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錫鬯
陳錫鬯字洛君，江西新城（今江西省黎川縣）人，清末富順的著名知縣，同時也是富順歷史上罕見的三任知縣，曾分別於1878年、1889年、1902年先後任職。他鮮為人知的人生履歷曲折多變，豐富而又充滿傳奇。
初任富順 始問“段志”
富順建縣至清光緒初年止，已千年有餘。一直以來，這裡鹽業興旺、經濟發達、文化興盛，被時任知縣段玉裁譽為“典午（指晉朝）以後，才俊蔚起，文物稱最盛。”遺憾的是，“民氣和樂”“山氣佳秀”的富順縣竟然“舊志苦無體例，且闕略不備，不足以論古證今”，於是段玉裁決定重修縣誌。他親自發凡起例，考定審校，該志體例嚴謹、資料翔實、文字優美，被著名學者梁啟超譽為“方誌中之表者”，成為全國“著名方誌”，史稱“段志”，其影響力堪比陝西康海《武功縣誌》（“康志”）和韓邦靖《朝邑縣誌》（“韓志”）兩部明代名志，連宋育仁修《富順縣誌》時，也明確提出“踵段志而作”。
陳錫鬯任職富順縣以前，曾任成都新繁縣知縣等職，對“段志”慕名已久。到富順一上任，陳錫鬯便遍尋“段志”，成為南宋朱熹赴任江西“下車伊始問志書”這一著名典故的又一翻版。可陳錫鬯運氣不佳，尋覓“段志”足足花了四年的工夫，終於在光緒八年（1882年）“乃得窺其全書”，閱後大加讚賞，稱該志“出入班、馬之間，而擅三長者也”。也許是出於對段玉裁人格魅力的欽佩和對其治縣有方的景仰，加之尋找“段志”達四年之久方得一閱，陳錫鬯對志書倍加珍惜，決定重刻“以興此志，共相流播”，並親自為重刻本“段志”書寫跋文，並落款“時光緒八年壬午後令江右新城陳錫鬯跋”，史稱“光緒八年重刻本段志”。
如今，“乾隆四十二年原刻本段志”已蹤影全無，唯“光緒八年重刻本段志”得以傳世，不能不說陳錫鬯為富順文脈的永續傳承立下了不朽的功績。更為可貴的是，陳錫鬯通過對“段志”的閱讀、研究和使用，以志為鑑熟悉縣情並從中尋找治縣方略，他這種“治郡國者以志為鑑”的執政之風，在今天仍然有積極意義。
三任知縣 政績斐然
宋育仁版《富順縣誌》（以下簡稱“宋志”）載：“（陳錫鬯）四年四月由犍為調任……十五年復任，創辦學田，裁減隨糧浮徵約銀一萬兩有奇。二十八年署，二十九年升任瀘州。捐銀四千三百兩，置公積堂業，每歲約收租百石，以年盡賑貧民。”宋育仁用百餘字，言簡意賅地總結了陳錫鬯在富順縣的三個任期，文字雖短，但可看出陳錫鬯是一個一心一意謀發展的地方官。這裡，筆者想特別提及陳錫鬯在文化教育事業上做出的業績。
一是興辦書院。富順從宋朝的知監周延儁開始，歷任行政長官都崇文重教，宋、明兩朝共中進士約200名，享有“才子之鄉”的美譽。但明末清初的大動亂使全縣人口銳減，文化教育遭受重創，直到清中期才開始出現轉機。時縣境有縣城的江陽書院（又名學易書院）、自流井的炳文書院（又名東新書院）和趙化鎮的文昌書院等，以四書五經為教材，聘名儒為山長及有功名者為教習。陳錫鬯不僅關心重視地方教育，還以“知縣”身份兼任教習，親自到書院講課，為全縣培育了大量士子。據“宋志”記載，光緒七年（1881年）陳錫鬯為江陽書院“撥前令吳鼎立發當商生息本利錢一千串，十年(1884年)又自捐錢一千串，均生息為院生堂課膏火，又添購書籍”。光緒十八年(1892年)，陳錫鬯聘任在家守制的名儒盧慶家為炳文書院山長。陳錫鬯任職期間，先後有百餘人中秀才，十餘人中舉人、進士，培養出如謝奉琦、雷鐵崖、李宗吾、張光厚等一大批近現代名人。在劉光第鄉居守喪期間，陳錫鬯鼓勵劉光第為家鄉的文教事業作貢獻，特聘其出任剛開辦僅十年的文昌書院山長。不難看出，陳錫鬯任職期間不僅身體力行躬身教育，還實施了一系列教育強縣的舉措。
