驀然回首，歐債危機爆發迄今已經整整十年。
很難用幾千字的筆墨回顧如此錯綜複雜且持續長久的歐債危機，筆者在此僅回顧一點，即歐債危機十年期間美國人與歐洲人的比較。
“基於市場的經濟模型”與“基於銀行的經濟模型”
首先，究其根，歐債危機依舊是“美國人制造，歐洲人背鍋”。此類說法，其實不算新鮮，早年就有。為何“美國人制造”的、規模如此龐大的全球性金融危機，在歐洲範圍內卻讓“歐洲人背了鍋”。
若從銀行與市場來劃分，美國是典型的“基於市場的經濟模型（market-based economy）”，而歐洲則是典型的“基於銀行的經濟模型（bank-based economy）”。由於美國將幾無質押能力的“次貸”包裝成各類衍生金融產品，推到金融市場，無疑在市場上埋下了顆顆定時炸彈，只要到一定時候即會引發美國人將其稱之為的“次貸危機”。
此類危機在“基於市場的經濟模型”國家例如美國，確實是容易發生。而在“基於銀行的經濟模型”國家例如法國等歐盟成員國，按說不容易發生。那麼，為何源於美國的金融危機，卻迅速地在歐洲蔓延開來，演變成歐債危機，並且持續的時間遠長於美國呢？
其實，原由並不難理解，金融的“全球化”與“傳染性”使然。首先，與其他行業一樣，金融業早已成為一個“全球化”的產業，並且在時間軸線上要先於其他絕大部分行業。由於在一個規範的經濟體，金融無疑是實體經濟的“助推器”與“燃油”。若要創業、開辦企業，籌措資金是第一步，而作為金融業重要抓手的市場融資或銀行貸款，恰好能夠在提供資金上一解燃眉之急。
其次，由於金融作為一個產業，早已擺脫了最初的只是提供資金的簡單概念，而成為一個滲透到實體經濟每一個角落的“全產業”。倘若深入分析各大企業股權背後的構成，如今的金融業實際上掌控了貌似風光的諸多大產業。正是金融的兩大特性即“全球化”與“傳染性”，使得原本在北美爆發的“次貸危機”迅速蔓延到了歐洲大陸。
而歐美各自的經濟模型——“基於市場的經濟模型”與“基於銀行的經濟模型”恰又成了“成也蕭何敗也蕭何”的蕭何。換言之，如同市場給美國經濟帶來巨大的活力與創造力，銀行給歐洲大陸帶來了金融的穩定與可靠的信用。然而在全球危機這樣的特殊時期，“基於銀行的經濟模型”卻成了歐陸國家在金融政策快速響應上的絆腳石。穩定有餘卻靈活不足的金融機制使得歐陸國家在應對歐債危機之路上舉步維艱。
歐美基於兩種不同金融體制的兩種不同經濟模式，在應對全球金融危機上勝負不言而喻，最終美國人成功地將“美國人制造”的全球性金融危機，在歐洲範圍內讓“歐洲人背了鍋”。
歐洲人的“集體主義”與美國人的“一副瀉藥”
從頭到尾地經歷了歐債危機的全過程之後，讓筆者印象深刻的是歐洲人面對歐債危機所表現出的“集體主義精神”。當時歐盟27國（現在歐盟28國），面對歐盟成立後史無前例的歐債危機，儘管各國之間尤其是歐洲南北兩大區域——“歐洲北部”與“歐洲南部”之間矛盾重重，卻都能擱置爭議、以大局為重，展開了頗為有效的“救助”方案。
歐洲的“南北之爭”，其實所謂的“南”與“北”無非是形式，而“窮”與“富”則是實質，即歐洲的“富國團隊”與“窮國團隊”之間的爭鬥。歐盟內部成員國之間存有高度的異質化，這其實是歐盟成立之初就已埋下的禍根，也是在受到大西洋彼岸美國“次貸危機”波及即發作的根源所在。
但無論如何，不管貧富，20多個國家已經被綁到了歐盟這同一條船上。儘管德國人、法國人還有歐陸之外的英國人對希臘人頗有微詞，但以德國為首的歐洲北部國家最終還是對“南歐諸國”加以援手。動輒幾百億歐元的救助款，對自身也不寬裕的德國、法國等國來說著實是大數字。歐洲北部國家對歐洲南部國家的慷慨解囊，實際上是對歐盟人內部“集體主義精神”的最佳詮釋。
