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2年，同治皇帝批准李鸿章的奏折，正式同意成立招商局。奏折是批了，头疼的事还在后面，因为老佛爷“准奏”后面还有一句话，“朝廷手头上也紧，你自个儿想法子去吧。”这叫政策照给，资金自筹。
当晚李鸿章找来造船界巨子朱共昂，即后来的招商局董事长，商量如何解决资金问题。两人先按官场习惯相互兜圈子，尽量摸清对方态度，最后不约而同提到一个人：容闳。
容闳是清政府首批官费留学生，著有《西学东渐记》，他计划以股份制形式创办造船厂，并拟列《联设新轮船公司章程》，这是中国最早模仿西方股份制筹组股份公司的设想，章程报到总理衙门后由于多方掣肘未能通过，但给李鸿章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对着这份章程两人反复酝酿并形成一致意见：按此法进行。
于是，轮船招商局成为近代中国第一家发行股票面向社会筹集资本兴办的新型股份制企业，号称“中华第一股”。
清人炒股也疯狂
招商局的原始股每股为100两白银，当时1两白银约值人民币60元。也就是说它的股价是每股6000元！更惊人的是，到了1882年，它被炒到每股265两白银，折合人民币15900元！这么高的股价也有人敢买，说明古人与现代人炒股同样疯狂。
1876年轮船招商局重新改组后，在清政府贷款支持下，以222万两银子整体收购了气焰嚣张的美国旗昌轮船公司，轮船数一下达到三十余艘，成为当时在华轮船公司中单家轮船数和吨位数都居第一位的轮船公司。受它的影响，1880年代初掀起了一股兴办股份制企业的高潮，并催生了中国第一家带有证券交易所雏形的股票公司——上海股票平准公司。
股票这个新名词在很短的时间就被人们广为接受，购买股票颇为踊跃。如轮船招商局、开平煤矿等企业，有朝廷大员支持，不愁资金，不愁销路，属于国企绩优蓝筹股，格外受到青睐，每股都增长两三倍之多，其他资源类股票如湖北长乐、鹤峰等铜矿股也增长了一倍半左右。
大清臣子们的想法或许与今天的人一样，认为炒股就能赚钱，因此只要有新股发行，哪怕是些中小企业，也一哄而上竞相争购。
风险正慢慢积聚，一是不少发行股票的中小企业尚处于起步阶段，前景难以预料；二是许多股民和现在一样，并非只用自己的积蓄炒股，因为有把握赚到钱，自然放心大胆地借钱，有的向亲戚朋友借，有的向同僚借，还有的大户干脆向外国银行和钱庄借——这已经相当于现在的融资拆借，然后抢购股票。
一时间上海有点“全民炒股”的味道，当地居民所谈的无一不是股票行情，很多股民在上海四马路和大新街转角处的惠芳荣楼聚会，形成“炒股茶会”，在茶会上，他们互通消息，口头拍板成交。
1884年初，酝酿已久的股灾破土而出，露出狰狞的面目。
一家名为金嘉记丝栈的大商号因经营不善突然倒闭，这就苦了四十多家提供贷款的钱庄，因收不回贷款，头寸不足，为安全起见钱庄老板们宣布暂停借贷，使得几十家企业因缺乏周转资金先后破产，同时将二十多家钱庄拉下水。
同年12月，中法战争打响，国内形势十分紧张，外国银行和山西票号停止拆借资金给钱庄，这一来资金链彻底断裂，爆发了金融危机。全国钱庄从78家陡降至10家，破产关闭的企业商号多达400家，股票价格一泻千里。市价炒高至265两的轮船招商局股票降至90两，而各省的矿业公司股票更是分文不值。上海人第一次尝到炒股的苦头。
1910年的夏季，大清政府为拯救股市忙得汗流浃背。
那一年，席卷全球的橡胶股市“奔牛”终于趴下，熊市卷土重来。东南亚橡胶企业,约有1/3在上海上市,令上海成为全球橡胶股市的“发动机”之一,吸纳的中国资金高达4000多万两白银，将近国家财政年收入的一半。
如今，“发动机”骤然停火，股票狂跌。正元、谦余、兆康三家钱庄，率先于7月15、16日两天倒闭。这三家钱庄的庄主，把钱庄当做私人提款机,滥发庄票，大肆炒作橡胶股票，结果股市狂跌后，造成数百万两资金被套，周转失灵,只好关门大吉。
上海市面立即大为恐慌。外资银行见状,为免遭受池鱼之殃,准备收回拆借给中国钱庄的所有资金，这等于是火上浇油。随后,森源、元丰、会大、协大、晋大等钱庄相继倒闭
在危机面前，上海地方政府的行动可谓相当迅速。在正元钱庄等停业的当日，就将相关钱庄的有关人员及账本等控制羁押。上海道台蔡乃煌与商会人士紧急磋商，决心政府救市。
