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百年潮》雜誌 2009年第8期
作者｜顧邁男
原題《當年採訪數學家陳景潤》
數學家陳景潤在從事數論研究工作的資料照片。新華社發
初識陳景潤
20 世紀 70 年代初的一個春日，我在中國科學院參加一次報告會，聽當時中科院負責人武衡在報告中說： “我國年輕的數學工作者（他未講姓名），在數學的基礎理論研究方面，作出了一項具有世界先進水平的成果……”
“哦，他叫陳景潤，病危啦！是個怪人！”
聽了這番話，我心想：既然作出了具有世界先進水平的科研成果，又病危了，此人一定有采訪價值。於是我決定立即找到並採訪陳景潤。
我望著這位採訪對象，驚詫不已。當時已是暮春時節，而他還穿著一身藍色的棉襖棉褲，戴著一頂破舊的藍色鴨舌帽。在場的人大概看出了我的驚訝，便說，陳景潤因為患結核病，常年發低燒，因而這般摸樣。
為陳景潤寫內參
在這之後，大約一個星期的時間裡，我天天到中科院數學研究所，找陳景潤和研究所業務處的負責人等採訪。通過相關資料和大量的採訪，我知道了研究哥德巴赫猜想的大體情況、陳景潤的研究成就和身體、生活狀況。
1742 年，德國數學家哥德巴赫給大數學家歐拉寫了一封信，他在信中提出了兩大猜想，一個猜想是，任何一個大於 2 的偶數，都是 2 個素數之和；第二個猜想是，任何一個大於 5 的奇數，都是3 個素數之和。歐拉給哥德巴赫回信說，他相信兩個猜想是對的，但是，他不能證明。
18 世紀、19 世紀的許多數學家研究過哥德巴赫猜想，但都沒能作出證明，以至到了 1900 年，德國數學家希爾伯特在第二屆國際數學會的著名演說中，把哥德巴赫猜想作為 19 世紀最重要的未能解決的數學難題之一，留給 20 世紀的數學家們解決。然而，要證明哥德巴赫猜想是很艱難的，1921年在英國劍橋大學召開的國際數學會上，德國數學家朗道十分無奈地說：用現今的數學方法，要證明哥德巴赫猜想，是力不可及的……
自從德國數學家哥德巴赫提出那個著名的猜想以來，在 200 多年的漫長歲月裡，前 150 年研究它的工作進展始終不大，直到後來才陸續有了些成果。
我國中科院數學研究所年輕的助理研究員陳景潤對哥德巴赫猜想很感興趣，他興奮地關注著國內外數學家關於哥德巴赫猜想的研究，對人說：“我不想和中國人比高低，我要和外國人比高低！”
陳景潤（右）和數學家華羅庚在一起
在廈門大學讀書時，陳景潤聽老師們說，早在20 世紀 30 年代，華羅庚就研究過哥德巴赫猜想，並且取得了很好的成績，因此，他首先鑽研了華羅庚的名著《堆壘素數論》，不僅讀，而且按照自己的思路演算。後來，他給華羅庚寫了信，附上自己的論文《塔內問題》。在論文中，他對《堆壘素數論》書中的 5 個定理進行了修正。華羅庚看了這篇論文後，問自己的學生、數論組負責人王元等人： “這個陳景潤是幹什麼的？”王元等把聽說的陳景潤大學剛畢業、在廈門大學圖書館工作的情況告訴了華羅庚。華羅庚很高興，認為“這個年輕人很有想法，很有培養前途。”在華羅庚的建議下，陳景潤於1956 年秋天被調入中科院數學研究所工作。陳景潤對我這樣說過：他“是華先生第一個、也是最後一個‘走後門’調來的人。”從此以後，陳景潤更是潛心研究哥德巴赫猜想，甚至在十年動亂中也沒有停止過。