按說新大陸的美國人作為舊大陸歐洲人的“表兄弟”與老歐洲人擁有共同的價值觀，乃至於歐美構成當今世界上最強大的“西方陣營”，眼看歐洲人深受歐債危機之困，美國人理應出手相救才是。而實際上，美國人當時似乎並不想讓國際金融機構撥款救助希臘。
對此，筆者於一次研討會上，與南京大學歷史學院的陳曉律教授聊起此事時，他很形象地用了一個比喻，說美國對歐洲是用了“一副瀉藥”，只讓歐洲人大傷元氣，卻並不想讓歐洲人大傷筋骨，甚是形象。
“東施效顰”QE，歐美兩重天
對同一危機的歐美比較，還有一點反差較大，即儘管大西洋兩岸都採取“量化寬鬆（QE）”之策，效果卻大相徑庭。美聯儲按照其設定的三大標準（GDP、通脹與就業），陸續啟動幾期“量化寬鬆（QE）”政策。初期效果不甚明顯，但隨著時間的推移，效應日益彰顯，不但有效地推動了美國整體經濟的復甦，三大指標均有改善，進而從“經濟復甦”提升到了“經濟增長”。
可為何同樣的寬鬆政策在美國行得通而到了歐洲就行不通？其實，道理也不難理解，即前文所述的歐美不同經濟模型——美國是典型的“基於市場的經濟模型”，而歐洲則是典型的“基於銀行的經濟模型”。“量化寬鬆（QE）”雖非一言可達意，但其關鍵簡而言之是要給市場注入流動性，將資金傳導到真正需要的實體經濟，避免直接超發貨幣的副作用。
英美文化國家由於實行的是“基於市場的經濟模型”，即企業融資主要依靠各類金融市場。在此種環境下，“量化寬鬆（QE）”政策如魚得水。而歐陸國家則奉行基於銀行的經濟模型，即企業融資主要依賴從銀行獲得信貸。儘管歐洲央行屢次將利率調至負值，即“負利”政策，按說歐央行的負利與美聯儲的QE在理論上應該殊途同歸，但由於歐美之間的經濟模型迥異，外加文化、社會環境甚至企業的融資習慣也不甚相同，最終歐洲央行的諸多努力收效甚微。
首先，由於所謂的“負利”政策，即歐洲央行只針對各國央行所實行的負利率政策，並非直接針對亟需資金的各國實體經濟。因此，歐洲央行的流動性只注入給各國的央行層面而已。
其次，由於歐盟儘管有統一的政治，卻沒有統一的財政，因而這些鉅額資金到了各國央行之後，並沒有如歐洲央行預設的那樣被貸給真正需要注資的歐盟中小企業和小微企業，相反，絕大多數此類資金依舊被貸給歐盟諸多的大型企業和跨國企業。
其實，各國央行的做法也可以理解，畢竟要收回投資是其首要顧慮，而最能確保還款的自然是並不缺資金的巨無霸企業。中小企業，尤其是小微企業，鑑於其絕大多數都無可質押的資產，一旦經營不善，所貸款項血本無歸是必定結局。因此，儘管歐洲人“東施效顰”美聯儲的“量化寬鬆（QE）”政策，在功效上歐美顯然是冰火兩重天。
隨後，美國率先走出危機，不但實現了經濟復甦，相對於美國這般的大規模發達經濟體而言，還實現了顯著的經濟增長，其中美聯儲的“量化寬鬆”之策功不可沒。而歐盟的歐債危機與部分歐盟成員國的銀行危機，儘管要比美國晚幾年走出泥潭，但畢竟最終還是實現了經濟復甦。當然，歐美的經濟增長速度尚不顯著，均值也沒有達到能夠創造就業的門檻要求。歐盟走出歐債危機，在筆者看來首先要感謝的不是歐洲央行的“負利”政策，而要感謝經濟週期的走勢，以及奧朗德總統大力推行的減稅之策。
總之，“美國人制造”的全球金融危機，卻讓歐洲人在歐債危機中“背了鍋”。面對歐債危機，歐洲人所表現出來的“集體主義”，與美國人對其歐洲“表兄弟”幸災樂禍所下的“一副瀉藥”形成鮮明對比。而美版與歐版的“量化寬鬆”（QE）之策，反映出的不僅僅是美歐兩大經濟體在經濟模型選擇上的迥異，更有社會與文化、融資習俗等的差異。
十年彈指間，作為中國人，我們更應該從美國的“次貸危機”、全球的金融危機以及歐洲的歐債危機中汲取教訓，對當下與未來的經濟建設提前做好防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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