7月18日，蔡乃煌携商会会长周金箴乘坐专车前往南京，向上司两江总督张人骏汇报请示，返途中又到苏州向另一上司江苏巡抚程德全请示。当时钱庄的信用已经崩溃，从外资银行再借款的话，必须由政府出面进行担保。张人骏立即电奏中央，北京随即批示，同意由政府出面担保钱庄从外资银行借款，以维持市面。北京外务部将此救市决定照会各国驻华公使。
8月4日，汇丰、麦加利、德华、道胜、正金、东方汇理、花旗、荷兰、华比等九家外资银行，向上海借出了总数为350万两的款项，钱庄则将相应数额的债票押给银行,由上海道台在债票上盖章背书，作为政府担保，钱庄还款后债票交道台注销。这么大笔的紧急借款，各外资银行并未趁机收取高息，年息只有4厘，大大低于市场行情，等于是金融援助。但为了防止“大清特色”的人亡政息，合同中特别约定了本项借款“由现任道台及后任道台完全担保”。
在出面担保借款之外，清政府亡羊补牢,抓捕各犯案金融机构的责任人。当时最重要的责任人、正元钱庄的股东陈逸卿，因是外商的买办，受到美国政府的庇护，拒绝由中方进行审讯和逮捕。而兆康钱庄的股东唐寿江曾经花钱买过三品的道台顶戴，也算是个“红色资本家”，两江总督张人骏只好先请旨将其革职，然后查抄家产：但刚脱掉了这位唐寿江的“红”帽子，又发现他还戴了顶“蓝”帽子：他已经加入了葡萄牙国籍,拿着洋人的“派司”,是外籍华人了。张人骏也不示弱,赶紧“依法办事”，查出了葡萄牙民法有明确规定，不准他国的官员申请入籍,而唐寿江毕竟是大清国的堂堂三品道员，正好不符规定,照抓不误。
一边借款，一边抓人，眼看在政府的干预下，上海的市面稳定了下来。但上海的股灾幕后，还有着政府行为失措的深层原因。
作为中国乃至远东的金融中心，上海不仅集纳了中国民间的大量资金，而且清政府的主要海关收入及对外的巨额赔款也都集中于此。1904年,大清商务部就盯上了这笔国有资金，向慈禧太后打了个报告，说这笔国有资金闲着也是浪费，不如在动用前先拿来生息，算下来每年可得近50万两，划给商部使用，就可以推行一些新政，这“实于商务大有裨益”。在官员们信誓旦旦下,老佛爷便同意了将上海的国有资金投向“殷实庄号”生息。表面看来，这是一桩官民双赢的好事，但如何选择“殷实庄号”、利息如何计算，就完全属于经办官员们“研究研究”的范围内了。在上海的橡胶股票投机狂潮中,这些巨额的国有资产，自然也通过“殷实庄号”的渠道，大量地流入了股市，对股市起到了巨大的哄抬作用。
危机的第二冲击波来自上海最“牛”钱庄源丰润。源丰润老板严义彬不仅是个“红顶商人”，而且“红得透顶””：他的钱庄吸纳了大量国有资金的存款，甚至连由政府担保、刚从外资银行借到的救市款，也有很大一部分先存在它的户头上：更为牛气的是，纯国资的海关收入，按规定应存在官银号中，但海关银号“源通”也是这位严义彬名下的资产。这样“又红又专”的钱庄，在危机中便俨然中流砥柱，而官员们也是以维护老严就等于维护上海的稳定这样冠冕堂皇的理由，将公款尽量长时间地留在它的账上。问题是，“牛”透了的源丰润却已外强中干：严义彬的另一钱庄德源,在股灾中亏损严重，源丰润的资金被大量抽去挽救德源，源丰润其实已经被蛀空。
被蛀空了的源丰润终于被一阵来自北京的微风吹倒。9月27日,是清政府向西方列强支付当期“庚子赔款”190万两的最后日期：但在还剩9天的时候，上海道台蔡乃煌突然致电财政部，说赔款专用的200万两白银都存在各钱庄，无法提取,请求由大清银行紧急拨银200万两垫付。度支部认为，这是拿稳定市场作为借口,骨子里是地方官们“罔利营私”,立即对蔡乃煌进行弹劾,并警告说:“倘此次无银应对，外人必有枝节，贻误不堪设想。”一看可能惹出外交麻烦，中央被震怒了，立即下令将蔡乃煌革职，并命令两江总督、江苏巡抚等会同蔡乃煌，必须在两个月内将所有经手款项缴清。
巨额公款提取后，源丰润终于轰然而倒，余波殃及全国。清政府无奈，又只好出面救市：一方面从大清银行紧急调款100万两到上海，另一方面再由政府出面担保，从汇丰银行借款200万两，给各钱庄应对危机。张人骏、程德全等高官，也奉旨亲临上海“灾区”现场办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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