1965 年冬的一天，陳景潤興沖沖地交給王元一篇論文，題目是《大偶數表為一個素數及一個不超過兩個素數的乘積之和》，論文共 200 多頁。經過認真研究，王元認為這篇論文的論證是正確的，同時提出還須進一步簡化。
“文化大革命”中，大多數學術刊物停刊。1966 年 5 月， 《科學通報》僅發表了一頁簡報，公開了陳景潤關於哥德巴赫猜想的研究結果，但對此國內外的許多數學家不相信是真的。《中國科學》復刊後，1973 年陳景潤在該刊發表了作了大量簡化與改進的論文《大偶數表為一個素數及一個不超過兩個素數的乘積之和》，共 20 多頁。王元等人看了他的這篇論文，驚喜地發現：從 1960 年到 1972 年，陳景潤研究哥德巴赫猜想，作出了超越前人的獨創性成果，既超過了國內的水平，也超過了國際上的先進水平。
和陳景潤成為好朋友
1973 年 4 月 25 日凌晨 3 時左右，我們乘坐幾輛小汽車，浩浩蕩蕩地來到中關村數學所的宿舍。穿過暗黑的走廊，來到了陳景潤僅 6 平方米的小屋。門打開後，我們看到陳景潤正在稿紙上書寫，進行數學研究，床上的鋪蓋還沒有打開。見我們來了，陳景潤呆呆地站在床和桌子的狹縫裡，驚恐不安地看著我們這些不速之客。他不知我們的來意，不知所措地沉吟片刻後，結結巴巴地說： “對不起，我……”他解釋他在聽英語新聞廣播，表示他關心政治，並非搞數學研究。他之所以如此驚恐和辯解，是因為那時對他專心搞研究、不問政治進行過嚴厲的批判，他曾表示今後不再搞業務了。他以為我們是半夜來檢查的。
那天，我們突然進入陳景潤的小屋，陳景潤惶恐不安，我也被映入眼簾的景象驚呆了：房內靠牆放一張單人床，床前放著一張三屜桌，桌子上、床上到處都堆放著書籍、資料，窗臺上、地上放著幾個破飯碗、藥瓶子，碗裡剩有幹了的醬油……同行的中科院的同志說，為了節省，陳景潤平時不吃菜，用醬油泡水就著飯吃。 “好長一段時間，陳景潤因患病，發低燒，只拿 80％的工資，而他房間裡的燈夜夜亮著。”見這情景，我的眼睛不知不覺地溼潤了。我無論如何也想不到，在那個所謂“知識越多越反動”的年月裡，竟然還有像陳景潤這樣痴迷於科學研究的人。
剛剛獲得解放的中科院負責人武衡向陳景潤說明了來意，要陳景潤到清華大學檢查病情。陳景潤這才釋然。在這之前，武衡告訴我說，毛主席、周總理，還有江青等，看了我寫的兩篇內參，批示有關部門關心一下陳景潤，並按內參提出的要求，給陳景潤治病……原來，武衡等人深夜造訪陳景潤，是奉命來帶他看病的。
我被安排同陳景潤、國務院科教領導小組負責人同坐一輛車。途中，那位負責人問陳景潤，聽說你在銀行裡存了很多錢？你的生活國家負擔，你存那麼多錢幹什麼？陳景潤聽後，思忖半晌說， “文化大革命”中，數學所的造反派來宿舍把他的存摺都拿走了，最近才還給他。他說： “我身體不好，怕將來退休後生活困難。因此，我把錢都分散存在了中關村附近的幾個儲蓄所裡……”
棉襖裡掏出一個鼓鼓囊囊的塑料袋，遞給那位負責人。隨後，那位負責人又遞給了同去的中科院數學所負責人。
國務院科教領導小組那位負責人問陳景潤：“你這裡面共有多少錢？”
“不知道，現在我的腦子很亂！”陳景潤說。
“這樣吧，我念，你記。”那位負責人對我說。
一張張存單最後算下來，共有 6000 多元人民幣。另外，還有兩塊手錶。
“這些存單請你們所長帶回去，鎖在研究所的保險櫃裡，你在這裡安心養病，等病好了，回到研究所時再還給你。”那位負責人說。
