中國共產黨是中國發展的主體。 共產黨執政是歷史的產物。這不是像某些人說的是人為的選擇、是錯誤的選擇，這是歷史的選擇。中國經歷了很多次失敗，最後歷史選擇了共產黨。
西方發展大多是市場主導，但亞洲很多國家發展是國家甚至是政黨主導。可以說對後發國家而言，發展需要主體。
政黨成為發展的主體，因為政黨是很有效的組織力量。政黨有多種組織方式，西方是選舉型政黨，因為它們的政黨不需要促進社會經濟的發展。在高速發展已成過去式的背景下，相比於發展，它現在需要的是治理，來維持社會原有的東西。
西方的社會力量比較強，它們的發展不需要政黨推動。但後發國家的發展需要國家來推動，國家的組織力量就是政黨。中國革命的組織者是共產黨，發展的組織者同樣是共產黨。
中國以後的改革如何保證有序進行，仍然需要共產黨作為改革的主體和推動者。如果共產黨不能成為改革主體的話，其他社會力量就會起來推動改革。如果社會力量沒有政黨的有效調節的話，光是自下而上的社會改革運動會出現很大麻煩。
中國共產黨把馬克思主義本土化，民族主義也本土化，再者它代表了最廣大工農的利益。所以歷史選擇共產黨是很多因素造成的，不是偶然的。
社會主義和共產黨的體制與中國傳統社會具有延續性，一個國家的傳統對它發展模式的選擇是非常重要的。中國未來的改革無論是社會改革還是政治改革都仍然不會偏離社會主義的方向。
社會主義本身就是以人為本的，講平等、公正，這很符合中國傳統文化，同時也是是普世價值。任何社會要想持續發展，在親民和親商之間都要有一個平衡。不親商就得不到發展，但親商是發展的手段，發展的目的還是要親民。保持親民和親商之間平衡是建設和諧社會的關鍵。
歐洲之所以能從原始資本主義過渡到福利資本主義就是權力和民結合的結果。現在的中國，民的力量在壯大，共產黨要採取辦法領導而不是壓制民的力量，一定要有強烈的意志去進行社會改革，利用社會力量進行社會改革是頭等大事。
鄭永年小傳
鄭永年，1962年生，浙江省餘姚人，中國問題專家，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政治學博士。現任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英文《國際中國研究雜誌》主編，羅特里奇出版社“中國政策叢書”主編，世界科技書局“當代中國研究叢書”共同主編。歷任北京大學政治與行政管理系助教、講師，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研究員、資深研究員，英國諾丁漢大學中國政策研究所教授、研究主任。主要從事中國內部轉型及其外部關係研究，主要興趣或研究領域為民族主義與國際關係；東亞國際和地區安全；中國的外交政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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