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才“帽子”是太多了还是太少了，这是一个问题。
最近无论懂不懂，讨论学者头衔的文章挺多，当然以抨击者居多，比如一位读金庸出名的老兄写了一篇“如果长江学者遇到金沙江学者”会如何的文字，大意是目前的人才帽子种类繁多，自从“长江学者”诞生后，每个地方为了设置人才“帽子”可以说是携三山追五岳，几乎将各地的名山大川都瓜分了，颇有点像金庸小说里江南七怪、黄河四鬼等江湖尊号，看这架势都可以开一场武林大会了，算是结结实实的将目前国内的人才政策调侃了一把。
这里首先需要纠正一点的是，1998年最早由李嘉诚先生捐资设立的“长江学者奖励计划”中“长江”英文翻译是“CHEUNG KONG”，是按粤语发音音译过来，是指李嘉诚退休前所管理的长江实业集团，类似于西方的讲席教授，这在欧美学术体系中很常见的一种人才头衔。
比如去年在学术圈里非常热闹的一件事情，就是号称清华女神教授的颜宁“归海”受聘于普林斯顿大学分子生物学系，担任雪莉·蒂尔曼（shirley M Tilghman）终身讲席教授，当时大多数人的舆论情绪都集中在她归去来兮的叹息或者离去的八卦上了，很少人去真正了解颜宁赴任这个职位的含金量。普林斯顿大学在2016、2017连续两年力压哈佛、耶鲁排名全美大学第一，雪莉·蒂尔曼女士不但是世界著名分子生物学家，也是普林斯顿大学建校200多年来的首位女校长，就任用她名字命名的终身教席，不但是所有该领域专家的理想，也是对于此人在该领域的承认和褒奖。另一个方面来说，如果没有这个“帽子”，普林斯顿大学想要将颜宁这位39岁的未来科技之星纳入麾下，恐怕也没有那么容易。
从这里引发开去，必须要讲到影响西方学术几百年传统的“捐赠讲席教授”制度。在美国的学术体系中，讲席教授(Chair Professorship)是位于正教授(Full Professorship)之上的一个头衔，获此头衔的学者都是在各自领域杰出的教授。美国的研究型大学中几乎所有的院系都有讲席教授，大的院系可能会有好几位讲席教授，有的学术地位特别高，有的仅高于一般教授。在英国，各大学的院系也多设有讲席教授，讲席位置和名称不同，对应的学术荣誉不同，工资待遇也不一样。最为传奇的讲席教授席位莫过于英国剑桥大学的“卢卡斯数学教授席位”。从1663年接受国会议员亨利·卢卡斯的遗赠设立至今，350年来，担任过这个席位的科学家包括伊萨克·牛顿、保罗·狄拉克以及斯蒂芬·霍金等。
对于欧美国家来说，这是实实在在的人才“帽子”，不但标志着你的学术地位，保障你的研究资金来源，也体现了你的社会地位和学术成就，而欧美大学的校长为了招揽和留住人才非常重要的一个工作，就是通过各种“化缘”吸引社会的捐赠设立讲席教授的位置，以巩固自己大学的学术实力、教学质量和社会影响力。
美国研究型大学中单个名校的讲席教授的头衔数量可能都比我们国家的某个人才计划项目或某省的人才计划项目所有帽子加起来都要多，更不用说它们的州立大学也会设置这样的头衔了，只不过咱们大多是用名山大川命名，它们是以人名冠以头衔罢了，如果说现在很多人看着中国的帽子就“乱花渐欲迷人眼”，那到了美国估计就会陷入头衔的“汪洋大海”中不能自拔了。
也许，有人会不服气问，国外有讲席教授，国内也有啊。没错，自2001年清华大学在中国最早设立捐赠讲席基金后，这个制度也慢慢在国内不少大学中生根发芽，但遗憾的是，国内高校的讲席头衔在中国有些水土不服，不但不被老百姓和社会舆论所认同，甚至连自己学术圈也并不认头，不免有些尴尬，这样就与欧美话语体系中的讲席教授完全不能同日而语，给予人才的“光环”也黯淡了很多。
到这里国外人才头衔这个话题并没有结束，因为捐赠讲席仅仅是海外人才帽子的一个组成部分，国外也有类似于国内“杰青”一样由政府部门主导，与基金合作的人才项目。比如美国联邦政府就有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设立的Career Award, 和能源部、宇航局、海陆空三军研究署、乃至DARPA等单位设立的各种杰出青年基金，而民间的麦克阿瑟基金会等也都有自己相应的人才项目。
那么国外人才头衔多就一定是对的吗？当然不一定，所以我们应该要具体的分析这个问题。
国内目前舆论抨击的焦点主要集中于头衔泛滥和要唯帽子论（要帽子不要里子），而且主要在后者身上，这个潜台词很有点像有帽子就没有“里子”。我其实很想反问一句，没有帽子就一定有里子吗？很多诟病“唯帽子论”的学者恰恰是没有学术成果的，再进一步，有些文章抨击高校人才引进看重“帽子”，还直接与待遇挂钩，只要是真才实学的帽子，高校当然要比普通没有帽子的更加重视，给予更高的待遇，这并没错啊？
反过来说，如果不要帽子，不看科技成果，不看发表国际著名期刊论文数量，那么评判人才的标准是什么？那岂非又回到论资排辈，学术大锅饭的时代了？
