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1812-1885），湖南湘阴人，晚清军政重臣，洋务派首领，曾任浙江巡抚、闽浙总督。
同治六年（1867年）五月，奉命督办新疆军务。光绪二年（1876）驻肃州指挥多路军讨伐阿古柏，次年一月占领和阗（今新疆和田），收复除伊犁地区外的新疆全部领土。
光绪七年（1881年）初，中俄《伊犁条约》签订，左宗棠应诏至北京任军机大臣兼总理衙门行走，管理兵部事务。同年夏，调任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光绪十年（1884年）六月，奉召入京，再任军机大臣。光绪十一年（1885年）病故于福州。
著有《楚军营制》（附条规），其奏稿，文牍等辑为《左文襄公全集》。
左宗棠在甘肃和河西督办军务期间，为安定社会，发展生产，筹备军饷，根据各地实际，在经济、教育等领域实行了一系列兴政措施。
光绪二年（1876年）二月，左宗棠从兰州移节肃州，下令清丈土地，改变税则，增加田赋。为筹集军粮，在肃州设粮车局，在敦煌设总粮台，修建粮仓，对最穷的安西、敦煌和玉门三州县，发给赈银二万两，寒衣一万套，使贫困百姓不再流亡。同时，拨款兴办民屯和兵屯，整修渠道，以保证军粮供应。他下令严禁河西各州县种罂粟，对已种植的全部铲除，已收货、加工储藏的，全面查缴、没收。为解决百姓的穿衣问题，他两次从湖州运桑秧到甘州、肃州、安西、敦煌及新疆等地，教民种桑养蚕。驻肃州时，他令驻防部队修建和加固肃州城和西北要塞嘉峪关。第二次驻肃州时又修整安西城，浚修酒泉湖园林。他提倡兴办书院，命各地方大力兴办义学，恢复教育。在他的大力提倡和捐助下，鸣沙书院、酒泉书院等得到重建和修复。他还常去酒泉书院视察，与师生讨论问题，对有困难的学生解囊相助。
左宗棠从小生活在湘江之滨，对绿树有着特殊偏爱．他为收复新疆而率领湘兵来到西北大漠，看到各族人民由于连年战乱，流离失所，大面积的田园被荒芜，大片果园／树木被砍伐，生态环境受到严重破坏，田野满目疮痍，让人不堪忍受．同时，他和将士们深感气候干燥，寥无生气，而又水土不服，遂命令筑路军队，在大道沿途、宜林地带和近城道旁遍栽杨树、柳树和沙枣树，名曰道柳。其用意在于，一是巩固路基，二是防风固沙，三是限戎马之足，四是利行人遮凉，凡他所到之处，都要动员军民植树造林，并且制定保护树林措施，严加执行。据说当时湖湘子弟在栽种树木时，每棵树上都挂有栽种人姓名的牌子，负责保栽保活。在道路两旁新栽的树上还每隔一段距离就挂一盏灯笼，免遭晚上车辆撞坏。
他要求，凡大军过处必植树，军士人人随身带着树苗，一路走一路栽，与军士一样，亲自携镐植树。据他自己记载，光是陕甘交界的长武县境起到甘肃会宁止，种活的树就达２６．４万株。自古河西种树最为难事，可是在他的倡导督促下，泾州以西，竟然形成倒柳连绵数千里绿如帷幄的塞外奇观。
他还对酒泉通往新疆的道路普遍进行修整和拓宽，沿路所修的石桥、木桥不计其数。
“大将筹边未肯还，湖湘子弟满天山，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这是左宗棠的老部下和同乡杨昌浚，途径甘新大道时看到一路湘军所植道柳，除戈壁外，皆连绵不断，直拂云霄，触景生情，深有感触而写下的诗句，称赞了左公在西征期间动员湘江子弟在沿途广种榆柳，绿化边陲，开花结果的壮举。
在守土卫国中立下赫赫战功的左宗棠，留给大西北的不仅是英雄战绩和完整疆土，还有沿着丝绸之路茂密的柳树。前人栽树，后人乘凉。为纪念左宗棠为民造福的不朽功绩，后来人们便将左宗棠和部署所植柳树，称为“左公柳”。
有关左宗棠植柳的事，在民间还有一个传说：有一天，左宗棠在肃州城里巡视，发现有个农民骑驴进城后，将毛驴随手拴在了柳树上，而毛驴则悠悠然地啃起了树皮，左宗棠很恼火，当即下令军士把毛驴牵到鼓楼前斩首示众，并张贴了告示告诫民众：“今后若有毛驴毁坏树木者，驴和驴主同罪，一律斩首！”据说此告示一出，再无犯者。左宗棠斩驴护树的义举一时传为美谈。
如今在西汉胜迹景区内，还有一颗三人才能够合抱的左公柳，这棵粗大的垂杨柳虽然皮爆体裂，疮痍昭昭，然而却苍劲虬韧，铁骨铮铮，每到夏秋时节，绿荫匝地，显示了固守绿洲的顽强生命力。
左公柳，抚玉门晓
塞上风光好
天山融雪灌田畴
大漠飞沙旋落照
沙中水草堆
好似神仙岛
过瓜田碧玉丛丛
望马群白浪涛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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