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麗群耐心為她解釋母嬰阻斷技術，悉心跟蹤小陳的服藥情況，解決小陳妊娠中隨時出現的問題，2015年，小陳順利產子，2017年，小陳的二胎也順利出生。小陳說：“我做母親的每一步艱辛與喜悅，都有杜護士長陪在身邊，是她給了我信心。”
以下是來自杜麗群的自述。
工作再難也得有人去做
我知道大家不理解。沒人願意去這個剛組建的艾滋病科工作，但艾滋病科工作的開展又迫在眉睫，既然別人不敢做、不願做，就讓我來吧。所以，我就去了。
我記得，有一對來看病的夫妻，剛結婚不久。妻子是被丈夫感染了艾滋病。妻子一直說：“我連小孩都沒有，我就這麼走了嗎？”丈夫是家裡的獨生子，一直擔心如果他不在了，家裡父母怎麼辦。當時我見到他們，心裡很不是滋味，因為我看到他們的絕望和無助，所以下決心去幫助他們。
有些工作很難，但總得有人去做。難題就擺在那裡，去做出改變，才有解決的可能。
艾滋病護理最難的不是身體
而是精神
2005年8月，我遇到了我護理生涯中的一個最大挑戰。艾滋病患者阿友是一個全身潰爛的病人，身上幾乎沒有一塊皮膚是完整的，每次翻身，潰爛的皮膚都會粘在床單上。當時我們科很多小護士都是剛從學校畢業，看著體無完膚的阿友，沒一個人敢上前，連陪護阿友的家屬聞到惡臭後也紛紛避讓。
我就自己穿戴著防護設備到阿友病床前護理，操作時聞到惡臭覺得陣陣噁心的時候，真的實在受不了我就會跑到衛生間嘔吐，然後回來接著護理。畢竟，如果當時我不以身作則，護士們就更不敢去了。如果連我們都打退堂鼓了，艾滋病患者就真的沒有地方看病了。
“對待艾滋病患者，我們要以心換心，以愛抗艾。病人們的求生慾望都很強烈，只有我們不放棄，他們才不會自暴自棄。”這是我經常對我的護理團隊說的話。
我發現，患者對“艾滋病”這個詞普遍比較敏感和忌諱。因此，我講話就比較注意。我經常用“我們這個病”代替艾滋病三個字，很多病人聽了就會覺得我在照顧他們的感受，就會很信任我，把心裡話也跟我說。
很多病人是因為靜脈注射毒品感染艾滋病。對於這些病人，跟他們溝通的難度比其他病人更大。毒癮發作時，這些病人什麼事情都做得出來。很多患者沒錢吸毒就會偷東西，偷病房患友的手機，偷醫生的手機。有時候抓住他偷手機，問他在幹嘛，他就說：“我想看你手機是什麼牌子呀！”
一次，我遇到一個病人，已經出院。但是他又回來叫我給他打針。打針需要醫生醫囑，他不是病人，我知道他肯定是為了打毒品。吸毒的病人，手上腳上的表淺靜脈都打完了，沒有辦法打毒品，他希望通過我們的靜脈注射打毒品。我拒絕了他，他馬上從身上掏出了注射器說：“你是不是想得艾滋病。”我當時也很害怕，想跑開。但是想到如果我走了，旁邊還有那麼多醫生護士家屬，他們都很年輕。如果這個人亂來，後果不堪設想。我就硬著頭皮和他周旋，逐漸讓他平靜下來，和他交心。我發現，其實這些病人很希望獲得關注。
我感覺，越害怕病患的行為，他們越容易做出危險的事情，所以一定要和患者耐心交流。要為患者“治身”，更要為他們“治心”。無論面對危險還是絕望，溫暖能化解所有冰封的心。
我想讓世界少些對艾滋病的偏見
全國有關艾滋病防護知識的宣傳，每年12月1日都會開展。但是懂艾滋病的人早就懂了，不懂艾滋病的人依然不懂，尤其是在偏僻的鄉村，農民工比較聚集的地方，還有中老年人群體，防護意識非常淡薄。
2017年12月，我去高校參加活動，開始遇到一些問題。談到“性”，很多年輕人覺得不好意思，想得很淺，但是在跟我們進一步的討論中，他們會發現“性”包含的不僅是愛情，更是對自己和下一代的健康負責，很多年輕人聽了都會很理性地對待這個問題。
我想讓世界少些對艾滋病的偏見，擁抱他們，我想為這個特殊群體奉獻特別的愛，為每一個生命的尊嚴與希望站崗。
2013年，杜麗群獲得了我國衛生系統授予個人的最高榮譽——白求恩獎章，2015年在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66週年之際，她作為基層民族團結優秀代表，受到了習近平總書記的親切接見，2018年，接連獲得了全國三八紅旗手等榮譽稱號。
無論她獲得多少榮譽，拿到多少勳章，她永遠是艾滋病患者心中那位“杜媽媽”，依舊不忘初心奮戰在“生命的禁區”，揮舞著“紅絲帶”。
很多難題，總要有人去解決，既然選擇了，就要堅持下去。這種“為患者兜底”的信念，支撐著杜麗群度過抗艾一線的無數日夜，也讓我們觸摸到醫者那顆柔軟而堅定的仁心。
校審丨劉飛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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