二是創辦新學。清末，隨著洋務運動的興起和甲午海戰的失利，發展新學培養新型人才成為最迫切的需要。清廷從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開始，先後參照日本及歐美各國教育制度擬訂了《欽定學堂章程》（壬寅學制）和《奏定學堂章程》（癸卯學制）。文風頗盛的富順縣毫不落後，也開啟了廢書院、辦新學的改革之路，縣內各書院分別改建為官立高等小學或初等小學堂。“宋志”雲：“（富順縣）官立中學一堂，清光緒二十九年知縣陳錫鬯奉文，委紳陳慶文、郭昌翰等於城北三里十字嶺創修，三十年開辦，專設中學未準。三十二始升中學。”文中所述“官立中學一堂”，即今天的百年名校、四川省國家級示範性普通高中——富順二中。這是陳錫鬯在富順任知縣的最後一年為全縣教育辦的一件大事。
三是慧眼識光第。光緒四年(1878年)，19歲的劉光第首次參加富順縣試，正巧遇上新知縣陳錫鬯主持縣試。由於光第考試成績優異，引起同場考生的嫉妒，於是他們集體聲言光第是“待詔”之子（舊時稱理髮師為“待詔”，光第父親早年曾以剃頭為業，時屬下賤職業），無考試資格。陳錫鬯愛惜光第才華，把鬧事考生訓責一番，以“律例無禁考明文”駁回，將光第“拔置案首”（縣試第一名），並勉勵他繼續努力以取更大功名。從此，劉光第視陳錫鬯為恩師，並在《送陳洛君先生序》中對恩師感激到：“先生縣試首拔士，謬蒙期推，以訓以養。”後來，陳錫鬯也樂意把劉光第視作愛徒，一直資助劉光第讀書考試。當劉光第連捷成進士被授職刑部廣西司主事，卻因家中貧困難以赴任時，陳錫鬯不僅自己每年出資100兩白銀，還積極聯繫自流井鹽商劉舉臣每年出資200兩白銀，共同資助劉光第在京城當官，極力幫助他去實現“振刷”朝綱、變法圖強的夢想。
官場起落 病故他鄉
陳錫鬯一生在四川做官，歷新繁、犍為、富順、成都、涪州、瀘州等地，累官至知州，有得志也有失意，嚐盡官場酸甜苦辣。
在任新繁知縣期間，陳錫鬯留下不少德政，獲得近代最早深入巴蜀遊歷的日本人竹添進一郎的讚譽：“錫鬯同治十二年署新繁知縣，勤恤民隱，興利除害，不遺餘力。去冬交卸，士民聯名請留任者數矣。格於令甲不獲，回轅之日，爭設紅幄數十里以餞之，一時傳為美談。”竹添進一郎還在1876年7月19日的日記中感嘆道：“蓋數十年風俗澆漓，循吏不易得……抑亦見古今世道之變也。”他覺得陳錫鬯是他心中的好官，特寫下詩作《贈陳（錫鬯）明府》，詩中盡顯不捨之情和讚美之意，稱頌陳錫鬯有“燮理”（宰相）之才。詩的末尾，備註“陳有德政，詳見《棧雲峽雨日記》”。
光緒四年（1878年）四月，陳錫鬯始任富順知縣。在任期間，“（陳錫鬯）居官勤慎，關心民瘼，創立三費局禁止胥吏勤索原告被告；創辦育嬰局、恤嫠局（救濟貧苦寡婦的慈善機構），使無依老幼得到養育；捐助書院膏火費，資助清貧學生……十年（1884年），富順大旱，全縣城鄉共100餘保，他向每保捐薪俸100串，使災民普獲救濟。”良好的人品加上顯赫的政績，深得愛才識才的時任四川總督丁寶楨賞識。光緒十年（1884年）十月，丁寶楨具折上奏朝廷，保舉陳錫鬯等八人“以備任使”，獲光緒帝於十月二十八日下諭令“均著交軍機處存記”予以准奏。在八人中，陳錫鬯是其中唯一的七品縣官。四川總督的高度肯定加上皇帝的認可，陳錫鬯很快就成為擢升的後備幹部。
