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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旱冰场上的舞者篇
旱冰场场面不大，大约十五米见方，呈椭圆形。地面是用水磨石打磨而成，看上去溜光溜光的。旁边有一圈铁栏杆围着。不少人溜累了，就往铁栏杆上一靠，权当歇息的好去处。更多的人，则是把铁栏杆当成了游泳时的救生圈，手抓得牢牢，生怕一松手就跌倒了。这真正是一般初学者的“看家本领”。
会溜的就不是这样了。他们几乎可以称得上是真正的舞者。有的手舞足蹈摆着姿势像陀螺在原地旋转，有的大鹏展翅似的在冰场里飞来飞去，有的牵着女人或小孩在场地里玩着双飞燕，腿与手时起时伏，一刹那，便成永远。很是赏心悦目，让人动容之余，羡慕不已。
我的一个邻居，是比我大八九上十岁的哥哥。他很是热爱这项运动，也颇精于此道。他个子高挑，胸脯笔挺，白白净净，在场地上溜冰时，动作协调，舒展流畅。他从容不迫的样子，常常会赢得许多赞赏和追捧的眼光。
有一次，出于好奇，我对他说；“大哥，我想跟你学溜冰。”他没有直接回答我同意或是不同意，只是问了我一句：“你家里同意吗？”我老实告诉他：“没有。”他又说：“要学，首先要家长同意，其次，要有恒心。”并补充说：“你别看我现在溜得像模像样，其实，我是跌倒了好多次之后，才会溜的。最厉害的一次，是我把自己的腿都摔断了。这代价，你肯付出吗？”
我一时哽塞，无语以答。
不久，一场声势浩大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这项因被称之为封资修的贵族运动，自然逃脱不了被革命、被关闭的命运。我的那位邻居大哥，他也由此而销声匿迹了。
我居住的街是一条国民党执政时的老官街。一条路从北正街蜿蜒着向西、向明德中学方向延伸。路面不宽，刚刚可以并排走两辆黄包车。沿途有几株苦楝子树，不时有一些细小的叶片随风慢慢落下。
西园民居老照片。第一栋房屋原为国民党少将官邸，作者儿时曾居住于此
旁边是一栋接一栋两层楼高的小楼房。一张接一张的石库门紧挨着，做工精致而考究，厚厚的青砖墙和幽深的庭院暌隔着环肥燕瘦的流言。于是乎，家与家之间平添了几分威严的衙门气息。房子里住着不少大户人家，按当时的话说，就是住着不少国民党的所谓残渣余孽，即上至将军，下至宪兵大队长等一大批所谓历史反革命分子。
因此，这条街不自觉地成了“文革”的重灾区。大哥的家离我家不到五十米。我多次看见他和他的那些同伴们戴着红袖章，在街上横冲直闯。更让人难于理解的是，他居然带着他的同伴就在这条街上抄家——今天抄东家明天抄西家，好像还没完没了。当时，我大吃一惊。后来问街坊邻居才知道，他和他的同伴受人蛊惑后，凭着一腔热血，一起参加了一个红卫兵组织。
后来随着运动的不断深入，我又看见他戴着一副塑料圆框的遮风镜，骑着边三轮摩托，腰里还别着盒子炮，在街上擂来擂去。那画面真像电影里鬼子进村。老实说，如果我当初不认识他，现在肯定认不出他了。问街上的熟人，才知道，他又参加了一个名叫青年近卫军的组织。
双枪李向阳手里的盒子炮（驳壳枪）
他在街上的招摇，比之在溜冰场上的表演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也确实引起了不少街坊的反感。当时，群众组织分为两派。青年近卫军、“六号门”等组织是造反派，而“工联”、“高司”等组织则是保皇派。两派之间的明争暗斗，从一开始就由各自组织的性质确定了。后来为了争夺地盘，甚至还上演了一场又一场真刀真枪的打斗。比如发生在中苏友好馆附近的厮杀，就以留下多具“高司”人的尸体而告终。
有一段时间，我当了姐姐的跟屁虫，早出晚归，因而很少看见他了。记得大约过了好长一段时间，也一直没有见到他。出于好奇，我问了大人们，他们才露出口风说他已经死了。并说他是从长沙去坪塘驰援当地造反派，被当地的保皇派用冷枪打死的。死时刚刚年满二十岁。刚听大人们说起此事，我就朦胧地感觉到了生命的无常。也为一个年轻的生命就这样成了政治运动的牺牲品，且就这样毫无意义地从地球上消失而感到惋惜。
我重新看到溜冰场的时候，已是几年之后。那时武斗已经平息，而“文革”尚未结束。溜冰场还冷闲着，光滑的场地已经落满厚厚的尘土，有些裂开的缝隙中居然稀稀落落长出了半尺深的杂草。过了好一阵子，就看见有几个人开始在这里搭建大约三十公分高、四十公分宽的木梯台。后来又有人在上面扯起绳索，细细密密地编织成网状。再过不久，赫然发现一批大小不一的花盆被整整齐齐地摆上去了。久而久之，一个育苗的花圃园地就初具规模了。
花草给溜冰场增加了绿意。但是不是同时也给当时的人们带来了绿意呢？在我的印象中，除了极个别逍遥派有一些闲情逸致，不时来看看外，很少有人光顾。
溜冰场从此就这么荒着。随之而来的便是另外一种场景了：花盆溢出杂草，杂草萧萧覆盖整个溜冰场，木架子向天发出溃烂和腐败的气息。
我相信，一次朴实无华的回忆，恰似一次心灵的洗礼。在大彻大悟中我终于清醒：一切语言都是苍白无力的，只有丰富多彩美轮美奂的生活，只有免难的岁月和年华，才是生命的本真与极致，才是烙在人们心灵深处一道不易抹去的真实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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