同时你会发现，这两点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既然“唯帽子论”，说明帽子稀缺，那么怎么还会“头衔泛滥”？既然头衔泛滥，帽子必然贬值，又怎么会唯帽子论？
要注意的是，科学的评判标准不像选代表，所有人都可以竞选，所有人都可以投票，无论是科技成果还是科技人才都是科学共同体来评判的，有一套比较严格的评判体系和审核标准。因此无论是国内的院士、长江还是千人、杰青，你可以去研究每个人的履历，无论是学术论文的水平还是科技成果都是有目共睹的，很多人诟病学术论文的问题，很遗憾，在基础研究领域，论文是国际通行的学术货币，也是全世界学术和科技人才评价的通行标准。
人才“帽子”是先进，榜样，同样也是目标，可以激励着年轻的科技人员去追求，从而高标准的去要求自己，同时作为取得成果的一种褒奖和承认，本身就有优胜劣汰的意思，那么它当然是一种稀缺品，如果人人都有“帽子”，那么还要“帽子”干嘛呢？
所以根本就不是帽子的问题，而是戴帽子的人要名符其实，及怎么戴和戴多少更符合实际，更能适应国家发展水平和人才需求的问题。还有就是管理部门不要用帽子评价其他或无限扩大帽子功能，不要扩大帽子带来的利益。
再回到中国人才头衔到底是多还是少这个争论上，其实还真不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依然要有个标准，因为多和少都是相对的，从经济学角度来说要看供需之间的关系。
有这样几个维度提供给大家：首先，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人口基数。其次，中国高校数量居世界第二，也是亚洲拥有世界百强大学最多的国家，在校生规模达到三千多万人，居世界第一。再次，中国现已成为世界最大博士学位授予国家。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中国在大国崛起的过程中，需要大量的海内外高层次人才，而近年来从中央到地方都高度重视人才工作，将其称之为战略资源或者第一资源，在各项人才激励政策的吸引下，大量的海外高端人才纷纷涌入国内。
看到这些数据，你还觉得国内人才帽子“泛滥”吗？我们还有多少帽子能够留给海外以及国内的英才？
因此，国内的“帽子”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即便你想要，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是面子是里子拿出来看看，也要提供足够的赛道啊，而帽子就是获得前几名的奖牌，目前国内种种人才乱象，恰恰是很多有能力的学术人才因为“帽子”太少而无用武之地造成的。这里需要解释一下，很多人会在这里打一个问号，为什么没有帽子就会导致一些学者无用武之地呢？因为“帽子”往往意味着科研经费和资源整合能力，理工科类的研究如果没有经费支持和研究资源在如今的科研环境中几乎是无法想象的。
想要解决这些问题，需要重新梳理我们的人才政策，反思对人才头衔的认识，这样才能纲举目张，顺理成章，解决目前问题可考虑从以下几点入手：
应该倡导更多成功的企业家、公司、基金会投入到中国人才公益事业建设中来，借鉴欧美人才基金会的经验，根据自身情况和企业所在领域，由政府部门主导或者与高校、科研院所设置专项的人才基金和头衔，一方面可以让这个领域的学者安心于研究，另一方面也很有可能会有研究成果反哺于企业发展，一举两得。
这样做可以有效地对人才头衔实现分层，并对一些不太被重视但对国计民生都有重要意义的领域产生积极的效应。
各项评估指标，无论是重点实验室还是“双一流”，应该与科技成果挂钩，而非以“帽子”挂钩，打破帽子的功能性作用。
各种高级别的“帽子”尽量隔离使用，比如评上“长江”就应自动脱离“杰青”，或者评上某项就不能再参评另一项，这不仅仅是为了省出帽子，更重要的是防止“通吃”现象造成新的不平衡。
各项学术评审工作应该尽快落实国家《关于分类推进人才评价机制改革的指导意见》，引入第三方机构引入随机评审和环评，消解因圈子造成的各种“近亲繁殖”问题，更好地解决人才评价机制中存在分类评价不足，评价标准单一，评价社会化程度不高等突出问题。
综上所述，中国的人才“帽子”相比于我们国家的具体情况不仅不多，反而是太少了，但核心问题还是怎么戴和如何设置，根本目的还是如何更好地实现的科技发展和任人唯才，因此要倡导更多的社会资本引入到人才发展公益基金的设立中来，实现人才头衔的分层和稀释，并引入第三方评价制度使其评价体系更加合理。
作者丨李志民 系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副会长兼人才发展专委会理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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