光緒十九年（1893年），陳錫鬯獲提拔任涪州知州。可天有不測風雲，就在這一年，以剛正敢言著稱的晚清御史鍾德祥奏“四川吏治蠹蝕汙濁”，言“四川總督劉秉璋信用候選道徐春榮、署提督錢玉興二人招搖納賄，知縣陳錫鬯等聲名狼藉”，並“請飭查辦”。光緒帝立即調派湖北巡撫、譚嗣同的父親譚繼洵“馳驛前往四川，確切查辦”。其實，這類言官參劾是封建官場上常有的事，哪怕僅僅是坊間風聞，皇帝也要降旨究辦。被參者若確係冤抑，據情回奏之後就沒事了。經欽差大員譚繼洵核查，陳錫鬯並無貪贓實據，只以“請補涪州知州、富順縣知縣陳錫鬯習氣太深、鑽營最巧”上奏朝廷。后皇帝發諭令“革職留任”。
陳錫鬯的遭遇，讓一直敬陳錫鬯為恩師的劉光第頗為“抱屈稱冤”。他在光緒二十年（1894年）年底寫給自流井鹽商劉慶堂的信中說：“成都及犍為人均多言其好者，而新繁之人尤為尸祝（崇拜）。曾見其縣之一人言：吾新繁縣中，如有人說陳官不好者，旁邊之人必要與之揮拳。其善政之留人心如此。”面對朝廷的處分和民間的“訾詆者”，一向正氣的劉光第始終認為恩師遭人陷害，力主為恩師建牌坊以彰其德政。光緒二十二年（1896年），陳錫鬯獲開復補達縣知縣，劉光第由衷感嘆“蓋公道自在人心也”。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陳錫鬯第三次任富順知縣，不過很快就於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被護理四川總督、布政使陳璚奏請補授瀘州直隸州知州。光緒三十年（1904年），陳錫鬯在瀘州知州任上病逝。
人去聲傳 古縣留芳
為彰顯、紀念知縣陳錫鬯在富順的德政，老百姓在縣城西門外一個叫望神坡的地方（今富順縣計生服務站旁邊）先後為陳錫鬯修建了一座德政碑和一座德政坊。在富順歷史上，像這樣既擁有德政碑又擁有德政坊的縣令並不多見。
德政碑坐西南朝東北，至今保存完好。碑身主體由兩塊石板拼接而成，正面豎寫“績厎和平”四個大字，碑左寫有“縣公陳君德政公名錫鬯字洛君江西新城人”，落款為“光緒十四年歲在戊子春正月閤縣士民公頌”。
德政坊距德政碑約10米，橫跨在舊時富順縣城通往自流井的石板驛路上，屬四柱三間五樓式石牌坊，東西兩面正樓下均陰刻“去思德政”四字。據文物部門測量，石牌坊面闊6.5米，通高9米，其正樓、次樓、邊樓鰲角飛翹，局部紋飾簡樸，製作雕刻較為精細，有沉穩厚重之風。石牌坊歷經百餘年風雨侵蝕，上面的字跡因石材嚴重風化而斑駁難辨，有的殘損嚴重，有的已完全脫落，部分字跡結合相關資料可猜測補全。東面明間、次間陰刻有“豈弟君子”“廉明”“恭儉”三方匾額，兩旁配楹聯。
從表面上看，碑與坊是地方士民對陳錫鬯“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旌表，體現出老百姓對他多年來治縣理政且政績卓異的高度認可和深深敬意。從另一角度看，老百姓對優秀地方官的真心追捧，又何嘗不是對後繼者的期許、激勵和鞭策呢？筆者以為，這就是陳錫鬯德政碑與德政坊至今屹立不倒的價值所在。
來 源丨《四川政協報》2018年06月28日第04版
圖文編排丨董 彥
校 檢丨楊 晨
終 審丨餘 泳 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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