陳景潤聽了，無奈地點了點頭。但是，住院期間，他還是偷偷跑回數學所，要回了那些存單，由自己保存。
向我傾訴出名後的煩惱
陳景潤成名後，當上了全國人大代表。“四人幫”垮臺以後，科學界恢復職稱評定工作，他第一批被評為研究員，中國科學院還在中關村分給他一套寬敞的住房。
不過，即便是這樣，陳景潤仍把我視為知己。有一天，他急匆匆地來到我的家中，對我說，他要結婚了，徵求我的意見。我祝賀了他，對他說，這純屬他個人的私事，請他自己決定。
“陳景潤回來了！”1979 年 6 月的一天，中科院數學所業務處負責人喬立風打電話給我說。我問陳景潤現在在哪裡，喬立風說在他原來那間 6平方米的宿舍裡。於是我趕到了數學所，和喬立風見了面，一起去宿舍見陳景潤。
喬立風說，陳景潤提升為研究員後，研究所給他安排了寬敞的住房， “但是，他仍然不肯搬家呀！”談話間，喬立風陪我來到了陳景潤的宿舍門前。正要敲門，陳景潤已經從門裡邁出來了，笑著邀我們裡面坐。這天，陳景潤上身穿了一件褪了色的中山裝，下身穿一條“的確涼”褲子，留著小平頭，除了人顯得胖些外，和以前相比看不出有什麼變化。宿舍裡，床上、桌上、地上、窗臺上，仍舊堆滿了書。
“你還住這間小房子啊？”我一面環視宿舍的擺設，一面問。
“早就叫我搬家，我沒搬。現在大家住房都很緊張。我只有一個人，這就夠好啦。”
“我還是老毛病，喜歡一個人在圖書館裡看書，有時也參加茶會，但是不多。”他笑著說。然後，他繼續告訴我： “我也同各國科學家交談，印度、意大利、日本的都有。大家在黑板上演算各種各樣的題目。這個研究所分物理、數學、歷史 3 個研究部門，行政負責人是美國人。但是，在這裡工作的科學家大都不是美國人。科學是沒有國界的。著名的物理學家愛因斯坦曾經在這裡工作了 20 多年，最後在這裡去世。我和吳文俊教授在這裡參加了紀念愛因斯坦誕生 100 週年的紀念會。”
“幾個月以來，通過和各國同行共同探討數論方面一些大家共同關心的問題，也增強了相互間的瞭解，這對大家都是有益的。”最後，陳景潤說。談到今後的打算，他說了兩個字—— — “唸書”。
對於成名後忙於各種事務，陳景潤也還是很清醒的。他說： “現在學術活動以外的事太多了，太分散精力了。我非常想靜下來唸書。不然，就要落後了，就要辜負黨和人民的希望了。”然後，他告訴我在美國訪問期間，他收到了中外人士上萬封來信。對此，他很無奈地說： “我很想都答覆，實在沒有時間啊！”
這次採訪以後，我針對當時社會上傳說陳景潤可能在美國不回來了的種種謠言，寫了一篇通訊，題目叫《他還是他》。新華社播發後，1979 年 6月 8 日《人民日報》及各報在顯著位置刊出。
從哥德巴赫提出那個著名的猜想，到陳景潤的論文發表，中間經過了兩個世紀的漫長歲月。陳景潤的研究成果在國內外都產生了很大影響。英國數學家赫胥黎在給陳景潤的信中讚歎說： “啊，你移動了群山！”如今，陳景潤早已駕鶴西去。前些年，他的遺物、手稿被永久地陳列在國家博物館裡，供世代瞻仰、緬懷。他的名字和業績，同中國歷史上所有的英雄人物一樣，將永垂青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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