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条约》签订后，英国、美国、法国先后在上海设立租界，英美法三国在租界建立了“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1901年，在美国租界提篮桥地区的长阳路、舟山路、昆明路、保定路之间的地块建立了规模宏大的“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务处监狱”，俗称“提篮桥监狱”。
主要建筑有2栋4层的监狱楼，牢房480间，加上食堂、办公楼、医务所等，总共占地10亩。后来不断扩建，到1935年，占地面积达60.4亩，有10栋4至6层的监狱楼，约4000间牢房。由于建筑精良，规模宏大，号称“远东第一监狱”
监狱建在租界，典狱长都是英国人或美国人，在狱中工作的多是英国殖民地的印度人，亦有少数白人。因为印度人头上扎着红布，被上海人称为“红头阿三”。1930年6月，因为被印度看守们敬重的一个人，没有被任命为负责人，以致引发200多名印籍工作人员罢工，英国典狱长一怒之下把所有参与罢工的人一并开除。为了填补劳动力的不足，开始大量招聘华人，使中国籍看守数量逐年增长。
租界内自设监狱，侵犯了中国的司法主权，但也为中国革命者提供了一块栖身之地，提篮桥监狱最早关押过两位名人是章太炎和邹容，两人都因在《苏报》上发表反清文章，使清政府震怒。清政府本想引渡两人，对他们进行单独审判，但因为《苏报》社在上海公共租界内，清政府只好在租界内起诉两人，结果判处章太炎监禁三年，邹容监禁两年。若由清廷判决，两人必定会被判处极刑。
很多中共的领袖都曾在提篮桥监狱服刑，因为中共革命者在被捕后，通常使用化名，虚报身份，所以身陷提篮桥监狱的很多重要人物都没有被判重刑，不久即获释。
1937年，日军攻占上海，租界沦为孤岛。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占领租界，接管了提篮桥监狱。
抗战胜利后，有一批汉奸被关押在提篮桥监狱，曾任“汪伪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的梁鸿志、汪伪浙江省省长傅式悦，汪伪副总警监苏成德，上海‘黄道会’头目常玉清”等人既在其中。经审判，梁鸿志等人被判处死刑，在提篮桥监狱执行。这里此前从没枪决过犯人，只好临时将监狱的一块菜园子改造成刑场。
提篮桥监狱原来用于关押外籍犯人的一栋楼房被盟军借用，不少重要的侵华日军将领都曾是这里的住客。1946年初，美国军事法庭首次在中国境内审判侵华日军，法庭判处日军第34军参谋长镝木正隆少将等5人死刑。日本汉口宪兵队司令福本龟治大佐等12人被判处有期徒刑。在上海被判处死刑的日本战犯，大都在提篮桥监狱中被执行枪决，如日军情报机关重要首脑芝原平三郎，崇明日本宪兵队特高课课长中野久勇等14名战犯。此外，在提篮桥监狱关押期间，日本在台湾的最后一任总督安藤利吉服毒自杀，日军第六方面军司令冈部直三郎突发脑溢血，死于狱中。
1947年2月，臭名昭著的日军陆军中将，南京大屠杀主犯之一，谷寿夫从提篮桥监狱转至南京后，被判处死刑，1947年4月26日，被枪毙于南京雨花台。
陈碧君
1949年5月，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接管监狱后，将其改名为“上海市人民法院监狱”。随后，汪伪政权的“第一夫人”陈碧君从苏州转移到提篮桥监狱，编号20304。因陈璧君是同盟会元老，作为一个特殊的犯人，各方面受到很多优待。到1959年去世为止，在这里住了十年。
1951年5月，提篮桥监狱划归上海市公安局，更名为“上海市监狱”。1954年10月起，提篮桥监狱向外国来宾开放参观，是新中国首批对外开放的监狱之一。1983年7月，提篮桥监狱又划归司法系统。1995年6月，更名为“上海市提篮桥监狱”。1999年12月，在提篮桥监狱内的一幢6层高的当年关押、审判、处决过日本战犯的监楼内建起了反映百年以来上海监狱和现状的“上海监狱陈列馆”。2013年，提篮桥监狱的早期建筑被国务院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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